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理论学刊》2020年第4期，本文是对原文的缩编，已获得作者授权。

摘要：中欧贸易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国际竞争力跃升的关键外部支撑。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国际经贸合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当前中国在疫情抗击方面已取经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欧盟疫情的持续蔓延不仅使其内部需求及产能供给迅速下滑、贸易流通阻力大幅上升、贸促活动全面中断，而且欧盟各国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的相继出台也为新一轮欧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放大了对中欧贸易冲击效果的同时，也加剧了双方产业链进一步脱钩的风险，从而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造成了严重威胁。对此，我国应采取如下纾困措施：坚定不移推进中欧抗疫合作，助力欧洲加快走出疫情困局；全力以赴打通内外渠道，保障中欧商品自由流通；及时全面做好欧债危机应急预案，加快产业布局调整与结构优化升级；集中力量推动贸易数字化转型，开辟中欧贸易发展新空间。

关键词：新冠疫情；中欧贸易；变局；纾困措施

新冠肺炎疫情是近年来最为严峻的全球性危机事件，不仅严重危害了世界公共卫生安全和民众生命健康，而且随着疫情传播范围的扩大以及持续时间的上升，其负面影响已传导至更多社会部门，从而给世界经济增长与国际经贸合作造成了显著的冲击。虽然当前中国在疫情抗击方面已取经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欧盟却表现出了持续蔓延态势，并一度成为了全球疫情大流行的“震中”，这给本就处于“瓶颈期”的中欧贸易又蒙上了一层“阴影”。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艰巨考验，如何在“旧病新疾”叠加之下有效遏制中欧贸易中的消极因素，并在全球变局之中化挑战为机遇，提升中欧贸易关系的稳定性便成为了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中欧贸易发展是新冠疫情背景下我国持续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支撑

（一）中欧贸易是推动中国经济复苏的助力器

随着中欧经济交流的不断深入，中欧贸易对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是与日俱增，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托与关键支撑。自1985年签署中欧贸易协定以来，中国与欧盟间贸易开始突飞猛进，2019年，中欧贸易额达到了7051.1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5.4%，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面对当前不振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发挥中欧产业互补性特点、着力维护中欧供应链条、全面强化中欧政策沟通将有利于加固双方的贸易韧性，从而以更大的市场合力为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复苏助力、赋能。

（二）中欧贸易是促进中国技术升级的催化剂

随着中欧经贸往来的日益密切，双方贸易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也在不断拓展，从最初的原材料、初级产品以及一般制成品贸易逐渐向高技术产品贸易转移，在有效发挥了各自资源及生产优势的同时，也进一步弥补了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与技术供给的不足，为中国产业转型与技术水平升级注入了强劲动能。[1]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对欧盟单位货物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近年来增长明显，2018年，我国对欧盟总出口、加工贸易出口、一般贸易出口的每千美元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分别达到了712美元、413美元以及850美元，不仅在主要贸易伙伴中排名居前，而且较2010年分别增长了7.2%、4.3%以及7.5%，保持了良好的上升态势。单位贸易增加值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中欧贸易所带来的国内技术升级，而这对于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进一步巩固国际分工地位、稳定贸易收益也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三）中欧贸易是中国缓解美国经济施压的突破口

2020 年1月，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双边层面实现了“休战”，但作为美国假想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的发展始终不会被习惯了霸权主义思维的美国政客所接受，经济施压将长期存在，并会向其他领域不断扩张。提升中欧贸易“凝聚力”不仅使中欧双方拥有更大能力以降低美国对华施压所造成的国际贸易不确定性以及全球价值链断裂风险，而且也将有利于中国打造更加多元完善的贸易网络以应对疫情过后美国对华贸易遏制的卷土重来。[2]

（四）中欧贸易是中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重构的启航笛

作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欧贸易是双方现实利益的直观体现，随着双方互惠互利、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中国对于欧盟也从全球治理的“客体” 逐步转为了重要伙伴，寻求密切合作的成分也在双方竞合关系中比重不断上升，从而为中国推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凝聚了更广泛的国际共识，提升了中国话语的国际感召力与引领力。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再次凸显了现行国际治理体系的短板，而此时加强中欧贸易合作将为加快构建有效、有序、有力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夯实经济根基、稳定市场信心，这也为疫情后全球经济快速回归正轨，并以平衡普惠的创新发展模式引导各国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制支撑。

