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胜利：法国的民族国家和民族观念论析

    法国属于典型的欧洲民族国家。历史表明，法兰西民族和国家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长期演变的产物，法兰西与其说是个地理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观念。大革命传统和共和主义理念奠定了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基石。而如今的全球化发展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入，以及移民问题引发的危机对法兰西民族国家观念、社会文化模式和民族认同也提出了挑战。

    一、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形成

    法国人有句名言：“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我们的祖国是法兰西。”这实际上表明，法兰西民族并不是先天存在，它是高卢原住民和外来的蛮族法兰克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相互融合的产物。

    （一）国家和民族的形成过程

    法兰西主要不是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产物，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这一观点已是法国历史学家们的共识。

    法国的民族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形成始于13世纪初。法王腓力二世（1180－1223）两次击败英国，收复失地，实现了法国的初步统一。法王也不再是虚君，而成为超越其他封建领主的国君。后来，腓力四世（1285－1314）同教皇的斗争更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1302年，腓力四世首次召开三级会议商讨王国大事，与教皇分庭抗礼。1305年，法王将教皇所在地迁到法国的阿维尼翁，使教皇屈从于法王的权威（阿维尼翁之囚）。14－15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法国的民族意识。经过争夺领土和王权的长期斗争，法王查理七世于1453年取得最终胜利。而在抗英救国中英勇捐躯的圣女贞德更成为法国第一个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在此之后，路易十一（1461－1483）强力剥夺了封建贵族的领地，法国专制君主制开始形成。查理八世（1483－1498）兼并布列塔尼后，法国的近代版图基本确立。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形成和领土完整为法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专制王权形成后，法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领土扩张。路易十四南征北战，扩张领土，为法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弗朗什—孔泰地区和阿尔图瓦地区，征服了梅斯、凡尔登和阿尔萨斯地区。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洛林地区被法国兼并。1789年，地中海中科西嘉岛正式归属法国。1860年，拿破仑三世最终又将萨瓦和尼斯地区并入法国领土。于是法国的版图便成为了今天这个样子。因此在法国，“天然疆界”论其实只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法国历代统治者没有一成不变的信条。近代以前的欧洲国君主为扩张领土而频繁见仗。法国大革命虽把天然疆界论立为一项原则，但它并不能阻碍法国军队把革命和战争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从19世纪中期到二次大战结束，法国领土又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动。

    在1789年大革命中，人权宣言把民族（Nation）确立为集体认同，把公民权和民族主权确定为法兰西民族认同的基础。在整个19世纪，共和派坚持强调民族价值，将民族国家化、合法化。经过1830年、1848年和1870年革命和战争，和国派终于把民族国家的观念与共和国结合在一起。第三共和国以法律形式把三色旗、马赛曲和玛丽娅娜[1]确定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共和派在具体的法国人之上创造出一个抽象概念——法兰西。对于大部分法国人来说，法兰西不仅仅是共同利益的组合，或操同一种语言的群体，它还是一种更加崇高和超验性的实体。

    德意志帝国的勃起和统一使法国人感到巨大威胁，也强化了其自身的民族意识。普法战争使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收复失地成为激发民族情绪的有力工具。共和派领袖儒勒·费里（Jules Ferry）建立起“免费、义务、世俗”的教育制度。遍布全国各村镇的小学承担起向全民灌输共和思想和民族语言的使命。保罗·贝尔（Paul Bert）1882年在《论公民教育》中写道：“一国人民需要有崇高的情感，统一的思想，共同的信仰。我们要将对祖国热烈而理智的信仰、崇拜和爱戴灌输到孩子们的精神和心灵中，渗透到他们的血液里。公民教育的使命正在于此。”[2]官方史学家拉维斯的《法国史》对法国人影响极大。作为学校课本，该书有读者数百万人。为灌输臆造的民族国家理念，他提出“法国从史前期便存在于当前的地理范围内。”他还把法国的特性永恒化，指出法国的“民族气质”始终不变。共和派的民族主义教育收到了效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全体法国人，甚至包括在战前激烈反战的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都高喊着“保卫祖国！”奔赴战场。二战初期，法国惨遭挫败，法兰西则成为鼓舞法国人生存和斗争的精神支柱。戴高乐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宣扬“法兰西赋有神圣的使命”，强调法国的独立自主和强国地位。尽管戴高乐深知法国的能力有限，但他不惜通过一系列象征性行为，夸大法国的力量和作用，以使各国相信法国是名副其实的伟大战胜国。[3]

