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以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了2020年“德国形势年终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从德国政治与外交形势、德国经济与投资形势、德国与欧盟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德与中欧关系等方面进行研讨，现将陆续推送嘉宾的发言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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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疫情肆掠全球，德国政治教科书中有一句名言“危机时刻即执政时刻”，新冠疫情给执政的联盟党提供了提升自身支持率的机会。疫情以及德国政府的抗疫工作对德国的政党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的政党格局发生了一些新变化。联盟党成为最大赢家，支持率快速攀升，远远拉开了与其它政党的距离，为2021年的联邦议院大选抢夺了先机。同为执政党的社民党由于自身表现等原因，支持率却没有因为执政表现而大幅上升，作为“百年老店”支持率依旧疲软。在野的绿党支持率在疫情初期有所下跌，后迅速回升，目前支持率排在第二位，2021年参与组阁的机率很大。2020年德国选择党、左翼党以及自民党的支持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应对新冠疫情成为2020年德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在国内层面，联邦政府实行的政策是试图在控制疫情与经济发展之间维持平衡，我将之称作“临界弹性抗疫政策”。所谓的临界弹性抗疫政策，是按照一个警戒线的标准来决定防控措施的力度，就是以7天每10万居民感染数为50作为标准，当感染数超过这一数值政府就会严格防控力度，如果感染数低于这一数值，政府就采取较为宽松的防疫政策。有学者用“拉平曲线”形容这一政策控制疫情的效果，也有学者用“以时间换空间”形容这一政策对控制疫情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德国政府突破了其固守多年的财政政策——黑零政策，启动了7560亿的欧元经济纾困计划、实施了大量的短时工补贴等政策，来平衡疫情控制和经济发展。2020年9月以来，德国迎来了第二波疫情。从10月份开始警戒线早已被突破，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医院资源出现不足，德国所希望达到的这个平衡能否维持下去，或者接下来疫情能否有效控制，都是德国联邦和地方政府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困难和挑战。

2020年，在德国政府控制疫情和发展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出现了三对矛盾或者分歧。第一，自民党、德国选择党等在野党认为在防控措施的制订上应该更多地履行联邦议院的立法权，而不是默克尔总理行使“大政方针权”。第二，新冠疫情以来，德国出现了一些游行示威，有抗议“口罩令”的激进运动，也有抗议那些“抗议口罩令”的游行，还形成了“反抗2020”（Widerstand 2020）、“横向思考”（Querdenken ）等激进的抗议组织。从而在公民社会层面引发了有关生命健康权和公民自由权的讨论。第三，在联邦制下，在有关抗击疫情措施的协调统一问题上，联邦与联邦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定的张力，具体表现在总理与16个联邦州州长进行抗疫措施的协调会经常无果而终。

2020年在德国有比较突出进展的政策领域还包括以下方面：推行数字新政、发展数字经济；促进能源转向。在拉动德国经济增长的各个政策落实当中，汽车制造业的转型值得关注。德国未来可能加大电动汽车的竞争力来抗衡中国，电动汽车是德国汽车制造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英国经济学人智库预测，2022年德国的实际的GDP将达到之前的水平，到2022-2025年引领经济增长的主要的政策领域就是德国的电动汽车行业。

在外交政策领域，2020年德国比以往更加强调欧洲联合的重要性，在国际事务中坚持主张使用多边主义新型谈判框架，在包括抗疫、援助、减贫、气候谈判等领域，德国希望用制度和规范构建国际秩序。在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德国和欧盟需要进行制度性的政策调整。

2020年下半年，德国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希望借助轮值主席国的身份地位从总体上提升欧盟的实力，以应对不确定的世界变局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在任期内，德国力推欧洲打造数字化未来，促进绿色欧洲的建设，以此提升欧盟在数字化时代的话语权和能源转型时代的全球竞争力。对欧元区来说欧洲复兴基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步骤，它开创了通过欧盟发债来满足共同体共同需求的先例。德国以往在发行共同债券的问题上一向持反对态度，在推行抗疫举措的过程中，德国的态度发生一个U字型的掉头。这个掉头一方面体现了德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内生性需求，另外一方面，新冠疫情的冲击起到了一个外生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是欧盟抗疫措施的制订和实施倒逼了欧洲一体化。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欧盟抗疫举措出台过程中，谈判的激烈程度暴露出欧盟内部分歧的蔓延，提醒我们欧盟国家再次出现紧张关系的风险还是很高。这也促使德国在其任期内致力于加强欧盟内部团结，增强欧盟的凝聚力；同时强调纪律性，树立规矩。

