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新数据，中国经济增速已经放缓。中国在今年第一季度GDP的增速为7%，是6年来的最低点。然而，如果按历史标准来看，这仍然是很高的增长速度。我期望中国增长能够并且应该保持长期的高速。但是可能也要适应这样的事实，即“很高增速”可能意味着每年5%或6%，而不是8%。并且到一定的时点，还会意味着3%或4%等。
可能有必要与最发达的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做一个比较。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日本GDP年增速超过9%;然后在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GDP年增速降到4%;接着在上世纪90年代到2015年期间，GDP年增速不足1%。粗略而言，中国今天的人均GDP相当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
如果再与印度做个比较的话，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在未来都将快速增长，并且都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角色。世界人口大约有2/3生活在亚洲，并且从长期来看，可能世界大约2/3的GDP也会在亚洲。从更长期来看，印度的前景可能会好过中国，首先因为印度人口很快就会超过中国，其次因为印度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但是，要在人均GDP上超过中国，印度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此多的事情会同时发生变化，印度的发展轨迹并不具有确定性。
有些经济学家曾说，中国目前最大的挑战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我的看法是，鉴于现在的增速，很难得出结论。但是我认为关键问题是，趋同现象(发展经济学概念，意即不同国家的发展速度趋同——译者注)能否在中国赶上高收入国家之前止步。我想无人能知晓这个问题的答案。
关于不平等，我想强调世界每个国家都存在透明度缺失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另外，中国没有遗产税，所以也就没有遗产税数据。这是为何我们需要使用税收数据。
中国应该在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上多做努力。为了将不平等保持在中国社会可接受与可持续的一个水准，不仅要开展反腐运动。与不平等斗争，还需要进行主要的税制改革。中国需要一个更加透明与累进所得税制度。中国还需要引进累进遗产税、累进财富与财产税。
如果不向那些受益于私有化最多者征收更多税收的话，而且这些人有时还能够将其新私有化的财产代代相传，那么，就不可能在产权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完成对财富不均的调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著有《21世纪资本论》，本文由赵永升采访、翻译、整理）
本文采访者赵永升为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副会长，旅法华人经济（金融）学家
（联系 赵永升：jacques.zh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