    2、法兰西的大国梦情结

    法兰西民族有明显的“大国梦”情结。法国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特性和向世界传播先进文明的革命特性。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扩展到整个欧洲。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拿破仑以武力将欧洲旧制度砸得七零八落。从那时起，法国人心中的大国观念便同历史使命感搀杂在一起。“高卢雄鸡”也成为法国人的象征。

    在众多法国人眼中，法国不仅超凡脱俗，而且负有神圣使命。浪漫主义史学家米什莱也把法兰西誉为地球的精灵。他在《人民》一书中写道：“假设法兰西灭亡了，全人类的友好联系便会瓦解，造就地球生命的爱情将失去活力，地球将和其他星球一样进入冰川时期。”戴高乐将军对法兰西的神圣更是笃信不移：“我本能地感觉到上天创造法国，如果不是让她完成圆满的功业，就会让她遭受惩戒性的遭难。……但我理智的一面又使我确信，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唯有丰功伟业才能弥补法国人民天性中的涣散……总之，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为法国。”[4]

    法国人从不愿附和他人，甚至好为人师。不能否认，法国人在内心里怀着一种对人类的责任感。然而，这种民族责任感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促进正义事业，同样也能助长侵略行为。历史上的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者都曾打着传播文明的旗号欺负弱小民族。法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确有很多令人羡慕的财富。但它送上门的往往不是最好的，只有到它家里才能找到你所需要的。在这方面，青年时代曾赴法求学的周恩来、胡志明等革命家应当最有感受。

    既然是“大国梦”，就说明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一百多年来，特别是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后，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强大，使法国的强国地位受到挑战。因此，保持大国地位便成为法国外交的重点。从拿破仑三世到戴高乐，法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旨在恢复大国的光荣。但是，大国地位需要靠“硬”、“软”两种国力的维持。“硬国力”包括人口、面积、工业、金融、军事实力等；“软国力”包括文化、语言、历史因素，以及大国意识。法国维持大国地位所面临的问题是“软国力”有余，而“硬国力”不足。冷战期间，身为“中等强国”的法国曾成功地利用美苏矛盾和联合欧洲来加强自身地位，达到了“用二等车票乘一等车厢”的目的。从90年代起，法国对外战略目标与其实力之间的矛盾开始突出。1989年后世界格局发生的变化给法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更多。当今国际竞争重点在综合国力上，法国在这方面已落在德、日之后；在政治上，法国的地位也趋于下降，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地位也开始受到威胁；法国核力量的重要性已大为减弱，所以它不得不与北约达成妥协。

    二、法兰西民族观念的特点

    1、民族观念的演变

    18世纪前，民族是指同源群体。根据这种概念，法国应当有法兰西、比加底、诺曼底和日耳曼尼4个民族。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和比利牛斯条约把阿尔萨斯、阿尔图瓦、皮涅罗尔、鲁西戎等也纳入了法国。

    18世纪至1870年，法国人在民族概念中增加了政治含义：合法要求政权的贵族或平民。为国王效力的历史学家（如Henri de Boulainvelliers）大力宣扬民族伟业，认为贵族源于英雄的法兰克，天生应拥有特权并代表民族。而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马布里（Gabriel Bonnot de Mably）则认为，被法兰克王国征服后，包括高卢在内的各民族逐渐融入法兰西。从这时起，贵族的民族观念，即血缘和贵族权利论与启蒙思想，即民族同化论便成为两股对立的思潮。卢梭提出社会契约维持社会成员的统一。启蒙思想家把民族视为法国人民的政治表现。在西哀耶斯的《什么是第三等级？》和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中，民族成为资产阶级推翻贵族特权的口号。