二、新冠疫情对中欧贸易的影响程度正在逐步加深

（一）中欧贸易增速已有所收窄，新冠疫情冲击下双方贸易颓势持续加重

受国内外大范围停工停产影响，2020年1-3月，中欧贸易额同比骤降12.3%，其中中国向欧盟出口额降幅更是达到了16%，随着欧盟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海外供给能力的下滑与欧盟管控期限的延长将在进出口两端对我国贸易形成更大的挤压，从而给中欧贸易带来了空前的挑战，未来双方贸易趋弱之势有可能再度加深。

（二）从贸易结构上来看，中欧主要贸易商品受疫情冲击最为明显

机电产品是中欧贸易中比重最大的部分，且随着中欧垂直化分工水平的上升，双方对于该产品领域的相互依赖度不断升高，生产过程碎片化和分散化现象也日益凸显。欧洲疫情的上升使得海外生产环节受到了严重损害，而机电制造业这类具有较长产业链的行业将面临更大的冲击，不仅在短期内要承受由供应链断裂所带来生产中断，并且其产业链的恢复也存在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三）疫情进一步激化地缘政治矛盾，影响中欧产业链的稳定

新冠疫情的爆发凸显了全球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性，而这也引发了欧盟对全球化新一轮的反思。欧盟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势力不仅借机渲染产业链全球化风险，在政策上积极推动工业回流，并且将逆全球化作为了转嫁社会矛盾的重要工具。在这一趋势下，中欧产业链的稳定性将受到极大干扰，从而给中欧贸易带来难以修复的损伤。

三、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中欧贸易障碍

（一）欧盟错失防疫早期窗口，经济停摆大幅延长

疫情初期，欧洲各国政府在决策上既想保护公众健康，又想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因而大多采取了相对消极的防控举措，但这并没有阻止疫情的扩散，确诊患者数量的快速攀升使得欧洲一度成为了新冠疫情的“震中”地带。严峻的防控形势无疑加大了欧盟各国的政策协调难度，而经济的复苏之路也将更加漫长。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其发布的贸易统计及展望报告《新冠病毒大流行颠覆全球经济，贸易将大幅下跌》中预测：在较乐观的情况下，2020年，欧洲出口额将下降 12.5%，进口额将下降10.3%，在较差情况下，其出口将重挫32.8%，而进口也将骤降28.9%。虽然在2021年全球经济存在着复苏的可能，但未知的疫情持续时间也使得这种可能仍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3]如果欧盟无法在短期内有效重启经济，其内部需求以及产能供给将持续下滑，中欧贸易必然会受到以上影响进入难以预估时限的艰难阶段。

（二）边境管控大幅收紧，中欧贸易流通阻力上升

为了最大限度堵塞风险漏洞,欧洲多国采取了“封国”举措或严格的入境禁令措施，不仅抑制了人员的流动，而且使得跨境货物运输的通达性被大为削弱，贸易成本骤然增加。加强针对性的防控措施，阻断疫情传播路径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刀切”的低差别管制却使得无风险的贸易往来遭到了无谓的破坏，在进一步加大了我国出口企业利益损失的同时，也阻碍了对欧盟国家的关键物资的供给时效，反而给欧盟防疫带来了负面影响。

（三）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为新一轮欧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随着新冠疫情蔓延的加速，欧洲多国相继出台了财政措施应对市场冲击，财政支出的大幅扩张无疑加剧了原本就高企的欧洲债务系统性风险，而经济的放缓又进一步恶化了其债务的可持续性，一旦爆发债务危机，不振的经济环境不仅将降低欧盟市场对我国产品的整体需求，而且欧元的快速贬值也会极大削弱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压缩我国企业的出口利润，中欧贸易将陷入更大的困境。

