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法国主要国际关系智库对“中法人文交流”的认知为研究对象，以智库专家、意见领袖的文章、访谈、讨论或报告等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梳理、分析，发现法国智库对“中法人文交流”的关注不足，且其解读方式常常具有两个倾向，一个是“泛政治化”倾向；另一个是实用主义倾向。为了杜绝“泛政治化”解读，进一步完善“中法人文交流”的机制，我们提出三条建议：一，不用或少用“软实力”一词，淡化“人文交流”的政治色彩；二，将人文交流落实到“人与人”的真实交流中；三，阻断法国政府、媒体、智库、民众相互洗脑的死循环。
关键词：中法人文交流；法国智库；中法关系；“泛政治化”；实用主义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4年9月，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正式启动，成为两国之间继高层战略对话、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之后的第三个副总理级年度对话机制。四年多以来，两国的人文交流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合作范围逐步扩展到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旅游、青年、妇女、新闻媒体和地方合作等10个领域。在每年一次的高层对话会议的统筹推动之下，各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蓬勃开展，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的进展。
随着“中法人文交流”机制的高层化和常态化，国内针对“中法人文交流”的研究成为热点，但主要以我方视角为出发点，多为分析、展望“中法人文交流”的缘起、成果、积极意义和困难阻碍等等。相对而言，从国际舆情的角度探讨国际社会，特别是法国对“中法人文交流”的认知的研究较少。而我方需要客观地了解法国国内政治生态和中法关系的变化，同时也需要了解法方对我们的看法，知己知彼，才能建立有效沟通，及时化解法国对我国的误解和疑虑，设计更多务实的合作和具体的项目，让中法人文交流机制发挥更大的效用。
法国智库的研究成果不失为一个良好的观察窗口。我们可以将智库想象成一个与高校、媒体和政府紧密联通的“三向”旋转门，它们既能生产思想，又能传递思想、传道受业；既能反映法国的国情民意，又能影响和左右社会舆论；即服务于政府，又影响着政府，甚至决定政府的顶层设计。
本文以法国主要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智库对“中法人文交流”的认知为研究对象，以国际问题专家、意见领袖的文章、访谈、讨论或报告等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梳理、分析，希望得出三个方面的结论：1，法国智库对“中法人文交流”的总体认识；2，法国智库对“中法人文交流”的认知倾向；3，进一步完善“中法人文交流”机制的建议。
一、法国智库对“中法人文交流”的总体认识
根据2016年9月的《法国智库报告》，在法国国际关系问题研究领域的智库中，具备一定影响力的有15个，从中我们筛选出与本课题相关度高且重要性和影响力排名靠前的3个：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所（IRIS）和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ERI）。其中IFRI从2005年至今一直同法国总理办公室有任务合同，每两年一签；IRIS服务于外交部、国防部以及国民议会和参议院；CERI则依托于高校，并在法国国内和国外媒体定期发表其研究成果，如《世界报》、《赫芬顿邮报》、《印度快报》、《德国之声》、《西班牙共和报》等，均为其合作媒体。他们对政府、媒体和民众的影响力毋庸置疑。通过收集和研读2014年以来，即“中法人文交流”高级别对话机制启动以来以上三个智库关于“中法人文领域交流”的研究成果（成果形式包括：研究、出版、活动、培训等），我们有以下发现：
（一）关注度低、关注面窄
首先，与“中法人文交流”直接相关的内容，几乎为零。也就是说，如果以“中法人文交流”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在各个智库里的检索结果均为零。需要澄清的是，法国智库并非对中国的关注度低，相反，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业已成为法国各大智库研究的主要对象国之一，但是，他们普遍对中法人文交流关注不够。以IRIS为例，2014年以来，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各类成果数量超过250个，但除去政治、外交、军事、经济领域以外，可以划归人文领域的相关成果不足20个，远远低于10%。其他两个智库情况类似，针对人文交流的研究占比甚至更低。
