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北约马德里峰会首次提及亚太地区，宣称亚太地区事态发展会直接影响欧洲-大西洋的安全，因而需要加强与亚太地区新老伙伴的对话与合作，由此开启了北约对亚太事务的关注和介入。2023年维尔纽斯峰会公报不仅再次重申了这一政策立场，而且将北约东进亚太最主要的战略目标，明确聚焦于应对所谓中国崛起带来的“系统性挑战”，为北约后续相关战略部署实施锚定了大方向，标志着东进亚太正式从文字层面的顶层大战略设计，走向了具体的政策实践。经过近两年的推进落实，截至目前，东进亚太与“援乌抗俄”一起成为了北约全球战略的两项重点工程。作为现阶段北约战略转型中最富“新意”的内容，东进亚太的全面推进意味着北约战略扩张，事实上突破了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为其设置的跨大西洋地理界限，已将亚太地区作为“东扩”和“北扩”完成后，新一轮战略扩张的重点方向。 

　　一、对东进亚太战略进行概念界定 

　　北约亚太战略的部署和落实动向，已经成为了一个颇为“热门”的国际政治前沿议题，引发了各界人士广泛热烈的讨论，产生了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当前学界对北约亚太战略的定性尚存争议。部分学者聚焦于北约介入亚太事务对其战略转型的影响，使用“北约亚太/印太化”进行概括，即认为北约常态化、组织化、大规模介入亚太事务，意味着北约的性质发生了“亚太/印太化”转变；也有一些学者则关注北约亚太战略对地区国际秩序的影响，使用“亚太/印太北约化”一词，即北约亚太战略正在推动亚太地区出现一个类似北约的政治军事集团。 

　　本文认为，上述这两种定性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在现代汉语中，“化”主要是指事物性质的根本性转变，比如说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从字面语义出发，北约“亚太化”就意味着默认北约要修改《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完全放弃自身作为一个“跨大西洋地区集体安全组织”的性质，彻底打破以跨大西洋为中心的地理限制，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就目前来看，虽然北约明显强化了对亚太事务的关注和介入，但是仍然以跨大西洋地区为基础，这在北约几乎每一份正式发布的官方文件中都会有明确的呈现，因而短期内不存在“亚太/印太化”的问题，否则北约将会成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组织。另外，亚太“北约化”的表述亦不够准确，亚太与跨大西洋地区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由于复杂的历史问题、民族矛盾、文化观念分歧等纠葛，各国之间普遍存在隔阂，政治互信相对有限，很难建立一体化的地区组织。即使在二战刚结束，美国的国际权力远高于当下的特殊时期，依然没有在亚太地区构建起来一个类似北约的多边机制，最终退而求其次，选择通过一系列双边联盟组建了轴辐体系。因此，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对地区大国制衡能力有所不足的当下，其牵头拉拢北约介入亚太事务，本身就有通过调整亚太同盟体系优化战略资源配置，降低成本负担的需要，显然不会再次选择在亚太地区打造类似北约的多边联盟。综上，笔者使用“东进亚太”这一相对中性的词汇界定北约的亚太战略，即北约战略触角向亚太地区延伸扩展。 

　　二、北约东进亚太的政策宣示 

　　在《战略概念2022》中，北约首次将“印太”标记为战略利益攸关区域，使用了一种内容较为笼统宽泛的宣示：“印太地区对于北约而言很重要，北约将加强与新老伙伴国的对话与合作，以应对跨地区挑战和捍卫共同安全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在北约的战略文件中。北约认为中国对其安全、价值观等利益构成了“系统性挑战”，也声明对与中国保持建设性接触持开放态度，为双方的未来接触保留了足够外交空间。整体来看，在北约的大战略设计中，中国的形象更多的是一个需要加以防范警惕的“挑战者”，而非集中力量加以遏制的敌对国。 

　　2023年7月举行的维尔纽斯峰会上，北约在公报中重申印太地区对北约的重要性，“因为该地区的发展会影响欧洲-大西洋安全”，呼吁亚太伙伴国为欧洲安全做出贡献，在乌克兰问题等方面给北约提供支持，同时也要求欧盟在东亚事务上为北约及其伙伴国提供支持。与之前不同的是，北约在此处强调了成员国与亚太伙伴国互动的双向性。一方面，鼓励亚太伙伴国配合北约成员国，为制衡俄罗斯和援助乌克兰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呼吁北约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在亚太地区事务上，对亚太伙伴国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此外，北约显著升级了对华竞争性的政策表述，且用词十分犀利。峰会公报共有15处涉华内容，宣称“中国的野心和强制政策”挑战了其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运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工具来增加全球影响力”和“试图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三、北约东进亚太的部署落实 

