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国内学术界的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综述

    根据对国内2012年欧洲国际关系领域期刊的不完全浏览,欧盟外交制度建设、欧洲对外援助、气候变化、地区间主义、欧洲对外干涉和中美欧比较研究是讨论较多、且有一定新意的六个焦点问题。

    (1)     欧盟外交制度建设

    《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后,欧盟对外行动署成立,作为一个新生机构,它的机制和功用尚有很大不确定性。台湾学者苏宏达的论文“检视欧盟共同外交政策运作共同体化的可能性”,分析《里斯本条约》取消三支柱架构,将共同体和联盟合并后,共同体法是否可能因此渗入原属政府间合作性质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运作。该文认为欧盟共同外交的“共同体化”其实早已开始,《里斯本条约》可能会加快此发展趋势,但通过法律渗透而建立一体化的共同外交政策,不但不能提升其效率,反而会形成掣肘之势,限制欧盟在全球事务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1]

    近年来,国际法成为观察欧洲对外关系的新视角,叶斌的“欧洲对外行动署的法律定位与机构设计”,从欧盟法的角度对欧洲对外行动署进行认知和解读,讨论不同利益方在欧盟外交行动一体化中所处的立场和角色。结论是欧洲对外行动署的法律定位并不十分清楚,其架构具有过渡性,要达成欧盟对外关系领域的一致性目标,还需要在成员国意愿的支持下进一步进行机构创新。[2]陈志敏、王磊的“欧盟对外行动署的制度建设及运行评估”是用传统的国际关系方法对这一新机构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解析了对外行动署与欧盟各有关机构和成员国的相互关系,以及它的成立对中欧关系的影响[3]。

    还有一些学者关注欧盟对外关系的具体制度和工具,王磊的“欧盟特别代表制度:机制发展及其影响”探讨了欧盟特使外交制度的历史来源,对《里斯本条约》之后被纳入欧盟对外行动署机构框架之后的欧盟特别代表制度进行了分析和阐述。[4]徐龙第的“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探析”对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欧盟拓展对外关系的新政策重点和框架进行全面回顾,对欧盟发展这一政策工具的动力、方向设计和制约因素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5]。

    (2)欧洲对外干涉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以法英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率先对利比亚发动军事打击,它的中东北非地区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欧洲对外干涉的变化,吸引了国内学者的注意力。王逸舟的“欧洲干涉主义的多角度透视”认为,与美国比较,欧洲人的干涉主义更加复杂也更难辨识。作者从军事-政治强权、工业和市场能量、现代文明传播、国际规范制定、全球话语创新、地区整合示范六个方面剖析了欧洲人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强势干涉主义的内在原因[6]。吴弦的“欧盟国家利比亚军事干预解析”指出,在利比亚军事干预中,欧盟改变了“经济整合”和“软实力”的基本特征,不再遵循冷战后追随美国动武的定式。作者还指出,欧盟此举的目的是因应“阿拉伯之春”冲击,从根本上调整北非、西亚政策,推进近邻国家的“民主化”进程。[7]阎梁、何劲汶的“欧盟、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政策分歧及其弥合”,从地缘经济学理论辨析了欧盟与美国在2006年前在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问题上存有分歧,而2006年后又实现部分弥合的原因。[8]叶江的“从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透视美欧跨大西洋联盟新走势”以利比亚危机为切入口,指出北约依然是跨大西洋联盟的主要协调机制,利比亚危机表明北约战略转型基本完成和定型。为了有效地实施对外干预,西方军事同盟将运用“巧防务”继续保持军事领先地位。[9]

    (3)区域间主义

    区域间主义是近两年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比较突出的一个理论议题。郑先武的“欧盟区域间集体安全的构建——基于欧盟在非洲危机管理行动经验分析”是2012年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作者指出,“欧盟区域间集体安全”是欧盟在共同安全防务政策的制度和区域间合作框架中形成的对外危机管理概念。欧盟在非洲的危机管理行动经验表明,作为普遍性集体安全与区域性集体安全的“中间体”,它既有集体安全的共同逻辑,如主权国家通过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应对战争或其他大规模暴力的发生,具有大国主导和利益导向等特征;又有普遍性和区域性集体安全的共有特征,如拥有独立的制度框架和冲突预防的机制化;更有显著的“自我特性”,如超国家机构的引入,综合安全方法和安全部门改革的机制化,军事权力、民事权力、规范权力的综合运用以及有效多边主义下的包容性进程等。[10]

    (4)对外援助

    外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问题。不少学者对欧盟及欧洲国家的外援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研究。张鹏的“外援条件性:中欧认知差异与共识可能”认为,欧盟与中国分别作为“传统”援助方和“新兴”援助方,在外援“条件性”乃至发展模式等议题上展开了竞争。[11]余南平的“法国在南部非洲国家的影响力塑造”,梳理了法国与非洲特殊关系的历史渊源,并从对非援助的历史和实践角度,分析了法国援助的特点。[12]朱贵昌的“试析欧盟对于中国援外政策的影响”指出,欧盟在批评、指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同时,也开始正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益提高的现实,转而寻求加强与中国在国际发展领域,尤其是非洲发展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13]胡建梅、黄梅波的“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及对中国的启示”指出,推广法国文化是法国对外援助的核心目标,但法国不重视对外援助的经济利益[14]。

