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北非历来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位于该地区的叙利亚因地理位置重要、民族和教派矛盾集中等原因，被视为阿拉伯世界“跳动的心脏”。2024年12月，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被“沙姆解放组织”领导的反对派武装推翻后，欧盟对外行动署在其官方网站上称，阿萨德政权的倒台标志着叙利亚人民和广大中东地区新篇章的开始。但是，作为中东紧邻，欧洲面对这场叙利亚变局恐难独善其身，甚至可能又要经历一场新的“噩梦”。 

2024年12月9日，荷兰、德国、丹麦、比利时、克罗地亚和意大利等欧洲多国已暂停接受叙利亚公民的庇护申请。图为位于德国柏林的难民庇护所。 

　　难民问题积重难返 

　　如何对待现有叙利亚难民的庇护申请和移民的遣返或驱逐‌，是欧洲一直难以彻底解决的重大问题，如今随着叙利亚“变天”更愈发严峻。 

　　自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叙利亚内战爆发，国内局势陷入长期动荡。根据联合国难民署英国办事处网站的数据，在过去14年的冲突和危机中，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被杀或受伤，1300多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占战前该国人口的一半。其中，700多万叙利亚人在本国境内流离失所，600多万人则成为移居到欧洲以及黎巴嫩、约旦等邻国的难民。 

　　欧盟对叙利亚人提供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援助工作由欧洲平民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行动总局协调，并通过人道主义伙伴提供，包括联合国机构、红十字委员会及其当地办事机构等。但是，欧盟对叙利亚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未能从源头上彻底解决问题，也不可能关住难民涌入欧洲的“闸门”。 

　　2015年，欧洲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尤其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成为了主要的难民接收国。在涌入欧洲的约150万难民中，有着大量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进入欧洲寻求庇护的叙利亚难民。这一波难民潮之所以发酵升级成为一场难民危机，是因为难民的大量涌入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压力和经济、社会负担，也引发了欧洲的社会动荡和政策调整。 

　　已经历过一次难民危机的欧洲，如今不得不防范此次叙利亚变局可能引发的新老问题。根据2024年2月欧盟27国和挪威、瑞士报告的统计数据，2023年赴欧洲寻求庇护的人数达到七年来的最高点，其中，有18.1万叙利亚人寻求庇护，比2022年增加了38%。随着2024年12月叙利亚局势的突变与演化，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希腊、意大利、瑞典和丹麦等欧洲多国开始考虑遣返叙利亚难民或限制叙难民入境，这引发了多方的人道主义关切，遭到“大赦国际”等国际人权团体的批评。 

　　德国是最先采取暂停对叙利亚人提供庇护申请行动的欧洲国家之一。作为欧洲最大的叙利亚人居住地，从2011年至2023年，德国已为超过71.2万名叙利亚人授予了难民身份。奥地利则计划遣返和驱逐叙利亚难民，并为愿意返叙难民支付1000欧元的“返回奖金”。 

　　如今欧洲对待叙利亚难民的心态既矛盾又尴尬。有些国家将阿萨德政权的垮台视为一个可以将难民遣返并试图平息国内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政党等势力怒火的“宝贵机遇”。但问题是，目前叙利亚局势仍“不确定且非常不稳定”。而且，已经“闪崩”的阿萨德政权并非导致叙利亚难民涌向欧洲的唯一因素，在今后一个时期，叙利亚国内各武装派别依然存在，并且有可能发生新的冲突，从而导致新一轮难民问题。如果不能从叙利亚国内乱局这一根源上解决难民问题，欧洲试图遣返难民的努力就难有实质性的成效。况且，欧盟部分成员国即使已经采取冻结难民庇护的行动，但仍受到欧盟庇护法的约束。这意味着，它们试图采取限制避难申请或驱逐难民政策的成效将是有限度的，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难民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2024年12月23日，德国马格德堡一圣诞市场发生车辆冲撞人群事件，民众悼念受害者。 