（四）国内外商贸促进活动纷纷推迟或取消，部分行业贸易订单呈断崖式下跌

畅通的信息对接是开展贸易合作的前提，而商贸促进活动的目的就是为贸易双方提供“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通过有效洞悉市场动态，扩大贸易规模、提高贸易效率。受疫情影响，当前中欧各类展会、洽谈会等商贸促进活动均进入停滞状态，这对于依靠其推广产品出口、挖掘海外客户的行业来说冲击最为明显，而部分缺乏宣传渠道的中小企业更是因为营销路径的阻断而出现出口订单断崖式下跌，不仅贸易业务受损，而且企业的生存也将受到威胁，从而加大了中欧贸易未来复苏的难度。

四、新冠疫情危机下的中欧贸易纾困之策

（一）坚定不移推进中欧抗疫合作，助力欧洲加快走出疫情困局

病毒无国籍，疫情无国界, 只要欧洲疫情仍在蔓延，中欧贸易风险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断绝。疫情防控并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而稳定中欧贸易合作的重中之重便是要呼吁和推动中欧形成疫情共同治理的意识，通过切实有效的抗疫合作，促进欧洲产业链的运转与恢复，加快中欧贸易联通。虽然基于狭隘的政治意图，部分欧洲政客对中国的抗疫援助仍表示质疑，甚至无端指责中国企图通过“慷慨政治”引导欧洲内部分裂。面对这些无端猜忌，我们应继续保持大国定力，不被一时一事所惑，不断释放中欧共战疫情的积极信号，通过持续正面的宣介活动，努力赢得欧洲社会更多的理解与支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中欧抗疫新合力，同舟共济，书写中欧贸易新篇章。

（二）全力以赴打通内外渠道，保障中欧商品自由流通

通达的贸易往来是稳定中欧贸易的前提条件，它不仅意味着高效的物流运输水平，也取决于便利的货物通关措施。一方面，面对严重受阻的中欧跨境运输，我国应在充分利用好中欧班列这一战略通道的基础上，多措并举，着力恢复各渠道货运运力供给，进一步满足中欧贸易潜在需求。另一方面，加强中欧政策沟通协调，呼吁欧盟在确保商品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升贸易通关便利化水平，特别是要给予药品、医疗器械等防疫产品更多的便利化政策倾斜，并为市场急需商品优先开辟绿色通道，从而在帮助欧盟弥补物资缺口的同时，用好“窗口期”、下好“先手棋”，为中国巩固在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创造有利条件。

（三）及时全面做好欧债危机应急预案，加快产业布局调整与结构优化升级

面对欧债危机风险的不断上升，我国应及早部署谋划，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多种途径对欧元区高风险国家施以援手的同时，主动做好危机下欧元区贸易保护措施升级的战略准备。一方面，中国应利用IM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IMF间接向高风险国家提供流动性救助，这样一来可以分散来自欧元区国家的信用违约风险，二来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在稳定了中欧贸易发展环境的基础上，也使得中国自身利益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了维护与保障。另一方面，我国应持续优化国内创新生态，大力支持企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关键零部件骨干生产企业，全面提升产业链抗风险能力。

（四）集中力量推动贸易数字化转型，开辟中欧贸易发展新空间

基于疫情压力，中欧贸易的数字化转型迎来了发展机遇期，而我国应借此时机，加大跨境电商平台的建设与宣传力度，鼓励并引导出口企业开展线上业务，运用互联网思维改变传统贸易模式，全面加速中欧供需对接。同时，我国贸促部门应积极组织开展面向欧盟市场的“线上展会”“线上展览”等形式多样的贸易推广活动，力争为参展企业打造多元化且持久的展示交流平台，最大限度降低线下商贸促进活动取消所带来的订单流失。此外，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关键技术是促进贸易数字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因此，我国应支持并鼓励相关科技企业加快对于数字技术的攻关突破，不断提升贸易数字化转型的安全性、效率以及用户体验，为开启中欧数字贸易新时代提供支撑。

[1]段玉婉、蒋雪梅：《中欧贸易对双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8期。

[2]李巍：《中美贸易战火将从双边烧向多边》，《世界知识》2020年第6期。

[3]TheWorld Trade Organization：Trade set to plunge as COVID-19 pandemic upendsglobal economy，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20_e/pr855_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