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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解朴:碎片化政党格局下德国绿党崛起的原因及影响
作者:杨解朴 | 文章来源: | 更新时间:2020-07-22 15:08:00

杨解朴,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本文节选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3期,已获作者授权。

 

2017年第19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结束至今,德国政党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变化便是绿党的强势崛起。目前,其民调支持率为22%左右,而2017年大选时其得票率仅为8.9%,两年多的时间里绿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2021年,德国将再次举行联邦议院选举,从目前的形势看,绿党极有可能成为下一届的执政党。如果说2013年成立的德国选择党是借助其标新立异的政治话题吸引选民的话,那么成立40年的绿党近年来成功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自成立以来,绿党一直将环境和气候议题作为其核心品牌不曾改变,为什么自2018年以来忽然支持率成倍的上涨?在德国碎片化的政党格局下,绿党的强势崛起是短期的昙花一现还是一个中长期的状态?绿党地位的上升将会对德国未来的政策走向、欧盟的发展方向乃至中欧关系带来哪些影响?围绕上述问题,本文梳理了近两年来德国碎片化政党格局下各主要政党的发展态势,借助“议题所有权”理论对绿党强势崛起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绿党的崛起对德国内政及外交带来的影响。

一、碎片化政党格局下绿党实现强势崛起

2017 年德国联邦议院大选之后,破纪录地有六个政党进入联邦议院,首次出现了碎片化的政党格局。[2]而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德国碎片化政党格局被进一步固化,环保主义政党绿党实现了强势崛起。绿党的民调支持率远远超过“百年老店”社民党,有时甚至可以和第一大党联盟党比肩,[3]绿党目前已经走在了“人民党”[4]的道路上。

与两大主流政党走衰的趋势不同,德国绿党呈现的是逆势而起姿态。2017年9月的联邦大选,绿党获得8.9%的选票,比上一次大选仅增加0.5%,是本届联邦议院的最小党派。但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绿党却实现了强势崛起,不但在民意支持率上突飞猛进,在欧洲议会选举之后,绿党在民调支持率方面甚至可与联盟党比肩,在联邦州议会选举及欧洲议会选举中也表现出色。绿党在2018年巴伐州议会选举中支持率增加9%、在黑森州增加8.7%;在2019年不来梅州议会选举中支持率增加2.3%、在勃兰登堡州增加4.6%;在2020年汉堡的议会选举中增加11.9%,目前绿党已经在16个联邦州中的11个参与执政。在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取得了20.5%的支持率(增加了9.8%),仅略低于联盟党22.6%的支持率。[5]2020年3月,绿党的民意支持率在23%左右,排在联盟党27%的支持率之后。[6]在此期间,绿党的党员人数飞速增长,从2017年的6万出头增加到2020年初的9.5 万。[7]许多媒体认为,作为“反政党的政党”而成立的环保主义政党绿党,经过40年的演变,正发展成为新的人民党。这一话题在2011年就曾经被提起,而这一次还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即绿党将取代社民党的地位,与社民党的力量对比将会调换。绿党主席罗伯特·哈贝克也不否认绿党或将成为新的人民党。如果以目前绿党的民调支持率参加下一次联邦大选的话,极有可能成为参与组阁的政党。

与德国选择党在东部联邦州的优势相反,绿党的优势在西部联邦州,这与绿党的传统选民主要集中在德国西部城市,尤其是大学城有关。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对东部的联邦州的选民来说,绿党提出的加快退煤和气候保护进程的主张,虽然得到了遭受了两个炎热夏季的德国人的认同,但却可能带来东部经济竞争力进一步受损和工作岗位进一步丧失的问题。另外,能源转向的花费也会提高他们的生活成本,加重其生活负担。