所谓关注面窄，是指相对于“中法人文交流”所涵盖的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旅游、青年、妇女、新闻媒体和地方合作等10大领域，法国智库的关注点相对集中在环境、科技、体育、人口、宗教几个侧面。其中，环境领域的气候、能源、矿产、垃圾转移和处理等问题是法国智库专家们的关注重点；随着我国的科技进步，甚至在全球领先，互联网、人工智能、面部识别、航空航天等技术吸人眼球，也成为智库研究热点；而体育方面，仅涉及足球；关于人口，法国相关智库较为关注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和中产阶级的形成，以及温州人（含在中国国内和旅居法国的温州人）的生存状况；有关宗教的研究并不多，内容以质疑我国的宗教自由为主。
（二）客观正面评价为主
法国智库学者对中国最大的肯定，在于承认中国国力增强，世界话语权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正在硬起来”。
获得肯定较多的领域在气候、资源、环境方面。自从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大会以来，中国和法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更加紧密，可以说结盟为利益共同体。因此，相关研究多能肯定中国的重要性和一些环保主张。IRIS研究人员艾玛纽埃尔·阿奇（Emmanuel Hache）和克雷芒斯·布尔赛（Clémence Bourcet）认为，中国能够将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写入“十三五”规划，在保证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6.5%的同时，到202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8%，该指标比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制定的减排40%-45%的目标更进一步，体现了大国的责任感。在他们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中，一系列数据突显了中国环境治理的成果和决心。比如：2004年以来，中国以平均年递增38%的速度，加大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到2015年投资总额已达1029亿美元，占全世界对清洁能源投资总量的36%。报告中在这一串数字后面打上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想必是对中国做出的努力表示惊叹吧。
在另一份长达56页的报告中，吉尔·勒伯桑（Gilles Lepesant）也肯定了中法两国在气候治理方面的一致和契合，同时分析了中国采用新能源技术的天然优势：由于新能源转换离不开一些关键金属，俗称稀土，而中国是稀土最大的生产国，全球使用的稀土88%由中国提供，其中58%中国自用，因此全球60%的光电池和58%的风力发电机均产自中国，报告称中国运用相关技术，减少城市污染，独占新能源利益链。
在环保领域，即便与法国发生利益冲突，智库专家们仍表示理解，观点比较客观理性。比如，2017年底，中国宣布停止进口24类“洋垃圾”，IRIS专家Sylvie Mattelly 在探索法国各种废料的新出路的同时表示，中国拒绝成为世界的垃圾场，是社会发展，经济提升，中产阶级形成的结果，中国有选择地进口一些易于循环使用且附加值高的废料，避免未来的生态灾难，是一种进步和有远见的表现。在另一次采访中，该研究人员指出，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生态倾销”，即发达国家将能耗大、污染严重、二氧化碳排放大的企业迁移到低环保标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主要目的国之一。站在法国的立场上，她认为，中国人口多，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科技发达，政府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对清洁能源投资大，诸多因素决定了中国在这一方面是法国理想的合作伙伴。
相形之下，关于中国人和中国人口政策，专家们的态度比较中性。IFRI的克劳德·麦耶（Claude Meyer）在France-culture广播节目中解读我国放开二胎的政策时，谈到我国计划生育的历史和男女比例失衡、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口径与我们国内基本一致，并评价放开二胎这一举措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对于同一话题，另一位IRIS专家、《中国世界》主编，巴尔德雷米·古尔蒙（Barthélémy Courmont）也肯定这一人口政策调整，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深层次的改变，有利于完善人口结构，促成“中产阶级”的形成，对抗老龄化，但是，按照每位育龄妇女人均生育2.2孩才能实现人口的正常更新的标准，目前中国育龄妇女人均1.6孩的状况显然并不达标。
吸引法国智库注意的人口中，有两个群体备受研究人员的关注。一是中产阶级，二是温州人。关于中产阶级，CERI研究员、《实现中国中产阶级的小康和期许》一书的作者让-路易·罗嘉（Jean-Louis Rocca）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尚无真正意义的中产阶层，他们只是中间人群，他们之间并无共性，但人人希望成为中产阶级是中国的现状，同时也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因为“人人有自我实现的机会，成为中产阶级”的这一信条，让人相信机会均等，从而接受不平等和腐败。
