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重大威胁，也对人群心理、社会情绪和舆论氛围产生巨大影响。由于疫情的大规模流行性质，相关国际舆论的变化不仅反映出社会心理上的应激反应，也体现出国际政治博弈的特征。随着疫情先后在中国和欧洲暴发，欧洲涉华舆论也在角色和逻辑的转换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性变化。欧盟官方将疫情期间中欧之间的舆论互动定义为“叙事之争”，这种政治化的解读不利于中欧双方建立和巩固理性、客观和积极的相互认知。 

　　一、疫情期间欧洲涉华舆论的不同阶段 

　　本文考察的欧洲涉华舆论范围主要包括：主流媒体报道及评论，议会、政府等官方及个人言论，智库和民间机构观点等。迄今为止，欧洲涉华舆论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与中国和欧洲经历的不同防疫阶段密切相关。从2020年1月下旬到3月中旬是中国疫情暴发、全力投入抗疫，但欧洲疫情尚未暴发时期，这一阶段的欧洲涉华舆论主要关注中国疫情发展和防疫措施；从3月中旬到4月中旬，欧洲疫情暴发但中国已基本控制住疫情，这一阶段欧洲涉华舆论在侧重自身防疫的同时，以欧盟官方提出中欧“叙事之争”为标志，主要关注中国对欧舆论、中欧防疫合作及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等话题；从4月中旬到5月下旬，欧洲涉华舆论出现较为密集的批评和指责，出现与部分美国涉华舆论合流的迹象，主要涉及中国“延误疫情”“欺骗国际社会”“隐瞒疫情数据”，以及要求“追责”“索赔”等内容。需要指出的是，在欧洲涉华舆论变化的不同阶段，较为公正客观和批评性甚至极端言论都不同程度存在，但从传播效果和范围来看，后者更能代表欧洲舆论的阶段性变化，是本文主要的考察对象。

　　欧洲涉华舆论的变化与中欧防疫阶段的变化密切相关，表明了欧洲舆论在角色设定上的转换。在中国陷入疫情危机而欧洲仅有零星病例的第一阶段，欧洲一些舆论基本上将疫情与“中国病”“东方病”划等号，主要是带着“文明优越感”和隔岸观火的心态予以报道和评论。如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2020年2月第6期发布“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制造”的封面图片，刻意制造出将中国与病毒相联系的传播效果。德国个别标榜客观、理性的媒体或个人还公然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纵容、煽动排外情绪，尤其是针对中国人的歧视。在法国舆论中也出现了将新冠病毒指为“黄色警报”和“黄祸”的谬论，不仅批评中方在疫情暴发初期的应对工作，还指责中国政府“加强对舆论审查控制”，妄言疫情是中国“专制制度的结果”。英国一些媒体也传播不实信息和错误观点，《金融时报》和《经济学家》杂志都以《新型冠状病毒暴露中国体制缺陷》为题进行不实报道，并对中国政治体制作出充满偏见的解读。

　　在欧洲疫情暴发而中国疫情缓解后，欧洲涉华舆论一度相对沉寂，其原因一是媒体主要转向内部报道，二是之前“欧洲对新冠肺炎疫情免疫”的逻辑被现实粉碎，短期内难以建立起对中国的批判性视角。在中国开始积极援助欧洲抗疫以及中美舆论交锋升级后，欧洲涉华舆论重新活跃起来，并重新建立起针对中国制度和行为的更加政治化的批评视角。在此背景下，来自欧盟官方有关中欧“叙事之争”的认识成为此后至今欧洲涉华舆论的主基调。

　　二、疫情期间欧洲涉华舆论的主要特点 

　　（一）官方与民间舆论有差异有交集 

　　欧洲国家官方涉华舆论有较为明显的变化过程，与民间舆论既有差异又有交集，同时有逐步增强并干预和主导民间舆论的动向。在中国疫情发生之初，欧洲多数国家政府表达了同情并给予了物资援助，双方领导人之间的友好互动频繁，这一时期欧洲官方立场与民间一些涉华负面舆论差异较大。进入第二阶段后，欧洲各国面临的抗疫压力陡增，一些国家的官方立场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向媒体所代表的所谓“民意”靠拢。如德国政府对中国抗疫成果给予肯定，但又认为中国试图“借机提升对欧洲的地缘政治影响”。法国政府积极评价中法抗疫合作，但也认为双方不同的抗疫措施“凸显了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种既担心中国影响力上升又执着于中欧制度差异的复杂心态，在中国加大对欧洲抗疫的物资援助后更加难以掩饰，欧洲国家的官方舆论出现显著变化。其重要标志是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于3月24日发表声明称，“中国正积极宣传其作为一个负责任和可靠的伙伴并与美国相对照。中方在叙事中还有试图损毁欧盟声誉的行为”，因此欧盟“必须意识到地缘政治因素包括通过宣传和‘慷慨政治’争取影响力的斗争。我们需要捍卫欧洲免受破坏者的侵害”。博雷利的“定调” 是欧盟官方涉华舆论发生显著变化的标志，成为官方涉华舆论的主基调，体现出欧盟层面对欧洲涉华舆论的直接干预和塑造，自此欧洲一些国家官方与民间舆论之间的差异缩小、交集扩大。

