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发展报告（2012-2013）》前言

    2012年，欧洲债务危机继续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为应对欧洲债务危机而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对经济活动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根据欧盟委员会发表的《2012年秋季欧洲经济预测》，2012年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均均为负增长（分别为-0.3%和-0.4%）。令人欣慰的是，德国经济能保持正增长，尽管增长率仅为0.8%。此其一。其二，2013年，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有望实现0.4%和0.1%的增长。这一复苏或许会成为欧洲经济“重振雄风”的起点。

    经济领域中任何一次危机都产生不容低估的社会成本，欧洲债务危机亦非例外。一方面，政府的财政紧缩计划使公共部门的许多雇员失去了工作机会；另一方面，私人部门中的许多企业也因危机而无法扩大生产规模或倒闭。这一切都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也使原有福利国家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受到影响。无怪乎希腊等国此伏彼起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经常成为2012年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2012年9月12日的“盟情咨文”中说，欧洲债务危机既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是社会危机；既是政治危机，也是信心危机。他认为，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有三：金融部门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公共债务的不可持续性以及一些成员国缺乏竞争力。毋庸置疑，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一个危机被欧洲政治家描述得如此严重，没有一个危机使欧洲政治家如此痛心疾首。

    但欧洲债务危机也促使欧洲政治家在推动一体化的过程中转“危”为“机”。默克尔总理等欧洲政治家曾多次说过，为了应对危机，欧洲更需要的是进一步加强团结，亦即所谓“更多的一体化，而非削弱一体化”（more Europe, not less.）。2012年，这样一种政治愿望更为明显地从政治口号变为实际行动。例如，在3月2日举行的欧盟春季峰会上，除英国和捷克以外的25个欧盟成员国正式签署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又称“财政契约”）。又如，9月12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在欧元区建立“单一监管机制”（single supervisory mechanism, SSM）的建议，即由欧洲中央银行担负对欧元区6000多家银行进行统一监管的重任，从而向最终建立一个银行业联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再如，首届欧洲稳定机制（ESM）理事会会议于10月8日在卢森堡举行，被誉为永久性“防火墙”的ESM正式开始运转。

    这是“坏事变好事”的结果。很难相信欧盟成员国能在无忧无虑的状态下迈出上述步伐。有人称之为“危机推动的大跃进”（a crisis-driven big leap）。当然，欧盟应对债务危机的措施也引起了法律上的争议，其中的一些争议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涉及权能与主权的关系、国际条约与欧盟条约的关系、法制与民主的关系以及欧盟法律体系自身的问题。

    2012年的欧洲政治形势继续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虽然政党制度、民主理念和游戏规则与过去极为相似，但力量对比却出现了较大的调整，选民的心态也在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结果是，在多个国家的大选中，连选连任者为数不多。甚至像萨科齐这样的“强势”政治家也难以再次赢得选民的钟爱。

    应该指出的是，欧洲政治力量的调整和选民心态的变化并非始于2012年。事实上，早在四五年前，即在美国次贷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欧洲大陆时，上述调整和变化就已开始初露端倪。但2012年确实进一步凸显了近几年欧洲政治舞台上的这一新景象。

    欧洲政治力量的调整及选民心态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毋庸置疑，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退休年龄的延长、不断减少的社会福利以及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为选民的求变心态提供了动力，也为极端政治力量东山再起提供了机遇。

    在欧洲人庆贺欧盟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时，“双速欧洲”（two-speed Europe）也成为2012年的一个“关键词”。“双速欧洲”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欧盟或欧元区内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对外贸易的活力、宏观经济形势、债务负担、财政赤字、甚至劳动者的勤劳程度都有显著的差别，其结果是，南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及北欧国家;二是指不同国家对欧洲一体化（尤其是政治一体化）的态度，兴趣和热情不同，因此参与一体化的程度也不同。

    我们不妨将上述两种不同含义的“双速欧洲”视为“经济上的双速欧洲”和“政治上的双速欧洲”。2012年，“经济上的双速欧洲”越来越明显。欧盟内的所谓“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差距已对欧元问世以来的“趋同”现象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政治上的双速欧洲”与英国息息相关。据报道，在多次民意测验中，赞同英国退出欧盟的英国人越来越多。国际媒体居然为此创造了两个字：Brexit和Brixit（英国退出欧盟）。

    2012年3月1日，欧盟同意给予塞尔维亚欧盟候选成员国地位。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对塞尔维亚表示祝贺的同时，也希望塞尔维亚进一步深化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尽快达到“入盟”标准。在6月29日结束的欧盟夏季峰会上，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正式同意启动黑山“入盟”谈判。当天，黑山与欧盟就入盟事宜进行了首次部长级会谈。

    塞尔维亚和黑山在欧洲债务危机尚未得到解决的时刻迈出这一步，既反映了两国对欧洲一体化的信心和热情，也体现了欧盟的“魅力”和勇气。

    欧盟与美国、俄罗斯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2012年都有或大或小的进展。而且，欧盟在共同安全与防务领域的一体化程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对外行动署的地位似乎也在上升。但是，欧洲债务危机的久拖不决也损害了欧盟的国际声望。

    2012年的中欧关系继续稳步发展。原定于2011年10月在天津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因欧盟临时决定举行欧盟首脑会议而被推迟到2012年2月14日。第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于9月19日在布鲁塞尔如期举行。在经贸领域，虽然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有所减少，但欧盟对华出口则在扩大，中欧双方的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增长。这与中国帮助欧洲摆脱债务危机的愿望是息息相关的。

