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第二个层面（中级发展阶段）、中国进入中等发达社会之际，作为中国经济第一个层面（初级发展阶段）代表的广州也随之显现“短板”：改革之初红利逝去，靠背香港日渐衰落，以及京沪崛起、深圳紧逼。
尽管广州去年GDP增速11.6%，总量依旧保住全国季军的宝座，但毋庸置疑的是，广州经济在风光三十余年后，正面临多重夹击的“尴尬”：前有京沪、后有津深温杭不等。
诚然，作为中国“经济首都”的上海，正将“升级版”特区的自贸区做得风生水起；而作为中国“政治首都”的北京也不但落后，倚其长期特殊的政治地位，新近又受益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宏图战略；更有北上广之外的天津、深圳、温州和杭州等城市，也在厉兵秣马，志在迎头赶超。广州可谓“前有狼、后有虎、中间有熊豹”。详见如下图1：《2013年中国主要城市经济指标比较系列图》。
那么，出现当下广州“尴尬”局面的原因究竟何在？简而言之，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第二个层面（中级发展阶段）、中国进入中等发达社会之际，作为中国经济第一个层面（初级发展阶段）代表的广州也随之显现“短板”：改革之初红利逝去，靠背香港日渐衰落，以及京沪崛起、深圳紧逼。
无疑，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启动的改革开放，旨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从简单（初级型）的加工制造业开始。当年的广州乃至整个广东都受益匪浅，制造业的领域几乎涉及所有的产品门类。仅用短短数年时间，就将中国的制造业中心，从解放前直至改革前的上海“腾挪”到了广东。到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广州更是发展到了中级型加工制造业层面。
然而，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欧美发达国家对从中国制造业产品进口需求的锐减，并且随着中国社会格局的快速演变，劳动力成本近乎行政强制地被迅速提高，以及三十来年独生子政策引起中国劳动力人数的不足……，广州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
其实，面对新的社会与经济形势，广州市政府早就未雨绸缪，适时做了宏观政策的调整以及微观政策的适配，成果也颇为鼓舞人。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广州的三大产业结构，已由前年的1.6：34.8：63.6进一步调整为去年的1.5：33.9：64.6，第一产业下调0.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调1个点，显示其增强“服务经济特征”的目标基本奏效。
然而，在仔细分析广州市的各项政策与举措，不难发现，广州市在强调第三产业时似乎相对忽视了第二产业。实际上，尽管去年较比前年下调了0.9个百分点，但第二产业在广州经济中的地位（33.9%）依旧举足轻重；尤其在与上海和北京相比，前文已述，广州显然没有太多的三产优势。因此，在笔者看来，在进一步稳固三产的同时，着力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发展“高端制造业”，进而在与京沪以及其他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才能确保广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图1：2013年中国主要城市经济指标比较系列 图来源：《新快报》
而在探索基于“高端制造业”的“外向型经济”方面，笔者以为德国经济体，完全可以成为广州效仿与借鉴的成功案例。这并非要否定已有几十年成功历史经验的常规制造业，尽管部分加工工厂早些年已被陆续迁往广东省北部山区以及邻近周边省份，而是要在常规制造业的基础上，重点发展高端型制造产业。
实际上，德国的高端制造业早已不是什么新的课题，诸多学术文献已有研究，无论在宏观领域，还是在微观领域。因此本文不再赘述，仅强调三点，一个是政府的宏观指导与调控，另一个是对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高度重视，还有对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可持续创新”的着力支持。
图2：一个德国技术工人正在认真地操作 来源：中工联创
关于德国政府的宏观指导与调控，“短工计划”是大家熟知的政策之一。德国政府主动与工会协商谈判，最后商定并促使工会，在危机或经济不佳年份压低工人的薪资标准，工人的总工时也得以缩短，以减少失业；国家也双管齐下，在负担工人部分减少薪水的同时，进一步通过削减失业补贴以刺激就业。该政策的核心在于降低制造业企业的运营成本，以此换取企业不裁员、保障工作岗位。通常我们只以为这样对就业有利，其实这也利于在经济形势不佳时，留住优秀且稳定的技术工人及其团队，以确保经济好转能够迅速派上用场，藉此实现复苏。广州乃至广东省的技术工人队伍不稳定，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了，不妨学习德国的“短工计划”及相关举措。
至于对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高度重视，我们大家一提到德国的制造业，马上就会想到大众、宝马、戴姆勒、西门子等大牌企业；实际上，推动德国出口贸易乃至整体经济持续发展的主力军，有赖于数量占到德国企业总数90%以上、在国际市场的诸多专业领域遥遥领先、但极有可能默默无闻的中小企业。根据德国柏林经济学院长期研究世界市场领先企业的伯恩特•维诺尔教授的一份研究报告，年销售额在5,000万欧元以上、在世界市场上居领先地位的德国企业共有1,300家，另有1,000多家德国“微型”企业的产品居世界市场领先地位。
当然，广州市乃至广东省在拼命打造“巨无霸型”企业，效果也是非同小可，自然无可厚非；但同时无可否认的是，我国对中小型企业的实际扶持尚待落实与加强，而最终在国际市场的各自专业领域中，能够独占鳌头的产品与成果也为数不多。这方面，德国人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另外，德国政府对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可持续创新”的着力支持是出了名的。德国制造业在诸多领域可以说都具有近乎不可替代性，那么凭什么能做棵“长青树”？究其根，还是由于其强大的研发与创新能力，而“可持续创新”更是德国装备制造业长期保持强盛的秘诀所在。在德国制造的销售额中，就有高达27%以上源自创新产品。如果进一步我们细分德国工业的研发投入，不难发现绝大部分都投到了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机器制造、汽车、电子和化工行业是其四大产业。
而从广州市和广东省的研发投入去向分析看，似乎更加讲究“全”，讲究“高大上”，而非那么“专”，而非那么“有的放矢”。因此，我们亟需重新定位，将有限的资金与人力资源用到刀刃上，要“专”而非“全”。这个，不但指高端的制造业企业，还涉及针对高端制造业的高精尖科研项目与活动。
就广州与天津的“第三城之争”，去年在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的一次政情通报会上，广州市长陈建华曾信心满满地回应道：“广州的GDP会不会被天津超过？从目前阶段看，没那么容易”。后来的数据应验了陈市长的回应。但倘若要确保陈市长的回应在未来一直应验，恐怕非要对广州的经济构架做一次不小的调整不可。例如，广州市此次推出的金融，确实“高大上”，但未必合适广州，尤其在国家已经确定了未来要将上海建成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而同时实际上香港的金融地位日渐衰落之际。
诚然，广州经济有其“尴尬”，有其“短板”，甚至“十三不靠”，这并不打紧。例如广州对金融就完全可以“不靠”，走自己的“高端制造业”之路。要打一副“十三不靠”牌着实不易，但一旦打成了，收益也是不可估量。
本文作者赵永升为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经济学（金融学）教授，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专栏作家
（联系 赵永升：jacques.zh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