　　试图未雨绸缪 

　　过去数年里，欧洲曾经多次遭受来自中东地区极端组织及其成员发动的暴力袭击。2015年11月，法国巴黎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包括六起枪击事件、三场爆炸事件和一起人质劫持事件，导致13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总统奥朗德谴责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策划了恐袭，并称之为“战争行为”。此后，英、法、德等欧洲多国加大了内部反恐力度，并参与了美国领导的在叙利亚打击极端势力的国际反恐联盟，取得一定效果。此次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沙姆解放组织”，由“努斯拉阵线”等组织演变而来，而“努斯拉阵线”曾于2012年被美国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 

　　为防止安全风险外溢到本土，欧盟理事会在阿萨德政权倒台一周之后，就批准了一项旨在加强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决议，强调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司法内政领域的行动结合起来，以及通过对话和能力建设等继续加强欧盟与第三方之间的反恐合作。 

　　然而，恐怖主义就像一颗长期埋在欧盟肌体内的恶瘤，不定期地“发作”。例如，2024年12月圣诞节期间，德国马格德堡发生恐袭案，嫌疑人——具有移民背景的沙特阿拉伯裔男子塔勒布——驾车冲进圣诞集市人群中，造成70多人伤亡。塔勒布是一名反伊斯兰教的无神论者，早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之前就逃往德国，当精神科医生的同时继续从事海外“反伊斯兰”活动。这起事件虽非叙利亚难民或移民所为，但再次给欧洲敲响了“警钟”，即一些像塔勒布这样早年就已经成为欧洲移民的人的心态似乎日益极端化。而这显然是有深层次原因的。中东局势动荡包括叙利亚内战引爆了涌入欧洲的难民潮，其后果之一就是欧洲不断发生本土居民针对难民、难民反过来报复本土居民、早期难民或老移民针对新难民或移民的各类暴力冲突乃至恐怖袭击事件，而且这些事件往往发生在不同种族或宗教的群体之间，进而引发更多的后续报复行动。这形成了一种“越恐越反、越反越恐”的恶性循环。 

　　助推极右翼势力崛起 

　　近些年来，欧洲“向右转”趋势越发明显。2024年6月，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大胜，占据超四分之一的席位。欧洲议会选举后，法国政坛动荡加剧，尽管受主流政党极力压制，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势头仍猛。9月，德国选择党成为东部三州的第一或第二大党；12月，“交通灯”联合政府垮台，德国将提前大选，选择党党首魏德尔成为最受欢迎总统候选人。9月末，奥地利自由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首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持续多年的难民危机已经对欧洲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都带来了严峻挑战，促使反移民的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不断崛起。 

　　以德国为例，面对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德国在默克尔担任总理期间采取了“开门欢迎”并接纳难民的庇护政策，导致数百万难民涌进德国。德国的这一难民政策遭到欧盟其他一些国家的抗议，默克尔本人也受到质疑和批评。后来，随着不同国籍、种族和信仰的难民在一些城市人口数量中占比的增多，德国国内开始出现反难民的极右翼思潮和相关行动。事实上，近年来日益崛起的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已在德国政治生态发展中具备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德国选择党成立于2013年，最初主要以反欧元为口号，如今在驱逐移民、恢复德国秩序等方面持强硬立场。前文提及的塔勒布本人，正是选择党所谓“清除异类”，尤其是清除伊斯兰信仰者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该党继2017年成功进入德国联邦议院后，于2024年9月首次在德国地方选举中获胜，在图林根州以32.8%的支持率大幅领先位居第二的基民盟。2024年11月，德国“交通灯”执政联盟因未能通过议会信任投票而宣告瓦解，导致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将于2025年2月提前举行。近期选择党的支持率又有所上涨，其对德国选情与走势特别是基民盟的支持率将产生一定影响，也将对德国未来的难民政策产生影响。 

　　总之，叙利亚变局以及仍在发展的乱局，使得这颗阿拉伯世界“跳动的心脏”已经并将继续面临“功能失调”之痛。未来，域内外各方力量在中东地区的博弈和叙利亚国内各派势力的争斗可能更趋激烈，对欧洲乃至全球的广泛、深远影响值得持续观察。 

　　作者简介：赵纪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世界知识》2025年第2期。已获得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