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5日下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外交学院外交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德国大选之后的国际形势与中德关系”研讨会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围绕德国大选结果、新政府的组建、当下国际形势以及中德关系的发展方向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顾俊礼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随着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欧洲的大变局即将到来，在此背景下，研讨德国大选之后的德国形势与中德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并预祝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会议第一单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常务理事、外交学院外交学系熊炜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德国研究中心孟虹教授在发言中强调，目前的总理候选人默茨缺乏组阁经验，同时又面临财政、经济改革以及安全和移民等方面的组阁难题，由此看来，新政府的政策走向将决定德国能否迎来复兴创新的新起点。在外交政策领域，她认为，德国政府正在重塑大国形象，包括重启法德轴心、推动魏玛三角等欧洲外交机制。同时，德美/欧美关系、欧俄关系变化以及俄乌冲突等都是德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不确定因素。孟虹指出，默茨上任后中德关系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双方将在延续既定方向的基础上，谋求俄乌和平、深化经济合作。 

　　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杨解朴研究员认为，未来“黑红”两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将比“交通灯”三党更加稳定，但形成一个稳定高效的政府并非易事，社民党为扭转颓势，在一些政策领域（如社会政策）会坚持自己的立场、抬高要价。由于政党格局碎片化、政治极化加剧以及选民政治观念的转变，德国共识政治传统被削弱，在新的联邦议院中很难形成修改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此外，德国正经历产业转型的阵痛，默茨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效果还有待观察。政府更迭能否使德国变强，关键在于能否筹到足够的资金。德国若想重塑欧洲领导力，最重要的是重塑欧洲安全框架、调整对美政策。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顾苏老师从马斯克“介入”德国大选出发，阐述科技寡头的政治化与权力操控问题。她认为，科技寡头政治化的动因有三：（1）美国右翼势力对欧洲的输出；（2）反监管与经济利益；（3）科技寡头政治话语的崛起。其所带来的影响包括数字平台成为政治博弈的战场，以及新型权力对欧盟数字主权、跨大西洋关系构成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赵纪周老师围绕“慕尼黑安全会议”，阐述了其对德国大选的影响。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他认为，国际事件影响的发生机制以及途径或方式是较为明确的，但影响的评价标准还不够清晰。因此，可从时间、空间、领域等方面加以综合考量。反之，国内政治变化也是观察国际形势演化风向的一项重要指标。影响德国大选的最主要因素仍为国内因素，如“时代转折”后的经济低迷、能源“去俄化”、经贸去风险化，以及国内移民问题等，都对大选结果乃至德国政治生态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亚部一级调研员王薇分析了德国大选后的欧洲变局。她提出，本届德国大选有两个特点：一是投票率高达83%左右，为两德统一以来最高，体现出面对当前困境，德国民众求变的心理；二是线上选举查询机系统Wahl-O-Mat在选前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查询工具通过提问帮助选民了解自身的政治倾向，从而找到符合自己主张的政党。德国一项民调显示，选举后仍有56%的受访者感到不安，对未来缺乏信心。德国大选集中体现了欧洲面临的困境，包括经济增长乏力、民粹主义崛起和社会分化加剧，这些问题考验着新一届德国政府的执政能力。 

　　顾俊礼研究员对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进行了研判。他认为，在特朗普上台后欧洲面临的大变局背景下，德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也会随之调整。其中四大影响因素值得关注：第一，国内政治生态的影响。在组阁谈判过程中，默茨需平衡朝野各党派利益，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要在经济合作与人权、价值观之间寻求平衡。第二，德美/欧美关系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一不确定性会促使德国采取更加务实、灵活的外交策略，进一步拓展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空间。第三，特朗普对华政策强硬的影响。这或将促使德国在中美之间寻求战略平衡，维护“战略自主”。第四，中国对欧、对德政策调整的影响。中国会更加务实，以经济合作为核心，避免在其他议题上与德国和欧盟直接对抗。顾俊礼指出，中国对德政策应更加务实，具备平衡和战略联合特点，以欧盟为导向，抓住深化经济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机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李超副研究员围绕德国的战略焦虑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德国现有政策走向与经济发展模式存在错位，政局稳定性下降，在欧盟内领导作用下滑。其对俄乌冲突走向、国际秩序变迁及大国竞争态势深感焦虑。长期来看，中德/中欧关系面临挑战，但由于特朗普政策的负面影响，双边关系存在新的合作机遇。 

