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欧美关系正处于再平衡和再协调的阶段，欧洲战略自主是影响欧美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战略自主是欧洲内部转型与外交战略调整的路线指导。疫情导致欧洲经济衰退，政治社会格局碎片化，内部差异化趋势增强；但同时也强化了战略自主，为欧盟机构提高领导权限带来契机，并将助推欧洲改革趋势。后疫情时代的欧洲战略自主变化可能呈现出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此消彼长的局面，这将外溢到欧美关系的内外维度。从内部而言，欧洲战略自主的变化可能会带来欧美关系的再平衡，也可能出现美国继续主导跨大西洋关系的局面；从外部而言，欧洲战略自主的变化可能出现美国主导对外协调或者欧美分工的对外协调局面。面对后疫情时代欧美关系的多重图景，中国宜在把握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复杂性、多维性和动态性的基础上，跟踪研判欧洲战略自主的实施效果，把握住欧美分歧点，进一步完善对欧洲的战略规划，扩大与欧盟的共识与合作，务实推进中欧多边主义合作提质升级。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 欧洲战略自主 欧美关系 欧美协调 欧美再平衡 

　　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我们尚不能完全预测疫情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战略后果。但疫情已经暴露出相互联系的世界的脆弱性，揭示了合作的必要性，同时也扩大了地缘政治竞争的范围。一方面，复合相互依赖危机正在引发多维度的治理危机。由于疫情中多国奉行“本国优先”政策，疫情带来的冲击远比预期更为严重。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正在加剧，这不仅体现在国际舞台上，也反映在国内政治生态中。疫情带来的权力不对称和经济社会不平等问题正在考验欧洲的内政外交。另一方面，疫情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放大器和调节器。疫情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大国合作，反而成为权力政治利益博弈的筹码，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全球合作机制。 

　　一、欧美关系的特征与变迁 

　　欧美关系是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中一组重要的双边关系。欧美关系的调整与重塑不仅影响跨大西洋关系的走势，还影响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形态。欧美关系的复杂性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欧美之间合作与竞争共存，二是欧美多元行为体的共存，三是政策议题复杂交织。从学理上分析欧美关系，最重要的两个变量是结构因素和行为体因素。结构因素的变化不仅包括疫情持续带来的影响（如疫情走势不明、经济不振和社会不稳定等因素），还包括新兴经济体与传统经济体的力量对比，尤其体现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共存与相互竞争。行为体因素的变化分别体现在美国和欧洲内部，美国内部面临国家更加分裂和分化、特朗普政府的历史包袱、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势力犹存等因素的困扰。欧洲面临更为复杂和困难的政治环境，既内嵌于大国博弈重新占据国际舞台的国际环境，又深受欧盟机构间权限博弈、各国及其政党之间的权力博弈、核心欧洲与边缘欧洲间鸿沟加大、布鲁塞尔与成员国之间信任度减弱等因素的影响。 

　　欧美关系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冷战后，欧美共同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历史终结”的言论甚嚣尘上，欧美关系一度被认为是“铁板一块”，开放贸易和自由民主是欧美的共同目标。伊拉克战争后，欧美关系出现龃龉，但并未动摇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内核。在这一时期，欧美出现了两轮协调合作，第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的跨大西洋议程，第二次是2007年启动的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建设，但两轮协调合作均未达到预期目标。1990年11月，《欧共体—美国跨大西洋宣言》开启了欧美高层间的磋商机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美共同出台《新跨大西洋议程》，将磋商拓展为双方实质性的政策合作。随着欧美跨大西洋商业对话的重启以及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成为欧美2005年华盛顿峰会的主要议题，2007年的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建设开启欧美新一轮协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洲和美国均面临诸多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加之欧美共同维护的国际秩序无法有效解决全球问题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新兴国家引领国际秩序的重建。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优先”政策导致美国国内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加剧，美国逐渐步入自我封闭和日益排他的道路。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政策导致美国与其传统欧洲伙伴的关系不断恶化，欧美嫌隙大增，跨大西洋关系的基石受到侵蚀。 