　　（一）东进亚太的方式和进展 

　　就目前北约的实际情况来看，以军事手段介入或者完全接管亚太安全秩序都存在很大的难度，北约并没有完全确定东进亚太的方式。从北约的战略谋划与实践来看，现阶段北约采取的方式，是在美国牵头主导下，通过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个美国亚太地区盟友作为地缘政治支点，并与之建立稳定的机制化联系，打造形成一个盟伴协同的战略关系网，以此增加对亚太事务的影响。 

　　当前北约东进亚太的实施推进尚处于机制建设的阶段，已经取得了三个方面的成果： 

　　第一，双向元首外交的全面开启，例如2023年2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曾访问日、韩两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北约亚太伙伴国元首也曾访问过北约布鲁塞尔总部；第二，高层接触机制化，从马德里峰会开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频繁成为北约外长会议等高规格多边会晤的“特邀嘉宾”，北约邀请亚太国家元首和政府高层官员参加内部会议，正在逐渐成为双方之间机制化的固定合作模式。上述四国元首不仅参加了维尔纽斯峰会的全部议程，峰会结束后，北约又分别与日韩签订“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ITPP）”，提升了合作的制度化水平；第三，虽然由于法国马克龙政府的反对，北约驻东京联络处暂时未能落地，但是北约依然积极寻求在亚太地区建立固定联络机制。 

　　（二）东进亚太的动因 

　　北约东进亚太基于以下动因：一是，亚太地区在全球体系中不断提高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价值；二是，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促进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由于辐轴体系向盟伴协同方向转型；三是，以集团化对抗的方式，升级对华制衡力度；四是，欧洲国家和欧盟借助北约东进亚太，弥合欧盟“印太战略”地缘政治能力缺失的短板；五是，在当前乌克兰危机引发欧洲安全秩序动荡的大环境下，欧洲国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迎合美国的对外战略需求，以换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 

　　（三）东进亚太的战略意图 

　　总体而言，北约试图通过“东进亚太”，加快向亚太地区扩张的步伐，快速完成“欧洲+亚太”地区战略整合，同时构建一个全新的对华制衡体系。 

　　具体而言，北约希冀以日、韩、澳、新四国为地缘支点，以跨大西洋地区为基础，加强向亚太地区的力量投射，打通跨大西洋和亚太两大地区战略，形成一个“东西并举，双向联动”的整合性战略架构的，优化其全球性战略资源配置。其中反映出作为北约“指挥棒”的美国，希望通过北约把欧洲盟友拉到亚太区域，形成一个联动式的全球性战略架构，这样既能提高对华制衡的强度，又可以使欧洲国家分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压力。美国借该战略以应对所谓中国崛起带来的“系统性挑战”，并基于“集团化对抗”的冷战思维，营造有利于对华竞争与遏制的国际环境。 

　　四、北约东进亚太的影响与前景 

　　北约作为地缘政治博弈新“棋手”进入亚太，将会显著提升亚太大国战略竞争烈度和安全困境程度，增大地缘政治博弈引发冲突的安全风险。综合分析美国及北约现有的亚太战略资源，未来北约的亚太政策，或将基于以下两个“抓手”部署落地：一是以美国为中心支点，整合亚太盟友资源，实现北约-亚太四国合作机制、美国亚太双边联盟（美日、美韩、美澳等）、亚太小多边联盟和准联盟（奥库斯、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融合对接，建立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策沟通协调机制；二是形成一个北约与亚太国家通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编织而成的政策协调网格。上述两类情况都可能推动亚太大国战略竞争向着“集团化”危险方向发展。一旦北约的战略预期最终成为政治现实，届时激烈且压抑的大国战略竞争将彻底摧毁自由、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秩序，各国互不信任相互戒备的零和安全困境可能会成为彼此互动的常态，地缘政治冲突管控的难度将会陡然增大，相互促进的经贸往来、科技合作、人文交流等活动赖以维系的良好国际环境也将不复存在，甚至存在发生激烈国际冲突的风险。 

　　作者简介：徐若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观察》报告 总第42期。已获得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