二 、议题所有权视角下绿党崛起的原因

近年来,由于极端天气情况的增多和环保运动在欧洲的流行,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成为欧洲国家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欧洲国家的绿党以及环保组织成为这一趋势的受益者。但就德国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从一个气候政策的落后者发展为(国际和欧盟)气候政策领导者,联邦政府(多数时间是绿党外的其他政党执政)一直发挥着积极的领导作用,两大主流政党早已将气候保护、可持续发展等议题纳入他们的政治纲领和执政协议,并且从科尔时期开始,德国的领导人就积极推动欧洲和全球的气候保护问题。也就是说,生态与经济的协同发展、应对气候保护等问题早已成为其他主流政党的重要议题。那么,为何近两年欧洲发生极端天气后,德国绿党的支持率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是民众对于其他政党解决气候问题的不信任?还是绿党借此机会在政党竞争中采取了特别的行动?本部分借助“议题所有权理论”(Issue Ownership Theory)对绿党崛起的原因加以分析。

(一)议题所有权的概念及维度

“议题所有权”(Issue Ownership)是伊恩·巴吉(Ian Budge)[8]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最早提出,最近十几年来在政党与选举研究领域引起较大关注的理论概念。其基本思想是选民将某些议题与某些特定的政党联系起来,因为公众认为它们更适合处理这些议题,所以这些政党在这些议题上占有优势。在这一理论下,政党应该关注它们“拥有”的议题以及选民行为,当选民认为某个政党拥有某个他/她认为重要的议题时,就增加了该选民选择该政党的机会。学者们对于议题所有权的定义不一而论,其中早期较有代表性的约翰· 彼得罗奇克(John R. Petrocik)认为,议题所有权是某些政党能够更好地处理某些问题,或具有更好地解决选民关心的问题的能力。这是政党因其政策和纲领的裨益而享有的声誉,缘于政党在历史上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倡议和创新行为,让选民相信某个政党(及其候选人)在这些问题上更加真诚,并致力于对这些问题采取行动。[9]

彼得罗奇克的定义中蕴含了多个模糊的维度,斯特凡·沃尔格雷夫(Stefaan Walgrave)及其合作者在彼得罗奇克等学者的基础上将议题所有权区分为两个明确的维度,即关联性议题所有权(Associative Issue Ownership)和能力议题所有权(Competence Issue Ownership)。前者是指选民以政党对议题关注的历史为基础,自发地将某一议题与某个政党联系起来,而与该党是否具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无关。后者是指政党被认为能够胜任处理和解决某些特定问题。[10]

在以往的研究中,西方学者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来测量政党在议题所有权上的“能力”维度。学者们用类似于“处理某一问题的最佳政党”作为指标来评估政党的能力议题所有权,但研究发现能力维度受到政党偏好的强烈影响,当选民对政党进行甄别时,往往将其首选政党作为能够胜任处理几乎所有问题的党,而且受到该党能力和位置因素的影响,所以“最佳”这一指标不仅可以衡量政党在特定问题上的能力,还可以对政党进行一般性的评估。[11]与学者们对能力维度研究的热情相比,却鲜少有学者对“关联性”维度进行研究。沃尔格雷夫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关联性通常与他们对党派议题能力的评估有所差异,但关联性维度不会受到政党偏好的影响。这两个维度都会影响到基于党派评估进行的投票。能力议题所有权具有直接影响。关联性议题所有权仅在投票者认为议题很重要时,才对投票产生影响;而当投票者认为议题不重要时,关联性议题所有权对投票产生的影响很轻微。沃尔格雷夫认为由于关联议题所有权与政党偏好无关,所以更能充当对各政党看法的“过滤器”。[12]

研究者们还发现,如果某一政党反复、长期地关注其他政党的议题,可以使该政党成为议题的关联所有者(associative owners of issues)。但这一政党无法窃取选民对原来政党的关联性,而只能就这一议题充分沟通,提高它在选民心目中处理该问题的能力,从而使之成为它的优势。也就是说,政党可挑战其他政党的能力议题所有权,但在攻击其他政党的关联性议题所有权时会遇到困难,因为强调其他政党的关联性议题往往会加强选民对议题所有权的现有看法,反而给议题拥有者加分。[13]