　　特朗普政府时期，在经贸往来、安全合作和观念规范这三大纽带关系方面，欧美关系出现较大变化。从经贸往来看，经贸投资是欧美关系的重点议题，也是双方分歧最大的领域。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速经济全球化的倒退，将自由贸易回落到双边层面而不是多边层面。可以说，美国的“新孤立主义”既不利于欧洲走出欧债危机泥潭，又无法使它们共同掌控国际经贸规则，欧美的经贸关系竞争维度增多。从安全合作来看，北约是欧美安全合作的支柱。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质疑北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指责北约成员国没有为共同防务付费，并且对恐怖主义及地区安全问题应对不及时。从观念规范来看，共同价值观与历史文化联系是欧美关系的根基。一是欧美同宗同源，有着较为紧密的历史纽带，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文明认同、精神生活等方面高度一致。二是欧美同为发达国家，拥有相似的经济、社会结构，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和较低的合作沟通成本。三是欧美联手缔造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的信念使得欧美自然站在同一个营垒当中。但是，特朗普对待自由贸易与安全合作的态度预示着欧美在观念规范上分歧加大。这种分歧是更深层次的、更难以修补的。特朗普反全球化，坚持美国优先、双边关系优先，忽视国际制度与全球治理作用的态度，与欧洲一直倡导的全球化与一体化、多元文化、多边主义等理念规范相冲突。这使得欧美双方在既有发展理念与路径上的差异越来越大，无法弥补。 

　　目前，欧美关系处于较为重要的时间节点，后疫情时代的欧美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时期。2021年拜登上台后，价值观和盟友外交成为主要施政内容，这为欧美关系协调创造了条件。如果说经贸和安全合作是欧美关系的“压舱石”，对共同价值观的再强调则为欧美关系注入新动力。2月20日，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高调宣布“美国回来了”，强调美欧伙伴关系是应对21世纪全球挑战的基石。3月26日，拜登出席欧盟视频峰会，意在重振大西洋联盟。6月，欧美举行领导人峰会，欧美关系进入紧密协调的阶段。9月29日，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强调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深化跨大西洋贸易和经济关系，协调解决全球关键技术、经济和贸易问题。目前，美国在经贸领域利诱欧洲，安全领域稳住欧洲，加上美欧价值观天然亲近，促使欧美关系顺利回调。但欧美分歧与共识同存，欧洲尚在观察其在美国战略中的位置和角色。 

　　欧美关系包括欧美再平衡与欧美协调双重维度，前者指欧美关系的内部维度，后者强调欧美关系的对外维度。后疫情时代是一个情景因素，在这一情景下，欧洲战略自主将发生变化并产生系统效应，后疫情时代的欧洲战略自主的走势是影响欧美关系的关键变量。 

　　二、疫情对欧洲战略自主的多重影响 

　　欧洲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是国际形势变化与欧洲内部变迁双重逻辑推动的产物。为了对冲大国博弈和英国脱欧，欧盟进一步突出战略自主的地位，希望在强化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同时，增强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的自主性。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2018年度《盟情咨文》中提出，“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预示着‘欧洲主权时刻’的到来”，欧洲必须成为国际关系中更具主权色彩的行为体。2019年新一届欧盟机构领导人上台后，欧盟继续强调战略自主。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强调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是“注重地缘政治的委员会”，对地缘政治的强调说明欧盟呼吁成员国战略觉醒，走向战略自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博雷利(José Borrell）被冠名为“辛纳屈主义”的思想强调，欧盟应该基于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安排自主制定对美和对华政策，但欧盟采取不等距的对美和对华政策。2020年9月，欧盟议会发布《欧洲战略主权》政策报告，将欧洲战略主权定义为“自主行动，在关键战略领域依靠自己的资源并在需要时与合作伙伴合作的能力”。但是，欧洲战略自主的内涵仍存在较大的模糊性。欧盟内部讨论一直集中在诸如经济、数字和产业主权或战略自主等术语，政治家和学者可以指出主权和自主性不意味着什么（如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但他们往往无法确定战略自主的准确含义，并且怀疑其他国家将其主权或自主概念投射到欧洲层面。疫情对欧洲战略自主的影响包括挑战与机遇两方面。 