　　会议第二单元由杨解朴研究员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常务理事、外交学院外交学系熊炜教授在发言中指出，特朗普2.0带给欧美关系前所未有的冲击。欧盟对特朗普冲击波强度准备不足，欧洲曾幻想通过谈判和交易的方式影响美国。近期事态的发展表明，欧洲的幻想彻底破灭，其对欧洲的冲击是全方位和长期的。第一，欧洲坚持和希望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可能在美国的主导下沦为“基于交易的国际秩序”；第二，以北约为支柱的跨大西洋安全同盟关系遭受重创；第三，特朗普助推欧洲极右势力，加剧欧洲社会分裂。德国大选和此后的组阁情况将对欧洲如何应对此轮冲击具有决定性作用。他认为，世界秩序从多极化走向了无极化，目前美国行事作风更多的是受到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影响，但他们依旧无法改变美国的“民主制度”基本架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研究室主任贺之杲副研究员围绕新一届德国政府的战略自主观进行发言。他认为，在特朗普冲击波和德国政治变局双重背景下，德国的战略自主观将进行调整。随着默茨带领的联盟党赢得德国大选，新政府的欧洲观成为战略自主的重要方面。默茨将加强欧洲能力建设列为优先事项，尤其重视法德关系和波德关系。然而，默茨及其所属党派的跨大西洋主义倾向，使得德国在战略自主上的两面性凸显。德国战略自主的紧迫性上升，但短期内难以同欧洲伙伴保持一致，也难以离开美国和北约。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副院长寇蔻副教授围绕中德经贸关系发言。他认为，短期内，德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交通灯政府的经济政策。近年来，欧盟和德国通过产业促进政策加速转型，并加强对贸易和投资的审查，以推动战略自主，提升供应链韧性和产业竞争力，保障经济安全。德国新政府的政策也将影响中德经贸关系。未来中德经贸关系面临的挑战及发展前景需要重点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交流中心欧洲处宋娀处长以“德国大选后中德科技创新合作的趋势”为题进行发言。她首先分析了新形势下中德科技创新合作的积极因素和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德国大选后新政府在科技、人工智能、能源转型、产业发展以及对外关系领域可能的政策方向，并对中德科技创新合作的未来前景进行预测。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研究中心主任赵怀普教授围绕德国大选后的中欧关系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在“特朗普2.0”引发国际局势动荡、欧洲安全与稳定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德国大选及其产生的影响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大选后，传统主流政党“联盟党”牵头组阁新政府，将在总体上有助于德国和欧盟的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欧关系。受欧盟对华“三重定位”和俄乌冲突的影响，当前中欧关系仍处于下滑、僵持的状态。中国是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国在中欧关系上有重大利益诉求。新政府上台后，将从两个方面影响中欧关系：一是在欧盟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平衡者角色；二是在中欧互动中发挥调解者作用。总体来看，短期内中欧关系的基本框架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德国是中欧关系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建设性因素。 

　　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崔洪建教授在发言中指出，2025年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被认为是二战后最具挑战性且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将在德国主流与非主流政治分界（防火墙问题）、内外政策优先选择以及对美盟友关系走向等重大问题上，反映出德国社会的基本民意和未来趋势。他认为，共识政治传统能否发挥作用，是救德国于水火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德国新政府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平衡其内部分歧与外部压力；二是如何平衡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同时应看到，西方内部出现了政治斗争，所谓的欧洲主流政治和“特朗普2.0”的美国政治间出现了某种对立。德国新政府对中欧关系有着重大利益诉求，这既可能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又可能带来不确定性。德国的政治选择将对进行中的欧洲政治转型方向产生直接影响，也将作用于中德/中欧关系的当前调整和未来态势。 

　　最后，顾俊礼研究员对会议做了总结，并对与会学者表示感谢。研讨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顺利闭幕。 　  

　　撰稿：杨解朴、董鸿锦 

　　校对：齐天骄 

　　审核：赵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