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盘点：2010年的欧洲形势
北京时间一 欧洲经济增长放缓、债务危机仍有可能重演
2010年欧洲的经济形势变化分为两个阶段。欧洲所经济室副主任熊厚博士认为，上半年，欧洲经济形势相对较好。其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第一，外需增长十分强劲。中国等新兴国家由于国内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对欧洲产品的需求迅速增加，拉动了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的出口；第二，欧洲经济复苏计划支持了国内消费和投资的恢复。下半年，欧洲经济开始减速。其减速原因在于：第一，外需增长开始减速；第二，沉重的财政负担使欧洲国家开始大规模削减财政开支，约束了经济增长；第三，融资条件不乐观，限制了投资的恢复。欧洲银行业的经营状况依然不佳，各大银行对贷款相当谨慎。欧洲目前的融资条件已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拖累。 对于2011年欧洲经济形势的展望，熊厚有以下两个基本判断：第一，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但仍然处于复苏的轨道。从消费来看，欧洲国家普遍采取的缩减政府开支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私人消费的增长，从而拖累经济增长。从投资来看，开始出现较好的复苏势头。从净出口来看，它对欧洲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可能降低。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并不强劲，美国经济增长乏力，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也由于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开始减速。因此， 2011年欧洲的净出口不会出现2010年上半年那样迅速增长的情况。第二，欧洲各国经济增长出现较大的差异。德国由于经济基础较好，国内消费和投资都处于良好恢复中，其经济增长较为乐观。西班牙、爱尔兰和希腊等边缘国家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及严重的财政问题，制约了国内经济的恢复。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将大大低于欧洲国家的平均增速。除此之外，经济室主任陈新副研究员对于明年欧洲的经济形势补充了两点：第一，虽然欧洲各国大力削减预算赤字，但欧洲国家债务总额增长的趋势并没有放缓，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在今后几年仍在不断增加。因此，债务问题需要继续予以重视。第二，根据目前欧洲国家的债务状况以及希腊和爱尔兰危机的演变情况，明年春天爆发葡萄牙和西班牙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在加大。如果这些国家出现危机，那对欧洲的影响将大于目前希腊和爱尔兰危机的影响，并且对中欧经贸的影响将更为明显。 2010年欧洲经济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从希腊爆发、蔓延至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如何评判这次危机给欧盟乃至整个欧洲带来的变化，陈新对此作了深入分析。他认为，欧洲针对债务危机的举措可以分为应急举措和制度建设两部分。应急举措包括：第一，建立欧洲稳定机制，稳定市场信心；第二，实施紧缩计划，实行开源节流，进行公共财政改革。此外，欧洲央行配合行动，针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不断下调希腊以及部分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务信用等级的举动，宣布在信贷抵押方面暂时取消对这些国家主权债务信用等级的要求，与此同时，在二级市场大量购进这些国家的国债，以期平稳市场。制度建设包括：第一，制定经济治理方案；第二，加强金融监管。欧洲经济治理方案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强化稳定增长公约，严肃财政纪律；第二，加大经济监控力度，深化和扩大经济政策协调；第三，巩固危机管理机制。 对于欧洲经济复苏中的中国因素，欧洲所副所长江时学研究员认为应予以足够的重视。他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发挥了举世公认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在导致2010年上半年欧洲经济复苏加快的诸因素中，中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同样，如果不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2010年下半年欧洲经济形势可能会更坏。像希腊经济形势的改善与中国的援助不无关系。 同样，欧洲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警示也不能不提。江时学以爱尔兰银行危机为例，指出它的教训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爱尔兰经济“成也房地产业，败也房地产业”，因此需提防房地产泡沫；第二，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十分必要。 此外，国内外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欧元难以走出地区欧元区面临的困境，终究会走向消亡。对此，前方的新华社记者和后方的欧洲所学者一致认为：这一预测难以成为现实。欧元消亡的政治成本是难以估量的，因此欧元区国家会采取一切手段来捍卫欧元。二 中右政党执政是欧洲政治主流、政治一体化取得不小进展