(二)气候政治议题所有权视角下绿党及两大主流政党的角色定位

1.绿党:气候政治的议题所有者

绿党从成立之初就以“生态”作为核心标签,内容包括气候保护、能源、环境保护等多项议题。[14]绿党的前身部分来自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生态运动,1980年绿党成立时,将“生态”作为四大基本原则之一写入党纲。两德统一后,绿党重新调整定位,承诺要在德国扮演改革党的角色,在其制订的联邦议院选举方案中,强调要使党的生态目标更加贴合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和外交政策路线。2002年红绿联合执政时期,绿党通过新的基本纲领(《未来是绿色》),核心是工业社会可持续生态转型以及代际公平(在环境、社会、财政等领域为后代保留和创造机会)。2005年联邦大选之后,绿党重新以生态作为品牌核心,将与环境相适应的气候政策、社会的积极转向以及其他流动和运输政策定义为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2020年,绿党将发布新版党纲,在目前公布的党纲草案中,“生态”依旧是核心原则之一,并将气候政策视为安全政策。

绿党利用参与执政的机会、拥有联邦议院席位的机会、在各州参与执政以及进入联邦参议院的机会,推出了诸多有关环境保护和气候治理的法案、提案、政策和措施。 1998—2005年红绿联合执政期间,联邦政府推出了生态税改革、分阶段退出核能的计划以及可再生能源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绿党在联邦议院推动成立了一些专门的委员会负责环境和气候保护。绿党对于气候政治议题的贡献还体现在联邦州层面的气候治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绿党成员约施卡·菲舍尔任黑森州环境部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能源转型的措施,不仅为黑森州后来的能源转型和气候治理打下了基础,并且为其他联邦州做出了表率。同时,该州长期保留“绿色”传统,在联邦州中属于气候治理的先行者。2012年,该州通过《黑森州能源未来法》,规定该州到2050年尽可能提供100%的电力和供暖目标。2013年,该州的可再生能源部门创造了两万多个就业岗位。另外,巴符州也在气候治理方面贡献突出。2011年,巴符州选出了第一个绿党籍的州长温弗里德·克莱驰曼。在克莱驰曼治下,巴符州推出了减缓气候变化的法案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气候政策,[15]对其他联邦州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外,绿党在气候政治方面的倡议、提案更是远远多于其他政党,2017大选过后至今,绿党籍的联邦议院议员已经提出了数百项有关气候问题的倡议及提案。[16]

由于绿党对于气候政治议题关注的历史较长,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上的倡议和创新层出不穷,它在选民心目中具有更好地解决气候政治议题的能力。以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出口民调为例,在回答“哪个政党最有可能奉行良好的气候政策?”的问题时,56%的选民选择绿党,14%的选民选择联盟党,5%的选民选择社民党。绿党的选民在回答“哪项议题在您选择绿党时发挥了关键作用?”时,88%的人选择气候和环境政策、39%的人选择社会安全、 31%的人选择和平保障、13%的人选择移民、9%的人选择经济增长。[17]根据彼得罗奇克有关议题所有权的定义,绿党具备了更好地解决气候政治议题的能力,拥有气候政治的议题所有权。

2.两大主流政党:气候政治议题的关联所有者

传统上,两大主流政党的核心品牌显然不是“生态”,联盟党的核心品牌是“经济领导力”,而社民党的是“社会领导力”,它们对于气候政治议题的关注历史没有绿党长。但两大主流政党长期处于执政党的位置,在国家治理和国际话语权上具有优势,有利于它们对于绿党在气候政治领域的能力议题所有权发出挑战。从1986 年开始(联盟党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执政期间),德国就推出了一系列有关气候保护的政策措施和一些专门的委员会,致力于气候治理。1990年,德国提出了针对德国和欧盟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近年来,德国以可再生能源的形式快速采用“清洁能源”,长期实行大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上较为成功的气候政策,在风能和光伏的全球市场上占有相当比例。德国不仅在国内政治层面努力推动气候治理,而且在欧盟和全球层面积极作为,成为气候政治的领导者。1995年,科尔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时,提出了德国到2005年温室气体减排25%的目标。德国在此后的20多次缔约方大会上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同时也致力于在G7和G20峰会、欧盟等多边场合推动解决气候变化议题。