    当然，2012年的中欧经贸关系中也有不和谐的音符。如在9月6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对中国光伏电池发起反倾销调查。我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尽管中方多次呼吁通过磋商合作化解光伏产品贸易摩擦，但欧盟委员会仍执意发起反倾销调查，中方对此深表遗憾。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在2012年取得了历史性突破。4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华沙与16个中东欧国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并提出了建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倡议。这一峰会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双边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大力开展多层次和全方位的合作被认为是丰富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增加相互认知的有效手段。2012年 4月18日，国务委员刘延东与欧盟负责教育、文化、语言多样性及青年事务委员瓦西利乌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共同启动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并主持第一次会议。刘延东就该机制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四点原则构想：一是着眼长远，战略谋划，使机制更加富有活力和效率；二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最大限度寻求共识，培育多元共生的气度；三是以人为本，面向民众，让更多的公众汇聚到中欧友好事业中来；四是循序渐进，注重实效，突出重点，分阶段实施，逐步拓展合作领域，扩大人文交流的成效。5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阿尔穆尼亚共同出席在布鲁塞尔皇家剧场举行的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启中欧城镇化战略合作新进程》的讲话。李克强认为，中欧应把城镇化作为务实合作的新平台、新亮点。为此，他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共促绿色发展，加强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产业、循环经济以及废弃物利用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建设绿色城市、低碳城市。二是深化项目合作，放宽市场准入，发挥企业作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投资建设项目合作，提高城市发展水平。三是加强城市规划、管理政策、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久拖不决的欧洲债务危机对欧洲和世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本年度的《欧洲发展报告》将“欧洲债务危机的多重影响”作为“主题报告”。我们力图在多学科的层面上，对欧洲债务危机的各种影响进行恰如其分的解读和评估。

    欧洲债务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首先，这一危机促使欧洲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了转变，具体表现为财政政策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向以紧缩为导向的财政巩固政策转变。其次，危机强化了欧元区的经济治理，但结构改革举步维艰。第三，危机也改变了资本市场对欧元区的认知。

    在社会层面上，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主要与高失业、经济前景黯淡和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而实行的财政紧缩措施有关。虽然危机对多数欧洲人的生活境遇产生的影响有限，但多数欧洲国家的公众对经济前景却持悲观态度。由于各国政府实施财政紧缩的决心很大，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似乎未对政府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欧盟既认识到共同应对危机并建立危机解决与预防机制的重要性，也认识到进一步加强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性及任务的艰巨性。但是，在欧盟层面上出台应对危机的措施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充满了各种不同意见、建议与争议。毫无疑问，这些措施本身与争议对于欧盟宪政建设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并进而对欧洲未来的一体化产生深远影响。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政治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民族国家层面，欧洲债务危机对传统的政党政治和政府政策产生了影响；在地缘政治层面，这一影响主要体现为欧洲国家之间新的力量转移；在欧盟层面，欧洲债务危机不仅对欧盟自身的合法性与决策程序，而且也对欧盟的对外影响力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欧盟面临的债务危机必然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首先，欧盟经济的不景气极大地削弱了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从而遏制了国际贸易的扩大。其次，欧洲债务危机削弱了欧盟对外投资的能力，同时也损害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进而打击了国际投资者的信心。这一切都不利于提升世界经济复苏的力度，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也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早日解决构成了掣肘。

    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有利有弊的。这一危机不利于中国扩大对欧出口，也不利于欧盟扩大对中国的投资；但中国可利用许多欧洲国家实施私有化的机遇，加大“走出去”的力度。此外，中国在欧洲困难时期表达的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的愿望，有助于丰富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近几年，尤其在2012年，欧盟对中东、北非和伊朗的政策颇为引人注目；此外，欧盟的科技创新不断升华，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机制也日臻完善。因此，本年度的《欧洲发展报告》将上述3个题目列为“专题篇”。

    在专题篇“欧盟的中东北非政策评析”一文中，作者指出，“阿拉伯之春”之前，欧盟的中东北非政策以制度性建设为主，并先后实施了“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欧洲睦邻政策”和“地中海联盟”等计划。但这些计划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与最初确定的目标有较大的落差。“阿拉伯之春”迫使欧盟及其成员国迅速调整政策。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外交政策立场趋于强硬，并运用了多种严厉制裁工具，从而改变了国际社会对欧盟作为“民事力量”的传统认知。虽然欧盟在追求“有效多边主义”的过程中似乎扩大了国际影响，但欧盟的军事实力尚不足以单独支撑较大规模的军事干预行动。

    自2000年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正式提出“里斯本议程”以来，欧盟为发展知识经济和加大研发投入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监督欧盟成员国的研发投入是否达标和及时跟踪科技创新的最新进展，欧盟委员会从2001年起每年都发布《欧洲创新排行榜》。在分析这一排行榜的基础上，专题篇“欧盟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分析”的作者认为，欧盟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落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未来欧盟科技创新能力能否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以下三个关键因素：能否加大研发投入的规模、能否更为有效地推动欧洲研究区的建设以及能否进一步加快欧洲科技一体化进程。

    二十年来，欧盟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制定并实施了许多政策。尤其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后，作为全球气候变化政策主要推动力量，欧盟在履行减排目标方面作出了不小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可以断言，欧盟最初承诺的目标基本实现。专题篇“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回顾与展望”对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成效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归纳和分析。

    与以往《欧洲发展报告》相同的是，本年度“欧盟篇”仍然从五个层面（政治、经济、法制进程、社会、科技政策和外交）入手，分析欧盟的内政外交。“国别篇”则力求反映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及30多个欧洲国家在2012年出现的各种变化。

    （摘自周弘主编、江时学副主编《欧洲发展报告（2012-2013）》，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4月。）

    （联系 江时学：jiangsx@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