　　（二）欧洲涉华舆论存在国别与区域差异 

　　疫情期间的欧洲涉华舆论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国别与区域差异，从国别上看，疫情较为严重、受中方援助支持较多的国家涉华舆论环境较好，疫情相对较轻、强调与中国“对等援助”的国家涉华舆论环境较差。如作为欧洲疫情中心的意大利、西班牙与中国抗疫合作密切，政府和民间涉华舆论中对中国的好感较高，尤其是两国政要还通过发布视频和接受采访的方式公开表达对中方援助的感谢和对双边关系向好的信心。在法、德等大国意识和自身抗疫能力较强的国家，民间涉华舆论的批评色彩更浓，官方舆论则模糊度较高。在区域差异上，西欧、北欧国家涉华舆论较为消极，民间舆论消极性较强且官方舆论跟风的现象较多；南欧和中东欧国家涉华舆论则较为积极，尽管民间舆论中也有效仿西欧、北欧国家的批评性声音，但对涉华问题的炒作度不高，而官方舆论则总体保持了积极的立场，普遍认可中国提供的抗疫援助和支持。其中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等国官方和民间舆论对华表现出一致的高度好感，这也成为欧盟官方主动介入舆论并进行“叙事之争”定调的原因之一。欧洲涉华舆论的国别和区域差异不仅源于疫情期间与中方的互动方式，也反映出双边关系的基础和相互认知的积极度。例如对华舆论环境较好的欧洲国家大都参与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已开展近八年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也为中东欧地区较好的涉华舆论环境打下了基础。

　　（三）传播方式及其效果的多样性和交互性 

　　疫情期间面对面交流很大程度上被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交流所取代，这不仅导致传统纸质媒体的进一步式微， 也助推了之前“后真相时代”网络化传播带来的信息碎片化、观点极端化趋势，给错误虚假信息、片面极端观点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条件。疫情期间欧洲涉华舆论的传播方式多种多样，推特、脸书、照片墙（Instagram）、微信和各类网络自媒体作为主要的传播方式，受到官方和民间的追捧和大量使用。网络媒体的即时性、图像化和大众化特征，使得信息和观点的传播效果大大增强，也导致情绪和情感因素被普遍放大而真相和事实因素被淡化。

　　过度依赖网络的传播方式在导致信息和观点即时交互性增强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因信息不经甄别、观点不经论证出现的情绪对立和观念冲突现象。导致欧洲将中欧舆论互动升级定性为“叙事之争”的一个原因是中欧大量网络自媒体传播和互动产生的观点偏差。在中国疫情缓解、欧洲疫情加重后，我国国内网络自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批评欧洲国家抗疫不力、渲染社会民众惨状的来源不明信息，并形成了较为流行的要求欧洲国家“照抄中国作业”的偏颇观点。这些信息和观点在被欧洲媒体和受众获得后，又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进一步造成误读误解，加剧了观点对立和认知差异。其中一些自媒体信息和观点在被部分中方官方媒体加以转载或引用后，给欧方造成了中国官方对欧发动“宣传战”的印象，并认定要对针对欧洲制度和民众的“政治污名化”进行舆论反击，这又反过来加剧了双方的舆论对立。