另外,两大主流政党在其党纲、执政协议中也反复强化其对气候政治的关注。例如:基民盟在其党纲中将“环境、自然和气候保护”专辟一章、社民党在其党纲中将 “能源转向和气候保护”专辟一个章节;在两党最近两届联合政府的执政协议中也对“能源转向与气候保护”以及“环境和气候”作为重点加以阐述。

两大主流政党长期以来反复关注气候政治议题,通过就这一议题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层面的积极作为,提高了它们在选民心目中处理这一议题的能力,挑战了绿党在该议题所有权的能力维度。依据议题所有权理论,两大主流政党已经成为气候政治议题的关联所有者。

(三)议题所有权视角下绿党崛起的有利因素

根据上文的分析,绿党拥有气候政治的议题所有权。但在现实政治中,由于绿党仅参与了两届政府的执政,所以长期以来,两大主流政党利用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置优势以及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优势,已经成为气候政治议题的关联所有者。当气候政治议题与其他政治议题同等重要时,选民忽略了绿党的这一议题所有权。他们在投票时往往受到政党偏好的影响,将心目中首选政党在处理这一议题上的能力与政党的一般性评价混淆。而当欧洲国家出现极端天气,气候政治议题地位上升,绿党在气候政治的关联性议题所有权发挥作用,选民们又将选票投给了绿党。

1.气候政治议题地位的提升为绿党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2018 年和2019年夏天,欧洲天气炎热异常,人们切身感受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的伤害。瑞典女孩格雷塔·通贝里发起了“星期五为未来”的全球罢课运动,呼吁气候保护,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响应,德国多个地区的中学生参加了这一活动。除学生外,2019年德国数百万成年人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在气候保护问题上采取措施。根据德国广播电视一台(ARD)2019年5月的问卷调查结果,有86%的受访民众认为是人类加快了气候变化的速度。如果我们再不做出相应的大规模的动作,将难逃气候灾难。环境/气候保护与无害环境的经济政策相结合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各种民调显示,气候政治议题成为各类选举中选民最关心的议题。在这种背景下,绿党在气候政治上的议题所有权凸显出来,人们记起绿党过去40年都在谈论这个议题。那些目前将气候政治作为最重要的议题,而此前混淆了其首选政党与绿党在气候政治议题上所有权的选民,将选票改投给了绿党。

绿党也抓住了气候政治议题地位上升的机会,展开行动,增加其在该议题上的关注度,同时将这一议题与时代使命相关联,在选民心目中树立更加全面、务实的党派形象。例如在欧洲议会选举的竞选纲领中,绿党列出了一系列关注地球未来的严格的环保规定和生活方式的倡导,希望构建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现代社会。绿党宣称,愿意正视气候危机、物种灭绝、数字化以及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等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用行动来塑造这个时代。绿党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追随,虽然绿党的选民分布在各个年龄段,但29岁以下的选民当中,绿党的支持率遥遥领先其他党派。

2.两大主流政党在气候政议题上能力维度的折损为绿党的崛起提供了空间

如上文提到,长期以来,德国一直被视为气候保护领域的先驱,作为轮流执政或者联合执政的两大主流政党,也因此提升了作为气候政治议题关联所有者的“能力”维度。但近年来的数据显示,德国的气候保护成果不够理想,甚至可能无法达到自己预定的目标。尽管德国花费了约1500亿欧元和多年的政治努力来废弃核燃料和化石燃料,转而使用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但预计德国原定的2020年国家和欧盟减排目标以及清洁能源目标将落空。麦肯锡发布的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显示,高电价、对煤炭的持续依赖以及“糟糕的二氧化碳排放记录”意味着德国在从化石燃料转向能源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在欧洲,包括瑞典、奥地利、丹麦、英国和法国在内的11个国家在减少煤炭依赖和绿化能源系统方面做得更好。与此同时,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并不理想,尽管可再生能源近年来在电力行业有所增长,但在运输和供暖方面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德国作为一个开拓性的国家正处于失败的边缘” [18],同时还可能面临欧盟的罚单。