　　（一）疫情给欧洲战略自主带来的挑战 

　　疫情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欧洲政策议程，使后者服从于疫情政治。疫情给欧洲战略自主带来挑战,不仅对欧洲结构凝聚力构成威胁，加重了欧洲政治社会格局的碎片化，还强化了欧洲一体化的差异化趋势，削弱了欧洲战略自主的有效性。这就容易造成欧洲“战略自主的迷思”，使大西洋主义凌驾于欧洲主义之上，欧美关系成为美国主导下的附属品。 

　　疫情对欧洲结构凝聚力构成威胁。结构凝聚力指的是成员国在欧盟内部的政治经济联系和成员国就达成的目标协调行动的能力，是分析欧盟国家和社会团结的重要概念。疫情是欧盟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它给欧洲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欧洲经济韧性也有所下降。部分欧洲国家面临更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如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法国、希腊和克罗地亚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下降9%以上。同时，疫情期间的公共支出可以减轻社会和政治危机，但会强化社会支出增加的长期趋势，财政刺激和经济衰退引起的税收短缺早已导致全球公共债务急剧上升，欧洲国家亦是如此。欧盟27国的政府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19年的79％增至2020年的95％，且成员国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卢森堡、丹麦和捷克的政府债务仍低于40％，但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已经超过了100％，西班牙、法国、塞浦路斯和比利时紧随其后。可以预见，低速的经济增长加上过多的公共债务将进一步威胁到欧洲凝聚力。 

　　疫情加重了欧洲政治社会格局碎片化。个体凝聚力指的是欧洲民众的期望、态度和信念。欧盟结构凝聚力的下降可能会外溢到个体凝聚力，加重政治社会格局碎片化，并转化为欧洲民众对欧盟的质疑。疫情深化了既有的结构性矛盾，如贫困、种族矛盾、宗教冲突等，遏制疫情的限制性措施进一步引发了抗议活动：因为民众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和公共服务且公共生活被强行限制。更严重的是，疫情给不同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带来不同的影响。收入、财富和生活机会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了分配冲突，社会的紧张局势和冲突可能会加剧。根据欧盟统计局2021年3月的数据，欧盟27国的失业率从2019年4月的6.1％增加到2021年的7.5％。在遭受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之苦的国家中，疫情对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可能尤其巨大，这充分说明疫情的经济影响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当（再）分配冲突升级时，欧洲的治理能力就变得尤为重要。但是，疫情的经济影响使得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回旋空间非常有限，民众对国家政府机构的信任随之下降，再加上欧盟在过去十几年中没有成功弥合民众之间的鸿沟，民粹主义力量以及社会碎片化对欧洲内政与外交产生持续影响。 

　　疫情强化了欧洲一体化的差异化趋势。疫情暴发后，大多数欧洲国家强调“本国优先”的路径，未能及时采取集体行动或协调防疫措施。但是，欧洲各国很快克服政治分歧，欧洲内部协调得到加强，不过仍谈不上“欧洲团结”。此外，疫情导致欧盟内部经济发展的差异加大，继而加剧欧盟的政治紧张局势。比如，德国、奥地利、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快恢复经济的机会。希腊、西班牙、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的经济不仅受到疫情的冲击，而且面临经济韧性不足的危机。为了克服危机，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平衡也可能会重新调整。比如，欧洲部分国家采取更加积极的产业政策，从而在应对疫情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欧洲一体化多向、多速发展逐渐成为新常态。 

　　（二）疫情给欧洲战略自主带来的机遇 

　　为适应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欧盟领导人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转型，并保证欧盟的“团结一致”与共识政治，比如增强成员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改革欧盟制度和机构、落实欧盟政策理念和战略部署。这些举措都有助于欧洲进一步提升战略自主，助推欧洲主义超越大西洋主义成为欧洲主流外交哲学，实现欧美关系的再平衡和再协调。 