    大革命爆发后，一些在阿尔萨斯拥有地产的德意志贵族因利益受损而提出申诉。这一事件被提到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梅兰·德·杜埃的发言表达了新的理念：“在专制主义时期，是条约把阿尔萨斯与法国合在一起。现在，阿尔萨斯人与法国人民结为一体是出于自愿。”[5]由此产生了民族自决权的原则。法国大革命破天荒地向世界宣称：对某一历史共同体的归属应以自愿为原则。1790年7月14日“结盟节”，法国各省都派代表前来巴黎，并在庆典中庄严宣布志愿加入法兰西民族。从此以后，法国人不再有布列塔尼人、普罗旺斯人、勃艮第人之分，他们都是法国人。就连支持法国革命的德意志人席勒、美国人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潘恩和巴罗也被授予了法国荣誉公民的称号。因此有历史学家说：“法兰西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是一种观念。”法兰西民族统一的大业也是精神力量推动的结果，这种力量表现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在大革命中被称作“总意志”（源于卢梭的理论）。在法国人看来，如果没有民族意识作基础，民族本身便不可能存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历史学家还依据档案资料为民族国家理念提供依据。梯也里提出，应当用人种而不是气候解释历史特性。他提出，法国贵族源于法兰克，第三等级源于高卢：法国是“一块土地上的两个民族”，后来经过长期磨合才逐步融合在一起。

    1870年后，德国实现了统一，并占领了阿尔萨斯洛林。法国历史学家、知识分子开始维护民族共同体，鼓吹对德战争，提倡集体意志。民族主义思想家勒南提出，民族的基础是“拥有共同的传承记忆、共同生活的愿望和发扬传统的意愿”。泰纳也强调，“民族特性”在于历史渊源。巴莱斯则提出，民族应当拥有“共同的坟墓”。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家则主张“强化民族记忆”。拉维斯把民族视角与科学视角混为一谈，他的《法国史》只写到路易十四时期，目的在于勾画法兰西的统一和强盛，鼓舞法国人对祖国效忠。该书作为官方历史教科书被多次再版。

    从一战到1980年，法国思想理论界对民族国家问题的讨论有所减弱。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党上台后，“共和传统”被重新用来强化左翼政权的基础。近年来，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入使原有的民族国家观念受到冲击；日益增多的外来移民引发有关民族认同的辩论；随着地区经济文化权利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地方分权和权力下方成为法国舆论关注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法国社会再度兴起了强调民族主权、民族认同和共和传统，乃至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制度的思潮。

    2、实用主义的选择

    历史表明，在法国，民族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形成是政治和思想博弈的结果，这其中也不乏实用主义的色彩。例如在国籍法方面，法国的出生地法以政治观念鉴定公民权，德国的血缘法则以种族标准判断公民权。但这两种方式都旨在满足不同时期的需要。法国1851年制定了较为宽松的移民法，这实际上是为了让更多外国人参军入伍。1918年收回阿尔萨斯、洛林后，法国不但不征询当地居民是否同意改换国籍，而且还驱逐了愿意成为法国公民的德意志人。此外，法国的“公民意愿”标准也从未体现在殖民政策上：殖民地人民只能服从法国的统治。同样，在德国也不总以种族文化确定民族标准。俾斯麦实现的德国统一没有根据民族性的原则，而是由普鲁士君主领导下，根据地域国家的原则而实现的。和法国一样，德国对其他民族（东普鲁士人）实施同化政策也是通过政治手段，即对天主教会展开斗争。在德国，1913年制定的国籍法旨在使在外国居住的德国人保持国籍，以避免人口外流和减少。德国在二战前向东移民时曾依据本土法和血缘法两种标准，而战后则主要依据血缘法确认公民资格，以防止移民涌入。

    从根本上讲，法国和德国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同化能力不同。自大革命以来，法国比许多国家更拥有吸纳其他民族和向其传播文化的殖民主义能力。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曾说：“所有人都有两个祖国，一个是他出生的国家，另一个则是法国。”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框架形成较早，它以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和一块领土构成了对移民扩展的政策基础。法国也因此塑造出一种人道主义的宽宏大量和开放姿态。相反，德国曾长期分裂，民族统一形成晚，缺乏国家和领土认同的基础，因而只能以语言和文化作为民族认同标准。在法国，共和同化政策被视为进步和文明的表现。反对这种同化原则就意味着反对共和制的国家。在具有联邦传统的德国，尊重各地多样性，承认地方权利，尊重不同种族文化形成了另一种传统。法德两国的差异还体现在双重国籍问题上。法国允许逐步放弃原国籍和同时效忠两个祖国。在德国，入籍的外国人必须放弃原祖国并接受新祖国。