2010年不是欧洲的大选年，但通过一些国家和地方的选举，透视出欧洲政治的两个特点，欧洲所欧洲政治室副主任赵晨副研究员将它归纳为：第一，中右政党仍是欧洲政治的主流，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均为中右政党执政，英国今年选举结果是两党联合执政，但以保守党为主，自由民主党为辅；西班牙是仅存的单独由中左力量执政的欧洲大国，但萨帕特罗领导的社会党危机重重。欧洲议会2009年大选也确定了欧洲中右政党的领导地位，目前中右的欧洲人民党党团议员席位远超过中左的欧洲社会党党团。第二，极右和极左政党得票数和支持率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有所上升，得到了一部分民众的支持。非主流政党支持率上升的原因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欧洲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贫富差距水平开始上升，普通民众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没有明显上升，同时为了增强国家和欧洲的竞争力，其原有的福利制度却不断遭到侵蚀，福利水平开始下降，这导致一些民众的不满情绪，将选票投给批判色彩较浓的极右和极左政党。 周弘所长点评说，无论“中右”还是“中左”，皆是欧洲国家应对危机采取的政策立场。过去二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是西方世界发展的主流思潮。欧洲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或快或慢也在向右偏。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欧洲社会的承受力。 欧洲的政治一体化是围绕欧共体/欧盟的成立、演变而展开的。欧洲政治室主任吴弦研究员指出，欧洲政治一体化是一个敏感、复杂的问题，既涉及主权转移与共享，又涉及外交、安全、军事等高层政治问题。因此欧洲民族国家选择了通过经济一体化实现政治一体化的道路，即通过建立经济共同体，设置共同机构，不断深化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强超国家机构的权能，改进决策方式，直至建立政治性联盟（欧洲联盟），直接介入到高层政治领域等方式（如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司法与内务合作等领域），推动了政治一体化的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进展在一体化主要条约（主要是“罗马条约”、“单一欧洲法令”、“马约”、“阿约”和“尼约”）的缔结与修订中，都有明确体现。去年12月生效的《里斯本条约》，正是在诸项条约的基础上，迈出的又一大步，对于提高欧盟的运作效率与透明度，加强民主合法性，特别是在对外领域加强其协调性与行动能力，都具有深远意义。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政治整合的高度敏感、复杂性，如何切实协调有关各方的利益诉求，向为欧盟所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这一问题，同样体现在“里约”的落实之中（这是欧盟今年的工作重心之一）。其协调结果与发展趋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三 福利下降、失业剧增，欧洲“社会公正”面临大考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2010年欧洲在社会层面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欧洲所社会文化室主任田德文研究员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首先，各国为刺激经济推出的救市计划增加了政府预算的负担，为恢复财政平衡，各国先后推出紧缩措施。这种变化使得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更加尖锐。希腊和法国政府今年推出新的养老金改革措施，引发了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指责让老百姓为资本家埋单。其次，金融危机造成各国失业急剧增加，劳资关系的天平进一步向资方倾斜。在崇尚“社会公正”的欧洲，这种状况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各国政府的支持率普遍下滑。第三，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国家的社会心理在不同层面上的焦虑和愤懑都有所上升，以反全球化、反移民为口号的极右翼政党得票普遍有所增加。总的看来，福利国家制度对欧洲各国平稳渡过金融危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长远来说，福利国家面临的改革压力也明显加大了。这种改革的核心是以就业来替代福利，让社会保障回归保证基本生活的本位。就中欧关系而言，欧洲国家在社会心理上发生的变化可能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因为，西方媒体一直把中国渲染为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和受益者，欧洲民众对中国的负面印象有可能继续增加。四 欧盟对外行动署正式亮相、欧盟外交加强协调
关于欧盟对外行动署运作的前景，目前还难以完全下定论。从形式上来看，对外行动署将按照欧盟的各种安排向前推进，但未来一段时间将是一个磨合期。首先，虽然对外行动署的高级官员将会陆续到位，但是整个机构建设与人员选任，将会有一个过程，不会在短时间内完成；其次，对外行动署是在整合原先分散在欧盟各机构中的对外关系方面的职能与项目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对外行动署和这些机构之间将面临着一个交接的问题；再次，欧盟的对外关系从以前分散的运作模式到现在新的集中的运作模式，在各方面，既包括对外行动署之外的机构与人员，也包括对外行动署本身及其人员，都面临着如何适应这一变化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短期内，对外行动署还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对外行动署在《里斯本条约》生效一周年之际正式运作，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表明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于对外行动署在欧盟对外关系方面发挥作用寄予厚望。未来几年，欧盟对外行动署的运作重点为：（1）形成欧盟外交的重点与方式；（2）协调、整合欧盟现有的外交政策与外交资源。（3）协调与成员国外交政策及对外代表性。