　　受疫情影响，战略自主作为欧盟抵御国际社会压力的一种方式得到强化。鉴于欧盟是一个多元的政治体系，利益分歧或团结一致等不同路径对欧洲对外战略起到了塑造作用。一方面，从经济和监管到政治和外交影响力，欧盟利用已经拥有的动力工具和集体影响力强化战略自主；另一方面，鉴于欧盟成员国具有不同的战略文化和优先事项，欧盟还需利用各成员国的历史和传统来发挥自身优势。这意味着欧盟需要将成员国之间的不团结或不一致转变为一种优势，并利用它捍卫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利益和价值。同时，欧盟不仅通过决策程序约束和塑造成员国的外交政策，还通过团结一致来投射对外力量以及促进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比如，欧洲战略自主与多边主义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但欧盟通过维持和塑造多边主义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欧洲战略自主。欧盟利用其影响力和伙伴关系进一步扩大朋友圈，并塑造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避免欧洲被边缘化的风险。 

　　疫情为提升欧盟机构的领导权限提供了契机。正如欧洲晴雨表2021年2月的民调显示，在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的背景下，协调一致的方法和有效的跨境应对措施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继而更易获得欧洲国家和民众的支持。因此，辅助性的欧盟行政能力——补充而不是取代成员国的行政能力——成为满足民众期望的一种方式。这与欧盟从立法型联盟向混合型（立法—执行）联盟的转变趋势相吻合，因为欧盟越来越多地参与实施法律而不仅仅制定法律。首先，作为政府间机构，欧洲理事会依靠欧盟机构和程序作出具有法律效力和政治效力的决定和结论。成员国如果不诉诸欧盟机构及其决策程序，很难实现自身利益诉求。欧洲理事会在后疫情时代仍扮演着政治领导角色，毕竟政府间协调或应对特定问题的小型国家集体是政治决策的先决条件，这也将导致欧洲理事会决策日益集中。其次，欧盟委员会一直具有某些优势，比如能够进行更长远的思考和计划，而不会面临成员国在国内政治中始终存在的直接的政治压力。欧盟委员会还应该能够为成员国的集体利益采取行动，从而有助于增强政治凝聚力。最后，63％的受访者希望欧洲议会在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与2019年秋季相比增加了五个百分点。正如让·饶勒斯基金会与艾伯特基金会2021年1月的民调显示，73%的受访者认为欧洲主权应得到加强，欧盟应该获得更多权力以应对疫情危机，有必要在欧盟层面加强合作。 

　　疫情是欧洲现有改革的催化剂。疫情导致欧盟出现“危机疲劳”，因为在疫情暴发之前，欧盟已陷入多重危机泥潭。欧盟内部政治凝聚力和对欧洲价值观的尊重已多次受到挑战，并且地缘政治环境仍在不断变化。应对危机需要灵活性，但欧盟是建立在相对严格的法律框架之上的。尽管在危机情况下欧盟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严格的规则和复杂的立法机制的限制，但这又通常会带来合法性危机。欧洲晴雨表2021年3月的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使他们更好地反思欧盟的未来。欧盟要进行绿色和数字化转型，进行必要的改革，这些为疫情后的欧洲发展设定了方向，尤其是需要借助“下一代欧盟基金”和大幅增加欧盟预算，为绿色发展和数字化转型主导的增长模式提供经济支持。“欧洲未来大会”为欧洲未来改革提供了一个框架，不仅是加强欧洲社会与欧盟机构之间关系的难得机会，也有助于从疫情危机中汲取教训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未来危机。92％的受访者希望欧盟在就未来的重要问题作出决策时能更多地听取欧盟民众的意见。76%的受访者认为，“欧洲未来大会”将对欧盟内部民主产生积极影响。 “欧洲未来大会”计划可以在确保欧盟机构充分参与的同时保持成员国之间的团结，进一步增强欧洲模式的弹性和国际吸引力。 

　　后疫情时代的欧洲政治转型与其对外战略调整密切关联，既更加强调对等性和竞争性，又强调推动战略自主的步伐。一方面，欧洲政治变化作用于欧洲对外战略调整；另一方面，国际格局的变动会反作用于欧洲转型的力度与方向。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历史大趋势之下，欧洲最大的战略利益是保持自身发展和独立的选择权。这也符合欧洲提升战略自主的走向。在中美欧三方互动中掌握一定主动权的主张，既可以应对日趋显现的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又可以避免在国际体系中进一步被边缘化。但是后疫情时代的欧洲战略自主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这就造成战略自主面临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此消彼长的撕裂局面，并会外溢到欧美关系的内外维度。总的来看，随着后疫情时代欧洲战略自主的发展与推进，欧美关系有望从盟友关系转向更加平衡的伙伴关系，从“从属—主导”结构关系转变为“平等—合作”结构关系，进入有限度的欧美协调和有条件的欧美平衡。 

