斯蒂芬斯：近年来，西方民主国家纷纷出现民粹主义浪潮。其背后，隐藏着民众对全球化和大企业避税的极度不满。
有时候，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从资本家的掠夺中解救出来。在缺少约束的情况下，企业变成了垄断机构，创新变成了寻租。今天传奇的“颠覆者”，设立了明天舒适的卡特尔组织。资本主义在有竞争的情况下能够良好运行；可是成功的资本家不太喜欢竞争。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明白这一点，这位美国总统在20世纪初以《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为武器，向工业巨头展开行动。从那以后，反垄断法律时而有效、时而不太有效地保护着消费者的权益，从而使大企业的利润合理化。另一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很难说是左翼分子，他的政府拆分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科技和全球化使这场游戏发生了变化。世界最大一些企业的跨境活动，使维持公平竞争环境变得更难。全球化令避税机会成倍增加，各国之间的税收竞争稀释了维持市场竞争的政治意愿。胆怯的一国政治家不愿与全球巨头和他们富有的游说队伍对抗。是的，他们希望这些公司多交一点税，但不要多到让它们威胁把投资和就业机会转移到别国的程度。消费者和不具有特权的纳税人是输家。市场经济也成了输家。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向前迈出了一步。在命令苹果(Apple)向爱尔兰政府补缴130亿欧元税款之后，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维斯特格(Margrethe Vestager)成了近来的热门新闻人物。如果说这看上去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么应考虑一点：据估计苹果在海外、税务机关手伸不到的地方拥有2150亿美元现金。
经过漫长的调查，维斯特格得出结论，苹果与爱尔兰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税收安排让苹果享受了其他企业没有的优势，这违反了欧盟国家援助规则，削弱了竞争。她说，苹果公司在爱尔兰承担的税率仅为0.005%——不过，正在抗辩欧盟裁决的苹果否认该数字。
这家iPhone制造商并非欧盟委员会的唯一目标。该委员会也在调查星巴克(Starbucks)、亚马逊(Amazon)和麦当劳(McDonald’s)的税收安排对竞争的影响。针对谷歌(Google)在欧洲的活动，维斯特格正在领导一项三管齐下的反垄断调查。谷歌享受着巨大的市场主导地位，其税务问题正受到多个欧盟成员国的审查。
如果说这些企业对调查感到愤怒，那就说轻了。当年的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认为他可与罗斯福分庭抗礼。出于同样的愤慨，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抨击欧盟委员会的裁决是“政治垃圾”。别说什么苹果通过无需对任何税务当局负责的“无国籍”实体转移营业收入了。库克似乎相信，他的公司处在一个比只有政治家或监管者的平面更高层次的平面。政府就应该让开路。在我看来，苹果制造时尚、灵巧的数字产品，但这根本不能使它享受特殊地位。
像苹果一样，谷歌始终坚称自己一直严格履行法定缴税义务。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说法。只不过，企业的责任不仅限于严格遵守法令。市场繁荣发展的社会，是那些尊重比法令更复杂的常规习俗的社会。比如说，谷歌通过把在英国的销售额转移到设在爱尔兰的一家子公司，从而尽量减少纳税额，这或许是合法的。但这并非良好企业公民的作为。这会激起民粹主义反应。借用罗斯福的话：“当财富的聚集导致不公平时，能与其巨大权力匹配的只有民众作为整体的更大权力。”
迄今为止，在富裕民主国家掀起的民粹主义反叛浪潮中，政治家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但在这些运动的背后，隐藏着民众对于全球化和大企业行为的极度不满。无论是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法国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还是意大利的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其民粹主义信条都是经济民族主义：经济体系受到了操纵，所以要架设阻挡全球性资本主义的路障。
公众认为，那些享受着全球化好处的公司，却超脱于对其他所有公司都适用的规则。全球化带来的所有不安全感由普通民众承受。他们对市场信心减弱，而民粹主义者就利用了这一点。民粹主义者拿出的万灵丹就是加强政府管制。
总有一些企业领导人信奉旧日“强盗式资本家”(robber baron)的传统，他们认为，他们的需要高人一等，民主政治是“垃圾”。他们得到了自由论者和拘泥于自由市场字眼的人——这类人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唯一宗旨——的支持。
罗斯福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观点是，资本主义需要合法性。只有当被认为有利于全国民众的福祉时，资本主义才能长期繁荣兴旺。过去如此，现在也一样。要说维斯特格已继承了罗斯福的衣钵还为时过早。但是，所有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它让苹果、谷歌这类公司的成功变为可能——的人，都应该称赞她为了恢复平衡而采取的勇敢行动。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417?fu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