此外，对外行动署的运作前景也取决于它如何解决它的定位问题。对外行动署的重要目标是加强对外政治关系的发展，使欧盟要成为一个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player）而不只是一个经济上的力量，不只是一个资金与援助供应者（payer），它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将欧盟的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但对外行动署的定位使之在运作中存在冲突与矛盾。（1）它既不隶属于政府间的理事会，也不隶属于超国家的委员会，属于功能上自治的组织，在政府间主义和超国家主义之间，倾向于何方？这是一个困境。（2）它不仅协助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也协助欧洲理事会主席、委员会主席及委员会的工作，如何在这之间协调，也是一个困难；（3）对外行动署与成员国外交如何分工，如在外交与领事保护、民事保护、危机干预、人道主义援助、多边主义等领域或事务上，对外行动署与成员国的外交机构之间在任务与资源也存在着冲突。
在对外行动署的未来影响力方面，程卫东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外行动署作为一个拥有9000人、6亿美元的机构，势必会取得一定的影响力。但其影响力的大小不取决于对外行动署的规模与活动范围，而是取决于成员国立场的协调；（2）欧盟在对外关系上代表性及欧盟在某些方面对外的整体影响力将加强；（3）对外行动署在欧盟内部对外关系领域的影响力将会逐渐加强。欧盟对外行动署不同于传统的外交机构，它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对外机构，虽然目前还分散，但会通过实践加强它的作用，成为欧盟内部最具影响力的对外关系机构。
关于欧盟对外行动署的作用，周弘所长认为：欧盟对外行动署作为一个8000-9000人的机构，在欧盟外交方面自然要发挥它的机制作用。但是，也不能忽视人的因素。比如范龙佩、阿什顿上台后会削弱巴罗佐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策走向或风格，特别是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党派，虽然西方不同党派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一致，但是在侧重和方式方面也会有差别，如果再考虑到欧盟的机制变化，体现在欧盟对外关系方面的变化就会明显一些。
欧洲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刘作奎副研究员将2010年欧盟外交归纳为六个特点：第一，加强欧盟内部的协调，在欧盟层面提出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加强金融监管的建议，并采取有效措施共同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第二，战略东移，目标指向亚洲等新兴市场国家；第三，强化欧美协调，借北约新战略观出台之际密切与美国的外交和安全合作，共同应对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第四，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加强双方的安全合作和能源合作；第五，周边政策在困难中继续推进；第六，继续发挥欧盟在全球性议题上（如气候变化、金融体系改革等）的影响力，积极扩展欧盟的软实力。
从欧盟外交今后走向来看，刘作奎认为，欧盟将重点加强与下列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首先是跨大西洋两岸关系；其次是欧俄关系，这是未来欧盟要经营和发展的主要关系；再次是东扩区域和周边区域中对能源安全和反恐威胁最大的地区，如西巴尔干、中亚、非洲等；最后是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金砖四国”的合作，这有助于欧盟开辟和扩大新兴市场，推进贸易发展。
周弘所长对刘作奎的发言进行了补充。她认为，未来欧盟外交的主要焦点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问题，与新兴国家关系是欧盟主要经营的关系之一。由于欧盟外交的主要方式是输出规范，发挥其在全球制定规则的影响力，要使有利于欧盟的规则被接受和遵守，就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与西方集团合作。关于美欧关系逐渐走近的问题，也应该辩证地看待。美国在许多全球秩序、规则和体制中占据霸权地位，欧盟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影响力，就必须寻求与美国的合作，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所以美欧之间有相互利用的关系。
五 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欧洲加强多边合作