　　三、后疫情时代欧美关系的多重图景 

　　欧洲战略自主是后疫情时代欧美关系变化的重要推动力。后疫情时代，欧洲若要在地缘政治竞争和大国竞争回归的世界中维持其独立性，既要应对其他大国面临的相互关联的安全和经济挑战，又不能放弃对基于规则的秩序和跨大西洋联盟的支持。也就是说，后疫情时代欧洲战略自主的发展面临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此消彼长的关系。后疫情时代欧洲战略自主的发展有可能带来欧美关系的多重图景。如表1所示，若欧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战略自主，欧美关系内部维度将会呈现出再平衡的跨大西洋关系，外部维度就会出现欧美分工的对外协调；若欧洲无法实现战略自主，欧美关系内部维度将会表现为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关系，外部维度就会出现美国主导的对外协调。 

　　（一）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关系 

　　在全球战略竞争加剧和世界经济政治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欧洲领导人倾向于通过战略自主在全球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后疫情时代的欧洲在全球社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国际秩序来看，欧洲传统上倾向于建立自由国际秩序，这主要通过强化跨大西洋关系以及维护有效的多边主义来实现，但是欧盟当前的政策取向正发生偏转，欧洲战略收缩、防御态度取代积极、开放的自我形象。从规则维度来看，欧洲担心因为经济和技术落后而成为规则的追随者而不是制定者。欧洲脆弱性和敏感性加强，更担心国际秩序的变迁给自身来损害。 

　　相对衰落和凝聚力下降促使欧洲不得不更加明确地界定其核心利益，同时随着美国政策的偏转，欧洲试图在战略自主与依赖美国之间寻求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更难实现战略自主，跨大西洋联盟将仍是欧洲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从经贸、安全等领域来看，欧美伙伴关系是深度复合相互依存关系。但欧美关系一直以来呈现不对称的相互依存特征，特别是在安全防务领域，欧洲对美国的需求远远超过美国对欧洲盟友的需求。换句话说，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来维持生存安全。美国政策调整促使欧洲不得不加紧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构建步伐。欧洲需要保护其核心安全利益，并利用欧洲集体力量实现欧洲在经济、技术和数字等领域的战略自主。即便如此，只要欧洲防务依赖美国的保护，欧洲就无法成为美国更为平等和成熟的伙伴。因此，如果欧洲无法增强内部凝聚力以及差异性一体化趋势，欧盟仍将是中小国家组成的松散一体化组织，仍将在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 

　　（二）再平衡的跨大西洋关系 

　　战略自主要求欧盟确定自己的外交政策议程以及设定优先事项，并将其引入跨大西洋关系。新的跨大西洋关系将与冷战早期的欧美伙伴关系大为不同，欧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和内部各方的多元诉求使跨大西洋关系难以回到过去。欧洲对美国的可靠性和力量的不信任感不断增强，这改变了跨大西洋联盟的性质。至少有60%的欧洲民众认为欧洲不能总是依靠美国，需要加强欧洲防务能力，迈向更大的自力更生。拜登上台后，大部分欧洲民众也未改变对地缘政治的看法。比如，欧盟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Charles Michel）认为欧美之间的分歧不会突然消失，“欧洲必须掌握命运，才能代表自身利益并捍卫欧洲价值观”。 

