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以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了2020年“德国形势年终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从德国政治与外交形势、德国经济与投资形势、德国与欧盟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德与中欧关系等方面进行研讨，现将陆续推送嘉宾的发言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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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默克尔任总理的第四届联邦政府的第三年，是德国迈向“后默克尔时期”的关键一年。为什么是关键一年，因为这一年她要做人事安排、人事准备，还要为下一届政府做政策铺垫、政策宣誓，但是这两大事件默克尔都没有做成，因为受到疫情冲击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主要是疫情冲击的影响。

第一、疫情失控、天下鼎沸

2020年，德国国内形势中有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失控的新冠疫情，二是严重衰退的经济。这两个问题为德国政局带来严重的不确定因素。

德国的疫情发展经过了五个发展阶段，2020年5月份以前抗疫做得比较好，是所谓的“模范生”；9月中旬开始爆发第二波疫情，呈现井喷式发展。据《时代在线》报导，截止11月24日累计确诊新冠病人 938，111人，死亡 14，446人，治癒 618，743人。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疫情十分严峻，说它是抗疫的“问题生”并不为过。

针对十分严峻的新冠疫情，联邦政府会同各州政府反复磋商，出台了一系列防控措施，特别是严控出行、社交的有关规定，如禁止旅游、集会、旅馆住宿、宵禁等等，这些防控措施在全社会引发了极大争议和矛盾。立法（议会）与行政（政府）、中央（联邦）与地方（州）、公民基本权利与“生命权”的争论与博弈；议会各政党、特别是自民党、选择党和绿党对联盟党和社民党的攻击，使政党间昔日相对平和的气氛变得很紧张；新生的抗议社团，如《Widerstand 2020》（反抗2020）乘机煽动社会撕裂与对抗。《反抗2020》是在这次疫情中新出现的以网络平台为载体的社团，她把社会公众提出的“自由高于一切”、“减少对群众的限制”、“严控政府权力”等口号加以放大，并通过网络大肆宣扬，推动抗议游行，先后在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纽伦堡、法兰克福、汉诺威等大中城市爆发上万人的游行。近日在莱比锡、法兰克福甚至还爆发了“抗议戴口罩”游行、抗议“接种疫苗”游行。各类极端势力也蠢蠢欲动，可谓暗流汹涌。更有甚者竟有人叫喊目前的德国政府是“历史上最独裁集权统治”，有的报纸也这么讲。当然，我们中国的德国问题专家不会这么看！联邦政府领导人和各州领导人就11月2号之后相关抗疫规定是否延续或进一步收紧、元旦放不放焰火、圣诞节假期如何确定等问题，开会协商几个小时都拿不出结果。《欧洲时报》11月20日就此事发出的新闻标题是“数小时会议讨论无果而终，德国防疫政策乱局何时终？”标题虽然很蹩脚，但消息可靠！可见德国领导层在防控疫情方面意见分歧严重，老百姓对这种乱局当然怨声载道。

德国经济目前处于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但经济体质的核心仍健康”。经济形势可用七句话来概括：经济严重衰退，尚未触底；失业上升，短工大增； 国内消费放慢、外贸萎缩； 工业生产下降、设备投资大幅下滑； 企业投资与需求減弱、产能下降、企业破产增加； 作为德国经济核心的制造业，受疫情影响较小； 基于市场原则的经济运作机制运转正常。几个指标性数字也可佐证：GDP下降5.5%左右，失业估计为6.5%左右，外贸预计为2.2–2.3万亿欧元（2019年为2.4万亿欧元），财政赤字预计1700–1900亿欧元，创2014年以来的新高。

采取各种刺激措施来复苏经济，是世界各国在抗疫中的普遍做法，德国政府已经制订并落实了《新冠护盾措施》、《下调增值税》、《延长短时工和稳定劳动市场》三项措施，正在制订振兴企业措施。总体上看，这些刺激经济的措施的效果积极，成效明显。经济和能源部长阿尔特迈尔讲，（经济）“情况不那么糟糕，明年恢复增长。”他讲得客观、明了。我认为德国经济复苏在内部受到第二波疫情的严重冲击、经济结构改革迟缓。在外部遇到三大困境：全球疫情的拖累；汽车、航空等关键行业陷入衰退期；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冲击。经济复苏虽然很脆弱，但总的趋势比较乐观。预计明年经济增长率可达4%左右。

但是，经济的严重衰退不仅使底层百姓生活更加困苦，也使中产阶层快速“贫困化”。社会不满情绪明显增加。

第二，政党政治陷入困境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 政党政治碎片化（不是政党体制碎片化）