    然而，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下，法兰西民族的认同问题重新引起了法国社会和舆论界的思考和辩论。此外，法国的移民问题开始成为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并对传统的共和同化原则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移民问题挑战民族认同

    2005年底的郊区骚乱震惊了法国社会。它表明，传统的共和同化政策和社会整合模式陷入困境。19世纪以来，这种共和同化政策在对来自欧洲的移民颇为有效。但二战后，新移民大量增加，且多来自非洲地区，其中不少人为穆斯林。这对法国的民族认同和同化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

    1、移民政策的困境

    法国人从大革命起便树立起一种观念：在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中，国家对公民一视同仁。法兰西共和国宪法最重要的原则是：“所有公民，不分籍贯、人种和宗教，一律平等。”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法国把自己变成一个“大熔炉”：所有法国人都须放弃原来的语言、文化和宗教，接受共和国的同化，以成为共和国公民。这与美国和英国的情况大不相同。在那里，不同族裔、语言和宗教的群体受到承认，具有少数族裔群体的地位和权利。在法国，按这些标准将公民分为不同群体则属大逆不道。[6]

    从历史上看，法国不仅是欧洲接纳移民最早和最多的国家，也属于对移民较为宽容的国家。目前法国有移民400万左右，占法国人口6.6%左右。[7]在19世纪，欧洲籍移民并没有对法国的政治和社会一体化造成多少难题，由于人种、宗教和文化方面的近似性，“共和同化模式”对欧洲诸国的移民颇为有效。移民为法国提供了巨大的人力、智力、艺术和文化资源。众所周知，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玛丽·居里便是波兰移民；现任内政部长萨尔科奇是匈牙利移民后裔。二战后的情况则大为不同了。新移民多来自阿拉伯和非洲地区，且大都信仰穆斯林教。[8]挑战主要来自经济压力和文化宗教两方面：一是外来移民数量大量增加，给经济不景气的法国造成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二是大部分移民是来自非洲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教徒，使法国的同化政策不再灵验。根据世俗化和政教分离的原则，法国也应要求穆斯林移民不能把宗教信仰置于共和国法律之上。然而，在全球民族主义复兴和强调文化特性的今天，这又谈何容易。尽管少数非洲裔移民在体育和音乐方面获得了成功，但众多移民仍被排斥在在社会经济活动之外。巴黎大学教授帕特里克·韦伊指出：“一些人认为外来移民可以为我们提供运动员和艺术家。但我更希望他们成为企业家、律师、教授、知识分子或政治家。但却一个也看不到。”[9]

    2、共和同化原则与“穆斯林问题”

    法国移民大多来自北非、中东地区，以信奉伊斯兰教者居多。目前，伊斯兰教已经成为法国第二大宗教。在法国，多数穆斯林移民习惯固守自己的社会圈子，坚持原有的宗教传统，俨然形成另一个“平行社会”。 穆斯林其他一些习俗方面的差异，如妇女的地位、生活方式、家长权威等也助长了不少法国人对移民另眼看待。“穆斯林问题”对法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从20世纪70年代起引起各党派和社会舆论的思考和争论。

    不少法国人对伊斯兰在法国的影响感到不安。舆论认为，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它与法国传统的民主、进步、自由、男女平等的原则格格不入。伊斯兰教徒被视为难以接受同化或反抗世俗化者。法国人还担心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国际范围的扩散。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表现出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20世纪90年代初在把黎发生的恐怖爆炸令人记忆犹新。

    在有多种宗教的法国社会里，“宽容”与“世俗化”之间的分寸也不易把握。1989年，法国一穆斯林女中学生因在校园内戴头巾被校方逐出校门。“伊斯兰头巾事件”在全国激起了激烈争论。不少法国人认为，伊斯兰法规定女子戴头巾是歧视妇女。社会党政府主张对此类行为持宽容态度。法国行政法院还下令取消了校方的决定。1993年右派上台后，教育部长贝鲁向中学校长发出通知：禁止“彰显性”宗教标志。

