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启蒙思想家曾对中国古代思想家及其学说给予高度评价。伏尔泰谈到中国时曾说：“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到了19世纪，随着西方近代学术的兴起，西方专业汉学开始沿着实证主义的学术研究方法大踏步向前发展。法国汉学家儒莲开始翻译佛教著作；汉学家沙畹则来到中国，尤其通过实地考察华北地区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碑铭成为他关注的重点；沙畹又培育出一批赫赫有名的弟子，其中葛兰言用社会学方法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马伯乐对中国宗教和历史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到了20世纪，欧洲汉学继续前行。法国的戴密微、英国的崔瑞德、德国的鲍吾刚、意大利的白佐良、瑞典的高本汉……这些汉学家为翻译中国典籍、研究中国文化付出毕生精力，留下了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众多著作。
通过了解欧洲汉学的历史，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世界各国如何看待中国，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融合到世界各国的文化之中。有关中国的学问和知识属于世界，已成为世界思想花园中一枝艳丽的花朵。
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欧洲汉学界加强了对中国当代文化的研究。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使更多欧洲汉学家开始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新型文明国家取得发展的重大意义。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化的著作逐渐增多。一些汉学家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也是一个巨大的文明体。中国所提出的文明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展示了中国发展思想的厚度与深度。欧洲汉学界的关注焦点，也逐步从单纯研究中国经济和政治，转向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与文化因素。
400多年的欧洲汉学史告诉我们，汉学发展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有着直接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自身在欧洲的一面“文化之镜”。欧洲汉学的发展变迁说明，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将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而持续增强，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互鉴也将得到进一步促进。
（作者分别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 人民日报 》（ 2019年05月21日 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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