在上述背景下,民众对于两大主流政党处理气候政治议题的能力产生怀疑,与对联邦政府在许多政策领域的信任度下降一样,民众对联邦政府在气候治理方面的承诺表示出不信任。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为本就拥有气候政治议题所有权的绿党提供了发挥政治影响的空间。绿党利用各类场合宣传本党对于能源转向、减少碳排放等有关气候治理的政治主张及具体的行动纲领,吸引选民的关注,提升支持率。

三、绿党崛起对德国内政与外交的影响

绿党凭借气候政治议题所有权的身份,在气候政治议题重要性增加的情况下,迅速实现了崛起。由于气候政治议题的全球属性,崛起后的绿党不仅要在国内治理层面发挥作用,还会努力增加其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

(一)绿党崛起对德国内政的影响

2021 年,德国将进行联邦大选。在德国目前的政党格局下,绿党很有可能再次参与执政。绿党历史上有过与社民党组成红绿联盟执政的经验,且两党在政治光谱中相邻,在政策取向上达成协议的难度不大。但绿党与联盟党的合作目前还仅限于联邦州层面,联邦层面还未出现过黑绿联合。从目前的支持率看,联盟党在2021年大选的胜算更大,出现黑绿联合的可能性也较大。即便绿党不参与执政,在其支持率上升的情况下,绿党在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的席位都将上升,它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都将增加。在政治光谱中,联盟党属于中间偏右的政党,而绿党属于中间偏左的政党。两者在许多政策领域意见分歧较大,在绿党崛起的背景下,两党需要对以下政策领域重新定位。

在气候、环保领域,绿党认为保护环境需要采取全面行动,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它的计划包括扩大公共交通、增加零排放汽车、关闭煤电厂、建立一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税收激励制度等。而基民盟坚持其“黑零”政策,反对进一步投资以保持联邦政府收支平衡。这种做法在基民盟的保守派中很受欢迎,但与绿党的观点直接冲突。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下,德国推出了巨额的财政纾困计划,同时也突破了基民盟固守的“黑零”政策,危机后经济重建和经济增长仍需要大笔资金。那么,绿党在气候和环保领域采取全面行动的主张可能会遭遇没有财政支持的尴尬。

移民政策领域也是基民盟和绿党意见分歧的一个领域。基民盟主张有针对性地从国外招聘技术工人,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医疗和工程部门。这一政策取向特别受到基民盟保守派选民的欢迎。为阻止选民外流到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基民盟提议收紧避难制度的各个方面。然而,这一较为强硬的立场与绿党放宽移民政策的目标相悖,绿党希望改革公民法,以促进在德国的难民家庭团聚。

在国防方面,基民盟和绿党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分歧。绿党一直奉行和平主义的原则,而联盟党曾一度奉行积极有为的外交安全政策。2019年7月,基民盟主席卡伦鲍尔在联邦议院就任国防部长的就职演说中,呼吁德国政府大幅增加国防支出以满足北约标准。

在这些方面双方找到共同点将是很困难的。所以联盟党和绿党必须在近期内决定自身在这些未来几年将主导政治议程的重要领域的定位,为德国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创造条件。

(二)绿党崛起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绿党从比较激进的环保主义政党发展到今天,其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步温和、渐渐务实的过程。但相较于其他政党,其外交政策中还会夹杂更多的“环保”“人权” “透明度”等标签,进而可能在某些对外政策方面表现得积极有为,而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保护主义和保守主义甚至是侵犯他国主权的做法。

在气候政治议题的地位大幅提升的背景下,德国绿党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绿党发展迅速,在欧盟形成一股绿色旋风,直接改变了欧洲议会的席位分配。《里斯本条约》的 “同意程序”规定欧洲议会对所有贸易类协定拥有否决权,任何协定必须获得欧洲议会多数票通过。欧洲议会在对外贸易政策领域向来有左右之争,欧洲绿党和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对快速推进对外自由贸易持反对态度,它们认为对外自由贸易会损害欧盟较高的环保和劳工标准。从根本上说,欧盟不会改变推动自由贸易的政策立场,但绿党席位的大幅增加会抬高欧盟对外自由贸易谈判的门槛,减缓未来欧盟推动对外自由贸易的步伐,[19]同时会影响中国与欧盟双边投资谈判的进程。