　　在战略自主的感召下，欧洲追求更独立的对外政策来捍卫自身利益。欧洲需增强自身能力，立足于克服其政治脆弱性并提高采取行动的能力，以建立更对称的跨大西洋关系。与美国一样，欧洲必须能够明确界定和保护自身的核心安全利益，而不必依赖其跨大西洋伙伴。只有能够提供独立防务能力的欧洲才能被称之为完全主权的欧洲，欧洲期待通过对称相互依存实现与美国的地位平等。《战略指南针》倡议指明一个正确的方向，不仅有助于建立共同的战略文化，还将填补“欧洲全球战略”留下的空白。因此，欧盟既需要重新启动欧洲一体化项目，又要集中力量帮助成员国解决各种外交政策问题，并发挥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当然，能力的发展需要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更大程度的前瞻性思维和计划，并且只有在成员国执行并遵守欧盟战略文件、程序和工具的情况下才会有效。因此，如果欧洲战略自主意识上升，欧洲主义战胜大西洋主义并获得成员国的支持，欧美关系将会呈现再平衡的跨大西洋关系。 

　　（三）美国主导的对外协调 

　　拜登政府将美欧协调作为外交优先事项，欧洲也希望与美国展开全方位协调合作。2020年1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致力于重建紧密、开放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美协调的重点议题集中在经贸、安全、价值观、科技、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在多边主义层面，拜登政府希望在世界舞台上重新确立美国作为负责任领导者的角色，不仅重返《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还改变了特朗普政府的反对态度，使世界贸易组织得以通过新总干事的任命；在跨大西洋层面，拜登希望修复美欧关系，寻求与欧盟进行强有力的对话，不仅暂停由于波音与空客补贴争端而增收的关税，还以视频方式出席欧盟27国领导人峰会。 

　　欧洲领导人认为拜登政府上台是欧盟和美国重启全球伙伴关系的新开端，欧美将致力于塑造全球议程、多边主义、团结和共同价值观。其一，人工智能、电信网络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数字技术将继续成为疫情后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舞台。欧美已经开始探索合作机制，比如2021年12月美国倡议举办“领导人民主峰会”，又比如欧美坚持以“民主原则”的方式定义技术使用标准，并为关键技术建立安全的供应链。其二，欧盟贸易政策在重新国家化和国际化此消彼长之间发展。一方面，欧盟采取措施提升欧洲生产能力，并降低战略产品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另一方面，欧盟促进供应和价值链的多样化，并促进贸易。2021年2月，欧盟委员会出台新的贸易战略，该战略基于“开放的战略自主”，充分利用欧盟的开放性和国际参与度，强调贸易多边主义必须与保护欧洲利益相适应，需要协调开放贸易与供应安全，并提议更强有力地执行贸易协定和采取措施以防止胁迫。其三，在限制风险和利用机会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基于共同的价值观与部分国家结成联盟，或者与利益兼容的合作伙伴建立联盟。同时，这意味着效力比程序合法性更为重要以及采取行动的能力要优先于团结一致。如果欧洲在追求战略自主的同时还从属于美国全球战略，欧洲会丧失其对美关系的战略回旋余地，那么欧美关系很可能会出现美国继续主导对外协调的图景。 

　　（四）欧美分工的对外协调 

　　欧美协调是欧美关系外部维度的主线，但美国在变化，欧洲也在变化，欧美的愿景和利益不总是一致的。欧美对外协调有可能会随着欧洲战略自主的强化而出现欧美分工的图景。随着全球权力向东转移，美国战略重心更多投入到印太地区，对欧洲的关注有所减少。换句话说，美国作为欧洲重要盟友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尽管拜登政府重新重视欧洲盟友的作用，但双方在一些关键优先事项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对欧洲而言，欧洲集体安全需要依赖欧洲自身力量，强化欧洲战略自主性，避免完全依赖欧美同盟关系。博雷利强调：“一个有能力且具有战略眼光的欧洲是美国的最佳伙伴，也是欧洲本身的需求。”这意味着欧盟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需要获得美国的支持。 