议会政党不仅数量增加，由早先的 3-4 政党，增加为19届议会的 6 个政党（联盟党、社民党、自民党、绿党、左翼党、选择党），而且政党的政治分野扩大，如联盟党、社民党和选择党之间的政治分野就比较大，以致传统政党对选择党采取“少接触、不合作”政策。传统政党与非传统政党发生明显变化，政党力量正由传统政党集中地向非传统政党转移，非传统政党凝聚力大幅增强，她们拥有的议席数由18届议会的127席上升为19届的228席。民调显示：绿党的民调支持率由2017年9月24日的8.9%上升到2020年10月16日的20%；同一时间点，选择党由12.6%，经过2020年1月10日的14%降到11%，左翼的绿党和右翼的选择党的民意支持率总体呈增长态势。联盟党、社民党、自民党等三个传统政党的民意支持率：联盟党2017年9月24日为32.9%，经过今年1月１０日的26%，到10月16日升为35%（因抗疫有功而上升）；同一时间点，社民党由20.5%，经过1月10日的14%升为15%；自民党由10.7%经过1月10日的8%再一次降到6%，由此可见，传统政党民意支持率总体呈明显下降趋势，凝聚力明显丧失。各政党政治力量之间的组合流动性加快，2005年第１６届联邦大选后组阁谈判65天；2013年第18届联邦大选后组阁谈判增加为85天；第19届议会里6个政党除了选择党，理论上都有参与组阁执政的可能性；组阁谈判经过171天，难度明显加大。2021年第20届联邦大选后的组阁谈判很可能在政治分野较大的黑-绿或黑-绿-黄中进行，难度可想而知。

2. 政党政治的两极化倾向明显

左翼的绿党和右翼的选择党，民调支持率稳步上升，而中间的传统政党联盟党、社民党和自民党，基本呈停滞、趋降状态，两极化倾向明显。具体民调数据前面已经提到，不再赘言。

3. 传统政党凝聚力下降的同时，内部权力斗争浮现

卡伦鲍尔（A K K）以微弱多数当选基民盟主席后威信一直不高，上任后的工作也颇多微词，但在2019年底的党内信任投票时仍勉强过关；2020年2月在图林根州长选举过程中，卡伦鲍尔作为党主席严重失职，遭到党内反对派抨击，愤而辞去党主席（原计划9月生效，后推迟到12月）、下届联邦大选不再竞选联盟党总理候选人。基民盟选举主席的党代会由2020年12月4日推迟到2021年1月14日。这其中除了新冠疫情的冲击外，主要是因为党内各派权力斗争、或者说各派政治势力整合尚不到位。两位主要候选人拉舍特（Laschet）和默尔茨（Merz）之间的竞争势均力敌。拉舍特的治国理念与默克尔接近，更受党内主流派看重，但他作为北威州长抗疫不力，继北威州肉联厂疫情丑闻后，近日又爆发其儿子闹出的“口罩门”事件。默尔茨曾被默克尔从基民盟议会党团领导位子上拉下，彼此心有芥蒂；但是，他是经济界以及党内右翼势力的代表，还得到党内大佬、联邦议院议长朔伊布勒的支持，其实力不可小觑。推迟召开党代会虽有利于某一候选人的“自然胜出”，但距离大选日期太近，联邦大选中联盟党总理候选人威信的建立极为不利。

2019年5月，那勒斯女士辞去社民党党主席后，经过6个月的内部整合和党内斗争，排斥了稳健的朔尔茨，选出了双主席。这两位新任党主席不仅年龄偏大，而且属党内左翼保守派。社民党下属的团组织一直偏左，其领导班子也都是左翼人士。社民党新领导班子为重塑社民党强势形象，刚一上台便提出要跟联盟党重新谈判联合执政条件，遭到联盟党强烈拒绝，便缩回去了。为什么？害怕大联合政府破裂，重新举行大选，只好忍气吞声，跟联盟党抱团取暖，联合执政至今。近年来，该党政策上毫无特色、政治上毫无起色，民意支持率大致保持在14%–15%之间。2020年8月10日推出现任联邦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朔尔茨为2021年联邦大选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但至今社民党的民意支持率也没有任何改善。二战之后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民党参与联邦执政时，其党的最高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都是党内中间偏右的人士，勃兰特时是这样、施密特和施罗德时也是这样。施密特执政时，媒体甚至说，施是“拿错党证的社民党人士”（意思是：施的政治理念比较右、接近基民盟）。难道一个具有150多年历史的老党、一个产生过勃兰特、施密特这样著社民党政治家的政党，连绿党都不如，就这样沉伦下去？！若社民党2021年大选时，得票率没有较大上升，广大社民党成员一定不会继续沉默，新的一场党内斗争必然爆发。