    在历史上，伊斯兰世界与欧洲曾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从中世纪十字军东侵到19世纪，欧洲人一直把伊斯兰世界视为“异教徒”和“非我族类”的恶势力。后来，西方列强又通过殖民扩张控制了这些民族。二战后，阿拉伯民族以武装斗争赶走了欧洲殖民者。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法国民众曾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大都同情以色列，北非和穆斯林移民则支持伊拉克。这说明，两个种族和文化长期的敌对很难在人们思想中完全消除。法国公众对新移民有两种不同态度。左派政党更强调警惕种族排外主义的危险；右翼政党则强调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非法移民。目前法国社会中确有许多人对阿拉伯移民持排斥态度。调查表明：超过75%的法国人“认为在法国的阿拉伯人太多了”，其中不少人把移民与社会犯罪增加联系在一起。

    总之，大量阿拉伯移民的存在不仅使许多法国人感到不安，也对法国的民族认同和共和同化政策提出了挑战。法兰西共和国如何能在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旗帜下将所有移民融入法国社会，塑造成合格公民？

    3、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模式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法国社会的族群认同问题凸显，传统的普世主义信仰发生了动摇。社会舆论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社会整合模式的创新。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奇曾提出“积极歧视”的概念，主张以社群主义模式弥补普世整合模式的不足。甚至有人认为，如果不调整传统的整合概念，法兰西共和国就会被时代抛弃。

    社会和文化整合模式的概念产生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在欧洲大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模式主要源于法兰西和德意志两种民族理念。以法国启蒙思想为代表的“政治民族”的理念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对外开放为特点，主张普适的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和认同一种普适价值；以德国浪漫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民族”以文化整体主义为基础，认为个人的文化属性是先天因素，如血缘、种族、文化等所决定的。德意志理念则更注重保持传统和维护社群。然而另一方面，法德这两种民族概念和整合模式都可能走向极端。法兰西的理念有可能导致对外扩张，将普适理念强加于人，最终走向极权主义。德意志的理念则可能否定个体的独立意志，摒弃人们的自由选择，直至发展到法西斯主义。在历史上，法国的拿破仑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进行扩张，建立帝国；德国的希特勒则将文化和血缘的特性推行到极至，并曾制造出种族屠杀的悲剧。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法国和德国的认同领域具有空间和精神结构方面的差异；移民加入了空间，但被排斥在精神结构之外。两国有各自的排斥方式：法国移民的文化宗教特殊性遭到排斥，德国移民难以获得公民身份。法国的国家建立在反对种族多元性基础上，实行大一统，以认同抽象的观念要求移民以个人方式加入国家统一计划。在这种共和模式下，族群的差异被看成违反平等和社会团结，是对法兰西共和原则的违背。因此，法国的所谓开放和宽容实际上是消灭族群主义的方法。

    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都有人主张排外主义，叫嚣让外国人滚回老家去。但大多数德国人接受外国人保持自身特性。而在法国，即使是主张接受外来移民者也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成为“完全的法国人”。法国的单一文化模式基于“领土主义”：在领土以内应当遵守同样的文化、生活方式和语言，服从同质性原则。而多元文化模式则放弃领土主义，接受社会团体的组合，对少数群体给予承认和地位。

    实际上，除了法德两种模式之外还有英美模式。法国模式中包含较多“平等观念”，而英国模式中则包含更多“自由观念”。英国的模式以承认区别和承认社团为基础，建立在对不同文化和族群的尊重之上。法国模式则强调个人，并力图使个体摆脱特殊文化的束缚。英国和法国的模式也是殖民主义的两大意识形态支柱。英国模式表现为拒绝族群混合，它尊重社会内部的族群认同，但却鼓励族群相互封闭，容忍族群地位的差异。法国模式表现为拒绝族群差异，力图将每个社会个体整合到法兰西社会的价值系统中。 

    法国在文化多样性问题上的立场也颇具特色。为抵制英美文化的泛滥，法国强调文化不同于一般商品，并最先提出“文化特殊论”。如果说美国是对内保护文化多样性，对外推行文化霸权的话，那么法国则相反，它对外主张文化多样性，对内强调文化统一性。因为在法国国内，文化多样性的理念代表着捍卫地方语言文化遗产的主张，即属于威胁共和原则的族群主义危险因素。其实，心有余而力不足是法国最大的矛盾。法国人颇以自己的灿烂历史文化自豪，但面对当今美国文化称霸天下，这种自豪便转变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