绿党对于气候政治议题的专注度会对欧盟气候政治的发展以及欧盟与其他国家的气候合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2020年下半年,德国将担任新一届的欧盟轮值主席国,气候政治议题也将是德国在此期间的工作重点之一。按照计划,中国和欧盟届时将在气候合作领域开展进一步的合作。

 

[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德国在欧盟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及中国对欧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6BGJ064)的相关成果。

[2] 德国政党研究专家奥斯卡·尼德迈尔将政党的数量、选票以及各政党在议会中所占的席位比例作为考量政党体制结构特征的主要标准来分析政党制度的结构特点。根据尼德迈尔的理论,在议会中有效的政党的数量超过五个的政党制度为碎片化的政党制度。参见Oskar Niedermayer, ?Von der Zweiparteiendominanz zum Pluralismus: 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Parteiensystems imwesteurop?ischen Vergleich“,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No. 51, 2010, S.2-4。

[3] 2019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过后,德国权威民调机构福沙(Forsa)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绿党获27%的支持率,联盟党获26%的支持率,联盟党的执政盟友社民党获12%的支持率。参见《德国环保主义政党绿党在德民调支持率首次登顶》,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world/2019-06/03/c_1124577257.htm。

[4]“人民党”作为德国政治学的概念是由政治学家道尔夫·施戴恩伯格首次使用的。他认为人民党在原则上对选民和社会各个阶层、不同世界观的成员开放。迪特·诺兰则认为“人民党”是诸如社民党和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这样的大党的自我标识,通过这一标识来扩大选民基础,为达到战略上的多数,谋求尽可能多的选票。它们的政治言论和广告式的自我描述是要将超越阶层和世界观的、广泛的选民阶层吸纳进来,并且它们愿意均衡地代表多样化的利益。与这一概念相类似,但不完全一致的英文概念是“全方位党” (catch-all party)。

[5]数据来源:德国广播电视一台《每日新闻》网页的“选举”栏目:https://wahl.tagesschau.de。

[6] 参见德国广播电视一台《德国趋势》2020年3月5日的民调结果:https://www.tagesschau.de/multimedia/bilder/crbilderstrecke-655.html

[7] 参加德国绿党主页:https://www.gruene.de/partei

[8]Ian Budge and Dennis J. Farlie, Explaining and Predicting Elections: Issue Effects and Party Strategies in 23 Democracies, London: Allen & Unwin, 1983.

[9] John R. Petrocik, “Issue Ownership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ith a 1980 Case Study”,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Vol.40,No.3, p.826.

[10]Stefaan Walgrave, Jonas Lefevere and Anke Tresch, “The Associative Dimension of Issue Ownership”, i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12, Vol. 76, No. 4, p. 772.

[11] Stefaan Walgrave, Anke Tresch and Jonas Lefevere, “The Conceptualis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Issue Ownership”, 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15, Vol.38, No.4, pp.786-787.

[12] Stefaan Walgrave, Jonas Lefevere and Anke Tresch, “The Associative Dimension of Issue Ownership”, i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12, Vol.76, No.4, pp.771-782.

[13] Stefaan Walgrave, Anke Tresch & Jonas Lefevere, “The Conceptualis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Issue Ownership”, 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15, Vol.38, No.4, pp.786-787.

[14]目前德国绿党将气候保护、能源、环境和自然保护、交通运输政策、清洁的汽车驾驶以及草甘膦列入生态的内容。参见https://www.gruene.de/oekologie。

[15] 参见李庆《领导力类型视角下的欧盟多层气候治理体系研究———以德国和英国为例》,载于《德国研究》2019年第2期。

[16] 数据来源参见https://www.gruene-bundestag.de/parlament。

[17] 数据来源参见https://wahl.tagesschau.de/wahlen/2019-05-26-EP-DE/index.shtml。

[18] “Germany’s Green Energy Shift Is More Fizzle than Sizzle”,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germany-climate-change-green-energy-shift-is-more-fizzle-than-sizzle/.

[19] 参见何韵、史志钦《欧洲议会选举视阈下的欧盟碎片化及其影响》,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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