法国智库对温州人的关注体现在，他们不仅研究在法国生活的温州人，不定期的举行专题讲座；而且对中国国内的温州人生活状况，比如宗教生活等等都比较感兴趣。2018年，巴黎市政府专门立项，设立一项为期三年的项目：《变迁中的中国移民在法国：身份和身份认同》，专门研究以温州人为主的华人移民。
中法足球领域的合作近年相当活跃。法国足球水平高，但经济持续低迷，因此许多足球俱乐部积极寻找海外投资者，希望借此改善俱乐部的财务状况，重振法国足球的雄风；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能力提升，足球水平却不尽如人意，但“足球梦”一直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二者一拍即合。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家已经以全部或部分股份收购法国里昂、尼斯、欧塞尔等足球俱乐部。IRIS的专家帕斯卡·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对中法足球交流给与高度和持续的关注，跟踪分析中国为什么对法国足球感兴趣。在他2015-2016年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中，他主要在体育竞技层面寻找原因：中国人的足球梦，中国人的民族荣誉感，法国的足球技术和世界声望等等。但是后期，尤其是进入2018年以后，他的研究超出竞技层面，将足球看作是比民主、市场经济、甚至互联网更具世界一体化特征、更能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事物，认为足球具有重塑民族身份、加强民族凝聚力的能量。因此，他认为，中国投资法国足球，打的是一张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政治牌。即便如此，博尼法斯认为，法国仍然欢迎中国投资法国足球。但是，中国投资是否能持续？法国足球是否会受制于中国？中国资本是否存在通过足球洗钱？法国智库仍在关注这些问题。
（三）不乏质疑和负面评价
质疑和负面评价主要集中在宗教和科技两部分。西方对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诋毁由来已久，因此有些研究成果显得老生常谈。比如《“中国的耶路撒冷”：当局窥视下的天主教徒》一文，标题就非常不友好，全文大谈天主教与毛泽东思想的分歧、北京和梵蒂冈之“争”、中国的“地下教会”（那些所谓迫于压力，口头上爱国守法，但心中却只宣誓效忠罗马教宗的教会），并直接把中国列为天主教受迫害国。
当然，像这样通篇负面观点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很多学者的情况是，对中国的认识算是“一分为二”，承认了中国好的一面，但一定会有一些负面解读。
在科技领域，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科技创新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部分尖端技术在世界处于领先位置，法国的专家学者们密切关注中国的科技成就。他们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担忧中国科技领先，是否会称到如今“监视3.0”时代的技术升级，BATX参与其中，他重点提及华为和小米手机为政府监控留有“后门”。他认为，中国是监视制度最发达的国家，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国民并不太反感，比较能够接受这一现状。
二、法国智库对“中法人文交流”的认知倾向
通过初步梳理近4年来法国主要国际关系智库聚焦“中法人文交流”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许多法国专家对于两国在人文领域的对话机制的理解与中方错位，在认知上显现出“泛政治化”倾向和实用主义倾向。
（一）“泛政治化”倾向
一直以来，我国对人文交流寄予着厚望，希望它能夯实国与国关系的民意基础，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全方位对外开放水平，相互借鉴文明成果；但法方似乎并没有接收到全部信息，把中华文化的魅力、两国民意相亲的愿望、文明成果交流的重要性等等直接忽略了。他们唯一抓住的是人文交流与国家形象和实力的相关性，并对其进行“泛政治化”解读，即将人文交流视作政治、外交的附属，视作政治、外交的次领域。这种“泛政治化”认知倾向具体表现在：
不管是“高政治”议题（如宗教）还是“低政治议题”（如足球），不少法国专家学者习惯性地从国家政权、国家利益、维护统治等角度切入。有些事情，比如申办足球世界杯、奥运会等，对于西方认可的所谓民主国家来说，就是一项体育盛事，而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张“政治底牌”；有些民企行为，比如收购法国足球俱乐部，投资行为多半被渲染成“国家高层意志”，总之，谁只要是没有公开反对中国政府，那么他就是中国政府的同谋；像华为、小米这样的企业，所谓“在手机上给政府留下监控消费者的‘后门’”这样的判断，如果没有足够证据，下此结论极为不妥，首先不说是否留有“后门”，即便有，也许仅仅是为了收集用户消费习惯的大数据，纯商业行为；就连“软实力”一词，他们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是当年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软实力”的变体，奈提出的“软实力”以个人为载体，无计划性，而中国“软实力”的载体由国家控制，这也是牵强的政治性解读。
