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了近两个月的惨烈疫情之后，欧洲的情况如今逐渐进入平稳下降的阶段。意大利和西班牙领导人日前分别宣布，将在5月初逐步解封，让瘫痪的企业得以开业，让经济得到恢复。但在解封同时仍然强调必须谨慎。那么，对这场令欧洲人刻骨铭心的疫情，我们该反思什么？
“老欧洲”与新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动摇了欧洲的根基，以至于人们重新开始讨论欧盟存在的意义。原因是欧洲被感染者的死亡率和传播速度都比预期高得多，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欧洲一直以文明发达、一流的医疗水平和设施著称，但根据世卫组织提供的数据，此前遭疫情肆虐的中国、韩国死亡率和病毒传播速度比欧洲要低得多。此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有超过万名医务人员感染。这说明当地医疗物资严重匮乏， 即使是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也没有得到保护。
当然，在全球化的今天避免大流行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们曾有宝贵的准备时间，以减轻病毒对民众健康和国家经济的严重伤害，但我们的政府对东方传来的警报没有引起足够高度的重视。
直到3月初，欧盟仍没有予以重视。欧盟内部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并没有考虑如何共同应对新冠病毒。而且，那时欧洲各国的防控措施在落实上还打了折扣。尽管英国要脱欧，但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它应加强和欧盟的合作来共同应对新冠病毒，可惜伦敦并没有这样做。
欧洲当代经历过四次危机：巴尔干战争(1991)、金融危机(2008)、地中海难民危机(2015)和现在的新冠疫情。欧盟在这四次危机中联合起来了吗？我认为没有。面对下一次危机(专家认为随后将伴随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欧盟更应该展示出敏捷和团结。
慢节奏与舒适区
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世界只有两部分：欧洲和非欧洲。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发达的经济文化，欧洲人从殖民时代开始就有种优越感，崇尚自由，习惯于闲适地生活。如果欧洲人不用殖民时代的老眼光看待自己和世界，客观地认识到欧洲只是世界的其中一部分，欧洲会比现在的发展快很多。
就像我们生活在大泡泡里，确信自己处于受保护的环境中。兼之欧洲有关制药领域和食品安全的法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我们倾向于悠闲散漫地生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需关注边境内外发生的事，特别是现在。新冠疫情说明了我们结构的脆弱：来自亚洲的警示声越大，欧洲越不重视新冠病毒的危险。在西班牙，首例死亡病例是2月13日出现的，而卫生部门3月3日才确认此事。在两个多星期里，我们的各方面一片静默。
疫情结束后，欧洲不能继续这种悠闲、慢悠悠的生活方式，必须成熟起来。个人行为必须对自己和集体负责，否则将无法应对现在的挑战。当我们不喜欢现实时，逃避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它。所以当政府要求疫情期间居家禁足，我们应明白这是为生存而战。
客观来说，尽管我的亚洲朋友之前告诉过我新冠病毒的恐怖，但长时间禁足的做法对我来说太奇怪了，感觉无法理解 ，但现在我知道禁足的意义。悲剧中也有着希望之光。我们也看到，在各种混乱中，许多市民和公司组织起来积极自救。“冠状病毒制造者”计划在西班牙广为人知，13000名志愿者利用3D打印机，免费制造医疗用品提供给市民。他们的行为展现了逆境中人性的光辉。
内部矛盾需化解
作为一个南欧人，我认为欧盟曾是一个伴随着希望的梦想。因为中欧、北欧和南欧的联合是欧洲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这为解决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矛盾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也给欧洲指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繁荣之路。但正如西班牙剧作家佩德罗·卡尔德隆的名言，“梦想只是梦想”。
欧盟的建设并未消除成员国之间原有的偏见。英国脱欧后的欧盟已打破了之前的联合，应重新考虑接下来的发展。我赞成北欧国家要求南欧国家应更合理地使用自己的开支，但北欧应该控制其优越感，富裕的北欧不要忘记自己在欧元体系中获益最多。只有公正看待成员国的优点，欧盟才能真正联合起来。
此前，欧洲议会拒绝了南欧国家提出的“新冠债券”和共同分担抗疫费用的提议，最让我们受伤的是他们拒绝的方式非常冷酷。荷兰首相马克·吕特的回绝斩钉截铁，荷兰财政部长沃普克·霍克斯特拉建议调查为什么有些国家没有预算来应对疫情。这种姿态只能增加南欧国家民众对他们的反感。其实，尽管都是欧洲国家，出于文化和价值观上的不同，面对疫情应对所采取措施中的伦理问题，南欧和北欧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对“群体免疫”的不同态度，恰恰反映了这一点。
此外，从南欧的角度来看，如果病人、医疗用品和资金的流动是透明和同一标准的，欧盟的抗疫效率将大大提高。换句话说，感染者生存的可能性并不取决于他们在哪个国家。为此需要整合不同国家的卫生部门和经济部门。当然，欧洲集中化是不现实的，但不携手抗疫情况只会更糟。欧洲国家要想在疫情之后尽快恢复，欧盟要想走向长远，我们就必须改掉一些长期存在的“老毛病”。(作者是西班牙作家，本文由刘梅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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