诚然，德国其他几个政党也不平静。但长期以来，稳定德国政局的支柱是联盟党和社民党，而目前这两个大党的状况并不乐观。

第三，外交政策务实调整面临严重挑战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实现德国的再次崛起，这是德国政治家乃至德国大多数老百姓的“德国梦”。“德国梦”的含义是什么？再想称霸欧洲乃至世界，恐怕不行了！

普京总统最近说中国和德国不久会成为超级大国。他为什么这么讲，我不想妄加猜测。但我敢讲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这是我们的国策。我也不认为在可见的未来（比如30年，预见未来50年甚至100年那是胡扯！）德国会成为超级大国！德国会不会有人希望德国成为超级大国，这一点不能完全排除，但决不会成为德国社会的主流。但德国成不了超级大国。有三方面的制约因素造成德国无法成为超级大国：首先，1990年12月9日签订的《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简称“2十4”条约）第3条第1款规定，德国“放弃制造、拥有和控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第2款对德国常规軍力作了限制：“德国武装部隊人员减少到37万人（陆、空、海軍）。”“在整个限额内，陆军和空軍人数最多为34.5万人”。该条约第１条第１款、第２款、第３款还规定，德国与波兰之间的边界是“最终边界”；“统一后的德国对其他国家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将来也不提出这种要求”。其次， 受欧盟及欧元区内部各种机制的制约，比如：一致通过原则等。再次， 受周边国家和美、英、俄、法的制约。周边国家（如波兰等国）的制约固然重要，美、英、俄、法的制约更重要。难道美国在德驻军（含核武器）不是一种制约吗？！再看看勃兰登堡门附近巴黎广场边上的美、英、俄、法四国的大使馆，美国使館六层大厅简直就是观察一千米之外的联邦总理府动静的瞭望塔呀！德国的一举一动都在美、英、俄、法的视野里，德国敢“胡作非为”吗？！另外，德国内部的民主力量也不会让德国成为“超级大国”。德国政治家们都希望德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敢大胆地预言，未来十年内德国也不可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然德国人有权拥有“德国梦”，但德国只能是欧洲的中等强国，德国的“崛起”只能是经济层面的 。

德国外交的使命是为实现“德国梦”创造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它的外交政策的关键领域主要有三个：对欧盟政策、跨大西洋政策、对俄政策。对欧盟政策：欧盟，是德国发展与崛起的重要载体和平台。虽然欧盟内部、特别是比较贫穷的成员国跟德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德国内部各党派、各阶层围绕对欧盟一体化和财政投入问题的矛盾与争吵（选择党的崛起便是这类矛盾的产物）也会更加激烈，但它仍会积极调整政策，维护欧盟稳定、继续深化欧洲一体化。

跨大西洋政策：跨大西洋联盟具有三根支柱，美国操控的军事同盟——北约；基于自由贸易原则基础上的关税同盟；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同盟。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年来的野蛮做法（主要涉及贸易与关税纠纷、北约军费分摊、成员国退盟问题）只是使这个联盟晃了晃，并未伤筋动骨，美国大选、白宫易主，为重建跨大西洋联盟关系提供了契机。欧洲国家领导人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两次祝贺、一次电话、马斯外长献媚献策）对美国大选的异常反应，表明了欧方对重建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急切愿望。欧美对华做法虽然稍有不同，看法本质相似，部分修复联盟关系极有可能；但是美国、欧洲包括德国都已发生变化，重温昔日主仆紧密合作的美梦只是幻想。

对俄政策：俄罗斯对德国是重要的近邻。目前双边关系陷入两德统一以来的最深低谷，已经没有继续恶化的空间。美国新一届政府虽然会继续牵制德俄关系，但德国出于自身安全和巨大的经济利益，适时调整对俄政策是可以期待的。

德对华政策： 虽然跟上述三方面政策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但也十分重要。面对中、美、欧的深刻变化，德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必然的，但它必须在中德双边关系中获取的巨大经济利益与在跨大西洋联盟中的安全利益找到平衡点。目前，中德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原则上讲机遇大于挑战，但最后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还要看双方高层政治家的谋略与政治勇气。“联德抗美”未必现实，应该时刻把握“项目伙伴”的机会和机遇。另外，我们跟默克尔总理及其对华班子已交打交道快16年，随着默克尔总理从政治舞台上的退出，势必要面对一批新人，如何面对这批新人以及他们的新思维和处事方式，这对我们也是个新课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