    四、法兰西是否会消亡？

    1、民族国家受到质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在法国和欧洲受到否定和批判。人们认识到，是民族主义导致了殖民扩张，引发了世界战争和独裁统治。欧洲联邦主义者甚至认为：民族国家是中央集权和人为的政治产物，与历史上的君主相关，现在已毫无意义，应代之以欧盟和世界政府。左翼党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世界大同，“工人无祖国”。历史学家安德森在《民族的想象》中提出，民族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文人和宣传工具鼓噪的结果。他们把民族说成是“天然和永恒的”，意在在建立民族主义国家，这属于“个人想象的宗教性表现”。[10]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民族国家的观念也成为法国社会思考和争论的重要议题。

    在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方面，法国面临的压力是多方面和矛盾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的地区分权化改革削弱了中央集权制度，它在促进地区发展的同时也助长了地方主义和离心倾向。此外，法国还要应对欧洲一体化的挑战：一体化的深入必然削弱民族观念，一旦欧洲实现政治一体化，法国将要放弃独立的外交和国防，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也将失去根基。[11]如今的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致使每个国家都受到外部环境的极大限制。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和感受方式，以及衣食住行都出现国际化的趋势。许多国家的民族文化、民族观念、民族特性和国家制度受到严重冲击。因此有法国学者惊呼：法兰西民族正面临分裂的危险！“法国人的语言受到英语的威胁，国家制度受到欧洲一体化的压力，食品受到布鲁塞尔欧盟标准的限制，甚至他们的历史记忆也将被磨灭。”[12]

    当然，民族和国家都是历史的产物，其产生和消亡都是必然的。然而历史也表明，法兰西民族的产生和盛衰不仅取决于外部环境，还与法国人的意愿直接相关。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形式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法国人是否能继续保持统一而不至分裂？在中央集权削弱的情况下，法兰西民族能否保持生命力？所有这些都促使法国人不能不思考多元文化社会的可能。不少专家提出，法国应当正视当今世界不同民族、文化和各种利益之间相互依存和竞争的新现实，同时也必需改进自己的传统价值观。

    2、法国将成为多元文化社会？

    面对法国社会文化模式陷入的困境，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英美等国的社会文化模式。政治评论家杜阿麦尔提出：“法国不接受多元文化的观念，但又不能否认其他族群的存在。因此在法国出现了比德国、英国、荷兰等国更严重的贫民窟现象，这使得法国正在成为排斥性国家。”[13]

    实际上，法国正逐渐向多元文化社会转变。大都市郊区移民集中的地方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文化。这种文化中除了包括失业、贫困、犯罪、吸毒等负面因素外，也包括了大众艺术（如拉普音乐、影视艺术）、竞技体育，以及颇有影响的服饰文化等。一些移民在这方面大获成功，他们以其特有的本土艺术和体能征服了法国人，甚至成为大众崇拜偶象。不少专家提出，法国应当正视当今世界不同民族、文化和各种利益之间相互依存的新现实，也必需改进自己的传统价值观。例如，平等的内容有待更新，应从社会、文化上进一步承认各个族群的权利。而多数专家对法国多元文化社会仍不能苟同。社会学家卡特拉说：“今后十年，将出现多元文化共同体主义……我们将为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央集权付出沉重代价。法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分裂成众多微型社会群体。”[14]经济学家阿兰·明克则勾画出一幅悲壮的前景：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将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二、三十年后，法国社会将被欧洲社会所取代。“那时将不再有法国和法国人，但法兰西文化将依然存在，并长久地闪耀着光辉。”[15]

    综上所述，法国属于较早形成的传统民族国家的典型，其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观念的塑造有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在此期间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法兰西民族特性和社会文化模式。进入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时代后，法国的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传统遇到了新的挑战。认真剖析法国的实例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民族国家的本质及其前景。

    （本文的修改稿发表于《欧洲研究》2012年第2期）

    （联系 马胜利：mashl@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