　　（四）中美舆论交锋对欧洲舆论的影响 

　　疫情期间中美的舆论交锋成为影响欧洲涉华舆论变化的重要外部因素。首先，在欧洲涉华舆论的初始阶段，一些欧洲媒体在批评中国防疫措施进而上升到攻击中国政治制度时，与一些美国涉华舆论的逻辑一致，有些媒体还公开卷入中美有关舆论交锋中。如在中美有关《华尔街日报》刊发种族歧视文章的争论中，英国《泰晤士报》就发表社论公开为美国辩护。其次，中美舆论交锋对欧洲涉华舆论产生外溢效应。由于欧美在防疫阶段和措施上的一些相似性，也由于欧美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上的相互接近，中国一些针对美国的舆论反击容易在欧洲受众中造成“误伤”，并被一些欧洲媒体加以利用，来进一步论证中欧乃至中西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最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官方舆论和主流媒体对中美舆论交锋的内容和后果产生失望情绪，尤其是中国舆论广泛质疑病毒起源问题后，欧洲涉华舆论中对“中美两个大国陷入相互指责”的批评增多，认为这“不利于全球抗疫合作”，对中国“能否承担大国领导责任”的质疑上升。

　　三、克服欧洲涉华舆论变化的消极影响 

　　突如其来、广泛传播的疫情对人的身心、社会情绪和舆论氛围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对于病毒的未知极易引发人群和社会恐惧，对于病毒起源的无端猜测也会轻易转变为针对特定人群和国家的歧视和偏见。在以网络虚拟空间交流为主的传播环境中，这些情绪、心理和交流方式的变化造成信息混乱和观念偏执。这不仅会放大中欧之间原本存在的一些分歧，更会制造出新的矛盾，不利于双方建立起正确、积极的相互认知，也会损害伙伴之间的政治互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是对人类社会能否合作共赢的挑战，也是对中欧伙伴关系合作基础的考验。因此中欧抗疫合作不仅要体现在务实行动上，也要通过沟通和交流来不断克服各种偏见怪论并切实改善舆论环境，促进对彼此的正确认知并巩固中欧政治互信。

　　首先，中欧双方应当共同确认疫情是人类公敌，反对政治化和污名化，携手遏制疫情和“政治病毒”的传播。尽管欧洲涉华舆论中的一些错误观点并不代表主流民意，但在中欧合作抗疫的关键时刻兜售这些偏见，无疑会制造出更多恐慌情绪，在国际舆论中制造对立、激化矛盾，同时也将助长种族歧视和政治污名化等丑恶行径。因此这些言论不仅在中国国内也在欧洲民众中引起广泛批评和不满，大量读者和评论都反对各种有失客观、公正和种族主义的言论。如果任由疫情成为歧视和排外行径的借口、放纵“新闻言论自由”成为欧洲社会种族主义言论登堂入室的理由，不仅将给欧洲社会带来危害，也会影响中欧相互认知并损害双方互信。因此中欧应当共同要求有关媒体、个人和机构停止煽动和传播恐慌，呼吁欧洲社会正视舆论极端化的危险动向并坚持责任与良知。

　　其次，中欧制定和实施抗疫措施都立足于本国实际，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双方应当相互尊重并拒绝将防疫问题上升到制度比较层面。中国在疫情发生后，主要从自身应对流行病的历史经验并合理借鉴国际经验出发，根据自身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特点，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国情民意的抗疫措施，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实效，较为迅速地阻断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本土疫情传播。欧洲国家也是从自身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和能力出发，结合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制定并实施抗疫措施，各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性。中欧之间在疫情防治和具体抗疫举措上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但无法在整体抗疫措施上相互复制或替代。正是基于这种理性认识，欧洲一些专家和学者对中国抗疫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给予了肯定，并提出欧洲国家可以在具体措施上部分借鉴中国的经验。如法国前卫生总局局长卢西安·阿本海姆认为，中国经验证明疫情是可以依靠严格的封闭隔离和基层社区的微治理方式被阻止的。法国国家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法国医学科学院院士多米尼克·伯特兰也认为“中国已经受住考验，法国抗疫需要借鉴中国经验”。同时，中国政府和主流舆论也反对一些自媒体上出现的让欧洲国家“抄中国作业”的不理智观点，仍然尊重并理解欧洲国家立足本国国情的防疫措施和实践。如果抛开对防疫措施进行政治化划分的心理障碍，其实中国提供的抗疫经验比如“早防治、早隔离、戴口罩”等就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推崇，并在欧洲国家不同阶段的防疫措施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这在实践中证明了只要防疫手段和措施有利于控制疫情、减少传播并降低死亡率，就可以在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中加以采用。从政治偏见出发一味地给抗疫措施贴上“制度输出”的标签，不仅会在客观上延误抗疫的最佳时机，也会从主观上给中欧抗疫合作制造出新的政治障碍。中欧只有在舆论上坚持平等相待，才能在行动中做到守望相助。

　　（崔洪建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原文载《对外传播》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