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9日
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 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15年新兴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将是应对发达世界内部在经济和政策上有所加剧的“差异化”。这个挑战将会拉开管理有方和管理不善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同时，就连运行最良好的经济体也会受到考验。它们的回应进而将影响发达国家的前景。
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化有两种主要形式：在经济增长和其他主要经济表现方面的差别扩大；以及，与之相关的央行政策上的分化。
一方面，美国将在2015年继续稳步复苏，提高未来经济起飞的几率，这将有助于解决遗留的举债过重的问题。美联储(Fed)会觉得既有能力，也愿意，让非常规货币政策继续渐进有序地回归常态，在最近退出量化宽松(QE)的基础上，将提供不那么激进的前瞻性政策指引，并从2015年年中开始加息。
但对欧洲和日本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增长停滞和围绕某些国家较长期债务格局的挥之不去的担忧，将会挑战此类国家的经济基线。它们的央行将被迫进一步推出实验性货币政策，尤其是鉴于相关经济体的风险天平由于种种经济、地缘政治、国内及地区政治因素而偏向下行趋势。
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发达世界的这种格局意味着三点：1. G-3汇率波动，包括美元对多种货币进一步升值的压力；2.全球政策紧张风险加剧，要求实行保护主义的政治压力随之增加；3.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周期性发作。
这种环境对新兴世界来说，既有风险，也有机遇。它们在2015年的最终境遇如何，将受到其初始条件和政策响应的实质性影响。
拥有三大特点（弹性汇率制度、雄厚的国际储备缓冲、与美国的贸易往来规模较大）的石油进口国——如印尼和韩国——在进入2015年之际将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中国也一样，其之所以没有进行更激进的汇率管理，只是为了对企业强加纪律，这些企业需要逐渐重新定位，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全面转型的一部分。
如果这些经济体能够推进各自的结构性改革，它们将提高各自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和绝对地位。借助大宗商品价格下滑给经济带来的好处，并利用其可观的自我保险作为应对不可避免的全球金融和汇率动荡的缓冲，这些经济体将强化加快增长和发展成熟的前景。
在另一端，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家将遭遇严重困境，面对衰退、通胀和金融不稳定的三重威胁。拖延实施全面的政策响应，将进一步增加各种风险，包括货币内爆、破坏性资本外逃，以及不断蔓延的进口商品短缺。
债务特征也将成为一个区分因素，尽管不如过去那样重要。
债务额中货币错配程度较高的国家（这个问题有“原罪”之称，指美元债务的本息偿还要求，远远超出借款人产生美元收入的直接能力），将面临比较艰难的时期。美元相对于多种货币升值将加剧这一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债务到期结构不利（未来18个月要进行大量偿付）的借款人。
幸运的是，这不太可能导致1994-95年、1997-98年及2001-02年那样的危机重演。比起过去的新兴世界，债务特征扭曲的情况在今天少见得多。此外，在仍然存在这种情况的国家，它们往往更多地集中在企业债务，而非主权债务。因此，及时的政策回应有更大的机会阻止债务问题影响整体经济，乃至整个世界。（不过，这不意味着可以低估俄罗斯等国面临的挑战，这些国家的债务失衡高度集中在金融机构和能源企业。）
总的来说，相比之前几次美元持续走强时期，新兴国家差异化对全球经济的威胁要小得多。此外，如果大型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印尼和波兰）成功将较低的大宗商品投入价格转化为优质经济增长，如果巴西抵制住重拾低效率的国家主义的诱惑，这种差异化最终可能起到支撑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的作用。
要让这种令人欣慰的结果从希望变成现实，管理良好的新兴经济体将需要避免政策失误；发达国家将需要在不诉诸“以邻为壑”政策的情况下，弥合它们之间的差异；全球政策协调将需要得到显著改善；近年的过度金融冒险将需要支撑足够长时间，让基本面因素得以逐渐改善，赶上人为推高的资产价格。
不幸的是，这一切远非板上钉钉。不过，比起过去发达国家分化的年代，现在的处境更好些。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