关于2010年欧洲的安全形势，刘作奎从内部安全、外部安全和跨大西洋安全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第一，2010年欧盟推出史上第一份内部安全报告，集中总结了欧盟内部安全面临的问题：（1）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威胁依然存在；（2）有组织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其中网络犯罪、跨边界犯罪、暴力活动、自然和人为灾难等威胁日益对欧盟内国家造成威胁。第二，欧盟的外部安全问题仍然主要体现在2003年和2008年连续出台的两份欧洲安全战略所强调的安全环境上，主要包括：（1）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日益威胁着欧盟；（2）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仍对欧洲安全造成挑战；（3）赛博安全成为新的安全威胁，日益对欧盟的社会和经济重要领域和重要部门造成挑战；（4）能源安全形势严峻；（5）气候变化威胁加大等。第三，跨大西洋框架下的安全问题体现在本年度刚出台的北约新战略观上，主要体现为较为广泛的全球性威胁：（1）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2）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团体的活动依旧猖獗；（3）区域性、国家性、种族和宗教纷争产生持续侵蚀的影响；（4）全球对脆弱的信息体系日益依赖；（5）对石油或其他战略资源的竞争加剧，能源安全挑战增大；（5）人口迁移、增长和变动恶化了一些全球性问题；（6）环境恶化造成日益严重的后果。 总的来说，目前欧盟面对的主要是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威胁既具有区域性特点，也具有全球性特点。这就导致了欧盟虽然明确界定了自身的内部安全、外部安全和跨大西洋安全，但彼此紧密联系，互为统一，需要用更为综合性的办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加强与相关国际行为体和其他多边组织的合作，采取合作而不是博弈、对话而不是对抗、多边而不是单边或双边的办法。关于安全问题，周弘认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将是欧盟现在和将来一段时间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安全博弈的现象固然存在，但是安全合作将日益增多，因为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是靠一国一人之力就能解决的，需要各相关行为体的广泛参与、共同应对。
六、中欧关系：新问题与新动向
2010年以《里斯本条约》生效、中欧建交35周年以及上海世博会为契机，中欧关系的发展进入一个以高端互访、政治互信、战略对话、务实合作、缩小分歧和消除为特点的新阶段。会上，欧洲所赵俊杰研究员对2010年中欧关系呈现的新特点作了如上评价。他认为，相比于往年的中欧关系与2010年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我们对中欧关系的发展较为乐观。在政治层面，六波外交浪潮彼此交织、助推中欧政治关系走向深入；在经贸层面，中欧经济关系经历了一个起伏，2010年双边贸易止跌回升，再创新高；在科技和文化层面，“中欧世博科技周”成为2010年中欧科技合作的亮点。而2010年欧盟对华焦点问题突出表现在两大方面：其一，“藏独”、“疆独”以及中欧贸易摩擦等问题让位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其二，“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在“中国威胁论”这个总谬论的基础上，欧洲舆论开始细分为中国“军事威胁论”、“能源威胁论”、“科技威胁论”、“产品威胁论”等，俨然给人以中国“全方位威胁论”的感觉。这种论调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欧洲所《欧洲发展报告》副主编沈雁南编审则认为，对于2010年中欧关系发展的热潮要作冷静的分析。第一，今年中欧关系的好转与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有着密切的关系，欧洲对中国有需求，主要表现在欧洲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分量，在战略上更加重视中国。中国对于欧洲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现实性，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第二，从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欧洲出现反华高潮到2010年的中欧关系出现热潮，双方关系的大起大落表明中欧关系并不很成熟。无论在政治、文化还是意识形态上，中国与欧洲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和很多的问题，中欧关系的发展还需要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双方关系的发展不是仅凭主观的良好愿望就能实现，双方之间出现的问题应该从具体的层面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解决。 在会上的总结发言中，周弘所长感言：此次研讨对欧洲所学者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互联网的两地对话，距离虽远，心却相近，前方后方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可以加深认识，对欧洲形势作出更加准确的判断。欧洲总分社刘江社长表示，新华社记者通过与欧洲所一流专家的研讨，收获很大。专家们对当前欧洲形势的判断具有战略眼光，全面、准确、深刻，又符合实际情况，他们的观点与新华社记者在前方的观察判断一致，在欧元前途、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与对策等看法不谋而合。这种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跨大洋的对话、前方记者与后方专家的研讨形式，对新华社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这种超越了简单连线报道的专题研讨方式将作为一种创新而予以机制化。这不仅有助于正确引导舆论，同样有助于提高对外传播中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