（二）实用主义倾向
实用主义是一种现实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一切以有用和没用作为行为评价标准。当今的现实是，世界不确定因素增加，民粹主义思潮泛起，逆全球化思想滋生，退却、封闭之声不绝于耳。与此同时，中国崛起，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的社会制度也经受了世界动荡局势的考验；而法国从历史上的霸权国家走向衰落，面临诸多挑战，中法两国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大背景之下，作为两个倡导世界多极的大国，尽管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仍然在诸多国际事务中结盟，尤其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成为战略伙伴。中国的大国地位、经济体量，使得法国有时不得不放弃原来引以为豪的价值体系。像上文提到的，法国为了满足“生态倾销”的目的，寻找海外合作国家，中国成为其理想合作伙伴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 ；另外，他们虽然认为中国收购、投资法国足球队是中国政府行为，国家意志，但他们仍然欢迎中国投资，而且担心中国的投资不能持久。诸如此类的现象并不少见。
马克龙在竞选期间，曾经引用过邓小平的一句话，“白猫黑猫，抓得到老鼠的才是好猫”，说明他认同“发展才是硬道理”，国家顶层的执政理念中也有实用主义的一面吧。
（三）如何解读法国智库专家的以上两个认知倾向？
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坚持和妥协之间的挣扎：“泛政治化”的坚持和实用主义的妥协。挣扎什么？法国专家们在观察中国的时候发现，中国有许多优势，从科技到经济实力再到治国方案，几乎在所有领域，“中国均能很好地融入国际体系，并创新（强加？）一个新的治理体系”。括弧中带问号的“强加”能充分说明问题，一条经过实践走出来的中国道路就在脚下，要不要借鉴？其实没有任何人强加，这种被动和为难主要来自于选择中国道路的前提是西方的自我否定。
在梳理法国智库专家的研究成果时，我们还有一个发现，哪怕是在对中国进行“泛政治化”指责的时候，专家们鲜用“人权”一词。IFRI 亚洲中心负责人阿丽丝·艾克曼（Alice Ekman）提出了一个新词“individu”（个人）以及由改词派生出来“la liberté individuelle”（个人自由）并直接提供给马克龙总统使用。作为马克龙总统2018 年初访华的顾问团成员，她参与起草了马克龙总统的讲话稿。其中，在西安73 分钟的演讲中，马克龙总统用到她贡献的“la liberté individuelle”（个人自由）一词。在她看来，这是“人权”的替代词，但没有“人权”一词令中国政府敏感。据法国拉鲁斯词典，“la liberté individuelle”（个人自由）的意思是，“民主国家里个人的首要权利”。阿丽丝·艾克曼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对抗 ‘西方敌对势力’（她引用习近平主席用语），而是在反击的同时，在国际体系内捍卫与中国制度相近的政治制度”。其所持观点表明，中法两国意识形态的分歧甚至敌对仍然存在，但她认为对抗的表现形式应该趋于谨慎和隐蔽。因此，马克龙总统在访华期间，至少是在公开场合，始终未提“人权”问题。
另外，在马克龙总统访华的200 人代表团中，有一位漫画家成员朱勒(Jul)。在国宴上，该画家由马克龙总统安排，将自己的作品《智者星球》一书赠给习近平主席。《智者星球》是一部哲学漫画书。这部作品以漫画的形式，介绍了古今中外的哲学流派，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学派，从法国唯理主义到盎格鲁-萨克逊的经验论，还有欧洲中世纪的、中国的、印度的、阿拉伯的思想者都在书中有所展现。事后，朱勒在接受France5、Europe1 等多家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赠书的目的，旨在向中国人民传达有关“个人主义”的哲学思考，个人应该关注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权利以及同国家的关系，这大概也是在呼应马克龙总统西安讲话中的“个人自由”的提法吧。朱勒还说，他在向习近平主席赠书时，提到了蒙田、托克维尔、自由和民主，不知道其中是否有吹牛、迎合法国民众的成分，毕竟，传递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从来是法国社会的“政治正确”，而漫画书应该算是一种迂回表达。
综上所述，法国智库对“中法人文交流”的认知倾向，具有两面性：“泛政治化”和实用主义。鉴于智库的特殊位置，位于政府-媒体-高校三叉路口，它的认知倾向既受三者的影响，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引导政府高层决策、学术科研导向和舆情民意的形成，所以，其两面性也体现在人文交流机制本身：合作和质疑并存。