在欧盟对外政策领域，德国尝试推动构建符合欧盟国家利益的制度化的国际关系体系，在某些领域德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先行先试推动欧盟国家整体调整对外政策。具体表现在《外国补贴白皮》的引入、《印太指针》的颁布以及德国正在酝酿出台的《供应链法》。2020年，在德国的倡议下，欧盟委员会发布《外国补贴白皮书》引入全新的反补贴审查工具，旨在通过欧盟竞争政策制度对外国企业在欧的投资和经营实施全面审查，欧盟委员会计划于2021年进入立法程序，如果立法通过，将以外国补贴扭曲欧盟内部市场为由对外国（尤其是中国）的在欧投资收购、参与公共采购等经营性行为形成严格限制。继法国之后，在德国也出台了印太战略。德国选择在2020年9月，其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出台这一战略，也是要为欧盟层面出台印太战略进行前期铺垫。在德国出台的《印太指针》中，德国多次强调德国联邦政府将与法国合作，协调欧盟成员国，制定一份欧洲的印太战略。德国的《印太指针》反对中美在印太地区单级或两极发展的意图明显，强调减少单方面依赖。德国/欧盟未来将重点发展与该地区民主国家和价值伙伴的合作以及包括欧盟与东盟在内的多元化关系。指针还明确表达了对印太地区进行制度化、规范化渗透的意愿。在中美之外还有德国和欧盟，这是指针为印太地区国家提供的另一个选项。德国即将出台的“供应链法”与《印太指针》中多次提到的重组供应链相互呼应。“供应链法”的核心之一是把人权、环保和劳工标准与供应链联系在一起。该法律的引入将促进德国在印太地区推广其人权理念、推行其劳工标准和环保意识，德国自然愿意对有意合作的印太国家抛出橄榄枝。

对美关系的调整也带来德国和欧盟对外政策的调整。外交政策的框架条件随着拜登当选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一点并不能提供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德国外长马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外交安全政策，但是由于美国从世界上一些地区的撤出，造成欧洲不得不更加深入地照顾其近邻，如非洲、近东和中东。马斯认为从总体上说，拜登上台后与美国合作的机会增多了，有很多新的机会，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有所改变，但很多事情都会有所改善。另外，德国希望加强北约的欧洲支柱，希望改善在北约内与美国的协调。在未来几年德国将逐步增加国防开支，这个问题将不会再像特朗普时期那样成为焦点。

在对俄关系上，欧盟外长同意了法德的一项提议，也就是制裁俄罗斯官员参与俄罗反对派的毒杀，同时还放出消息，如果俄罗斯不合作的话，有可能德国会以停建北溪-2作为额外制裁相威胁。经济学人智库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2021-2025欧俄关系不会有任何的改善。

2020年，德国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表现出“冷却”两国关系的态度。出现这一态度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与香港国安法的颁布相关；二是因为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意识到在口罩等医疗设备上对华的严重依赖，而这种依赖会使得德国及欧盟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世界格局面临多种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德国认为欧盟成员国只有团结才能在中、美、俄大国纷争中生存，德国、欧盟需要在外交政策上进行一些调整来维护自身的利益。2020年，德国/欧盟在外交政策的调整看似步幅不大，但却是德国调整德国/欧盟整体对外政策链条上关键的一环。在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德国/欧盟需要通过各种规范性、制度性的改变和调整，形成内外紧密交织的政策、法律网络，在愈演愈烈的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国际秩序的构建中争取到更大的空间。伴随着“后默克尔"时代已经进入倒计时，德国和欧盟的政治领导权都面临着新老交替的变化，从目前德国的政治形势判断，“后默克尔"时代无论是德国政治的稳定性还是欧盟政治的领导权威都会有所衰弱，但德国及欧盟意图用制度化、法律化捆绑中欧经贸合作，同时给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一种与中、美打交道的模式的外交思路不但不会改变，还会有所加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