    (5)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中国欧洲国际关系学界的新焦点,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这一研究领域。谢来辉的“为什么欧盟积极领导应对气候变化”,对欧盟为何选择积极领导全球气候行动这一议题做了分析,评述了关于欧盟气候战略常见的三种观点:特殊偏好论、政治战略论和减排成本-收益比较决定论。在此基础上,作者从恐惧、荣誉和利益的角度建构了理解欧盟气候战略动因的综合框架。作者认为欧盟之所以积极,主要源于欧盟对海外能源进口依赖所导致的危机感、它在一体化过程中为增强自身凝聚力而追求气候外交上的荣誉,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后由于较早调整而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获得的先动优势。[15]类似探讨动因的文章还有高小升、严双伍的“欧盟气候政策的动因分析”,该文认为,实现经济利益、降低能源依赖、推动一体化的发展以及社会内部各层面的积极支持是欧盟积极气候政策的内在动力;而国际体系和国际气候机制的结构性特点、应对全球化的冲击以及拓展“欧洲模式”则是影响欧盟气候政策的外在动因。[16]傅聪的“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对外决策模式与行动动因”,在解读促使欧盟致力于领导国际气候谈判的深层原因之外,还从外交政策的视角研究了欧盟的气候决策模式。[17]

    此外,薄燕、陈志敏的“欧盟和亚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关系”,从地区关系的角度,回顾了过去二十多年,欧盟与亚洲国家就气候变化问题在全球层次、地区间层次和双边层次上的积极互动历程,认为它们形成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状态。[18]也有学者研究气候变化的具体个案,比如张华的“论‘欧盟航空减排指令’的域外管辖问题及中国的对策”,从国际法角度辨析了域外管辖问题,认为欧洲法院依据属地理由和“后果主义”,维护“欧盟航空减排指令”之域外管辖效果的合法性,但其法律推理难具说服力,因而不能排除欧盟单边措施违反国际法的客观事实。[19]

    (6)中美欧比较研究

    中美欧是牵动世界格局的一组三边关系,2012年,中国学者主要聚焦于它们的外交战略。陈志敏、常璐璐的“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指出美国的权力战略是“全能-美国至上”型,欧盟的权力战略是“全能-后主型”,中国的权力战略则为“吸引-防御”型。[20]赵晨的“中美欧全球治理观比较研究初探”认为,中美欧三个主要国家或地区对全球治理各类行为体的重视程度、全球治理的方式,以及它们的全球治理的价值观,都有很大差异。作者将欧盟、美国和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分别归纳为人权基础上的宪政主义、带有霸权色彩的自由主义,以及主权基础上的平等主义。[21]还有学者从个案着手,分析了中美欧三角关系。黄栋的“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事件中的美国因素”,从结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运用国际体系结构这个变量来探讨美国强烈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深层次原因。[22]

    (联系 赵晨:zhaochen@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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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宏达:“检视欧盟共同外交政策运作共同体化的可能性”,《欧洲研究》2012年第3期。

[2] 叶斌:“欧洲对外行动署的法律定位与机构设计”,《欧洲研究》2012年第4期。

[3] 陈志敏、王磊:“欧盟对外行动署的制度建设及运行评估”,《欧洲研究》2012年第3期。

[4] 王磊:“欧盟特别代表制度:机制发展及其影响”,《德国研究》2012年第2期。

[5] 徐龙第:“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探析”,《国际论坛》2012年第2期。

[6] 王逸舟:“欧洲干涉主义的多角度透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

[7] 吴弦:“欧盟国家利比亚军事干预解析”,《欧洲研究》2012年第2期。

[8] 阎梁、何劲汶:“欧盟、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政策分歧及其弥合”,《欧洲研究》2012年第3期。

[9] 叶江:“从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透视美欧跨大西洋联盟新走势”,《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

[10] 郑先武:“欧盟区域间集体安全的构建——基于欧盟在非洲危机管理行动经验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期。

[11] 张鹏:“外援条件性:中欧认知差异与共识可能”,《国际论坛》2012年第2期。

[12] 余南平:“法国在南部非洲国家的影响力塑造”,《欧洲研究》2012年第4期。

[13] 朱贵昌:“试析欧盟对于中国援外政策的影响”,《国际论坛》2012年第4期。

[14] 胡建梅、黄梅波:“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及对中国的启示”,《国际展望》2012年第3期。

[15] 谢来辉:“为什么欧盟积极领导应对气候变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8期。

[16] 高小升、严双伍:“欧盟气候政策的动因分析”,《国际论坛》2012年第5期。

[17] 傅聪:“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对外决策模式与行动动因”,《欧洲研究》2012年第1期。

[18] 薄燕、陈志敏:“欧盟和亚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关系”,《国际观察》2012年第5期。

[19] 张华:“论‘欧盟航空减排指令’的域外管辖问题及中国的对策”,《国际论坛》2012年第5期。

[20] 陈志敏、常璐璐:“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7期。

[21] 赵晨:“中美欧全球治理观比较研究初探”,《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4期。

[22] 黄栋:“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事件中的美国因素”,《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