三、 进一步完善“中法人文交流”机制的建议
“中法人文交流”机制的总体运行健康，成绩斐然。但通过前面两章的分析，发现问题还是有的。最主要的表现是中法双方对“人文交流”的理解偏差。对中方来说，“人文交流”强调民心交流、文明成果的交流；而法方认为，它是政治、外交的延伸，是政治的次领域。如果将“人文交流”引入政治这个层面，定会使之失去人文交流本身的属性和特质以及正常的发展规律，而演变成为一种为政治、外交服务的手段。我们知道，中法之间最大的分歧就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人文交流只有从政治中解放出来，两国关系才能演变为政治、经济、人文交流三位一体的健康发展模式。如果长期地把太多人文领域的议题政治化，势必降低效率，增加内耗，无异于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必定是阻力大于动力。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 在研究和宣传时，不用或少用“软实力”一词，真正做到润物细无声。
在“人文交流”的内涵和目标中，“软实力”的提法最容易引起误解，我们应该不用或少用“软实力”一词。其原因有二。首先，提到“实力”，不管“软实力”或“锐实力”，都会让人联想到“对抗”，因为只有在比拼、竞争和较量时才会涉及双方或多方的力量对比，容易引发敌对和抗拒心理；其次，“软实力/锐实力”的划分，具有一定的空洞性，软实力的传播从来离不开硬手段，二者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我们提或者不提“软实力”，“人文交流”都是政治、外交的左膀右臂，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提，避免造成强化其政治色彩的印象。如果我们将“人文交流”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的“民心相通”对接，突出理解、通融与合作，传递“求和”而非“争斗”的态度，也许“人文交流”引发的警惕和质疑会减少。
（二） 将人文交流落实到“人与人”的真实交流中。
倡导真正的两国人民之间的个体交流，元首和元首之间、学者和学者之间、民众和民众之间，交流思想、沟通情感。美国公共外交的奠基者爱德华·默罗曾经教诲美国新闻署的工作人员：“国家交往中最关键的环节在最后三英尺，这个距离由人际之间的互动来拉近，由人与人的对话来完成。” 随着我国海外投资和经贸往来的增加，公务人员、企业人员、学生学者越来越多地有机会与法国各类人员进行互动，其中也许不乏与政商高层和意见领袖打交道的机会，自然能产生对各种文化观念和政治判断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对方的政治决策。人心的影响是最根本的。当然，在“人与人”的交流中，影响是相互的，此时，“打铁还要自身硬”尤为重要。
（三） 阻断法国政府、媒体、智库、民众相互洗脑的死循环。
法国是所谓的言论自由的国家，但是它的言论自由戴着“政治正确”的紧箍咒，为了不违背“政治正确”的准则，“人云亦云”的现象时常发生。无疑，诋毁、指责中国在法国绝对符合“政治正确”的标准，于是政府、媒体、智库、民众有可能轮番登场，传播中国的负面形象，相互洗脑，使得某些“政治正确”的观点根深蒂固。
为了打破这种死循环，我们可以把智库作为突破口，原因一，智库的学术研究人员相对容易接近；原因二，智库学者能进能退，对政府、媒体和民众都能发挥影响力。
根据《法国智库报告》，法国智库有以下几个特点：一，青年研究者居多；二，经费短缺；三，机构松散；四，研究人员与政府、媒体或其他研究机构的关系，多为私人关系。针对以上特征，我们可以采取中法智库结对子的合作方式，给法国青年学者来华进修深造、知名学者来华访问交流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可能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进而施加良性影响。一般来说，来过中国并停留一段时间的人，中国人的友好、社会治安的良好秩序、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中国人勤劳上进的精神面貌„„，都会令其改变对中国固有的刻板印象，并把我国的正面形象带回去并传播开来。长此以往，法国不同阶层，不同人群互相洗脑的死循环将被阻断。
结语
“中法人文交流”机制的制定、运行和完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目前，法国智库学者对“中法人文交流”的解读，有两个倾向，一个是“泛政治化”倾向；另一个是实用主义倾向。为了解决“泛政治化”问题，进一步完善“中法人文交流的机制，我们提出三条建议：一，不用或少用“软实力”一词，淡化“人文交流”的政治色彩；二，将人文交流落实到“人与人”的真实交流中；三，阻断法国政府、媒体、智库、民众相互洗脑的死循环，“中法人文交流”可能更上一个台阶，润物细无声地进一步拉近中法关系”。 借用刘延东的一句话，“如果说经贸关系、政治关系增加了两国关系的深度和广度的话，那么人文交流就增加了两国关系的温度”，希望中法两国关系在不断交往中升温。 我们相信，“中法人文交流”将日益深入并结出更多硕果。(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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