　　欧洲会部分追随美国，但不会全面倒向美国。欧洲在保证内部团结的同时，还要处理其与美国在各种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等议题上的分歧。与美国的战略重心相比，周边区域稳定对欧洲而言是更为紧迫的利益，其中不仅包括“东部伙伴关系”安全契约，还包括伊核协议的顺利重启。阿富汗撤军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带来的争端再次使跨大西洋关系成为焦点，这反映了欧美外交协调的内在困境，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将欧盟（尤其是法国）排除在美国印太战略之外的打算。2021年9月，欧盟出台《欧盟印太合作战略》，希望成为塑造印太格局和地区秩序的重要域外力量。此举凸显了欧洲希望在印太地区推进其战略自主，强化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的意图。换句话说，欧盟的印太战略尚未完全倒向美国，具有战略自主的明显诉求。欧盟在印太战略报告中加入“合作”一词，竞争和制衡并不是欧盟对华政策主基调。欧盟突出其合作性和包容性，将继续与中国进行多方面接触，解决共同挑战，并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合作。欧美基于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担忧进行协调，但协调效果并不乐观，因为欧洲希望实现跨大西洋关系再平衡，而美国则力图拉住欧洲制衡中国。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疫情持续影响下，欧洲民众的认知逐渐发生变化，对中、美的戒惧心理加重，倾向于建设更加强大和统一的欧洲。因此，如果欧洲采取有效行动增强战略自主，欧洲主义的诉求超过大西洋主义，未来将会呈现欧美分工的对外协调格局。 

　　四、结语 

　　后疫情时代，世界呈现出高度的脆弱性和不可预测性，欧洲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断发展的全球权力格局以及其选择定位自身的方式。战略自主仍是欧洲在后疫情时代政治转型和外交战略的重心。为了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避免外部依赖，欧洲在许多领域增强战略主权，包括防务、数字技术、产业和绿色等议题。但是，如果欧盟治理体系在疫情后遭遇新一轮困境，欧洲内部矛盾进一步暴露，那么，这种内部矛盾在面对强大的外部力量时将进一步凸显。因此，随着后疫情时代欧洲战略自主的推进，欧美关系的内部维度可能会呈现为跨大西洋关系再平衡或美国主导跨大西洋关系，欧美关系的外部维度可能会呈现为美国主导的对外协调或欧美分工的对外协调。当然，欧美关系的可能图景也会反过来塑造欧洲战略自主的发展形态。 

　　这个时代国际关系的底色是相互依赖，要充分认识到欧美合作和竞争的多重图景，采取相关策略实现中美欧三边动态平衡，避免不对称相互依赖，并破解欧美联手对华的局面。 

　　一是要把握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复杂性、多维性和动态性。中美欧三边关系处于相互嵌套、相互制衡的状态。在中美看来，中美竞争的未来特征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决定的影响；在欧美看来，欧美关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中国影响力提升带来的影响；在中欧看来，美国因素是中欧关系变化的重要变量。美国仍试图维持以其为中心的“等级社会”，限制欧洲战略自主的空间。欧洲对中国的政治偏见和制度性防范也有所增加，加之美国施加全方位压力，欧洲受到中美战略竞争“刺激”而被迫进入活跃的“反应”期，欧洲希望占据国际战略变局有利地位，可能采取对抗、竞争与合作三轨并行的对华路线。 

　　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对欧战略规划。中国需要不断评估和调整对欧战略，做好战略统筹和政策协调，以战略定力应对中美欧三边复杂互动。欧洲对外战略调整正处于新一轮转型的关键时期，欧美之间、欧洲内部都存在不同声音，在脱钩与接触、全面脱钩与部分脱钩、合作与竞争等政策选项之间摇摆不定。鉴于欧洲的共识是只有强大的欧盟才能捍卫自身的价值观和全球利益，中国可以遵循经济先行、文化支撑和政治辅助的原则，强化欧洲对中国市场的路径依赖和制度粘性，因为经济规模只有与经济表现和政治行动能力相结合，才能成为动力资源。 

　　三是要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多边主义是现阶段中欧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合作的重要方向，但要合理管理合作预期。在全球治理中维护多边主义是中欧外交主张中的最大公约数，中国可以通过“包容性多边主义”理念来提升战略互信水平，强化中欧全面战略合作的政治基础。但是，也要客观认识中欧多边主义理念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妥善应对和解决概念和实践分歧。随着美国重返多边主义舞台，中国宜细分欧美多边主义的差异性和一致性，因事施策。 

　　作者简介：贺之杲，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21年第6期。已获得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