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弘、陈新、熊厚：国际货币体系的多边化
概要
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余波让许多国际化的玩家开始考虑针对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一次重大的改革，这当中包括美国、欧盟和中国。然而，由于在改革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问题的优先次序方面缺乏一致的意见，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国开始相互指责，认为对方是造成这种国际金融混乱状态的罪魁祸首，并且要求在很多不同的方向进行改革。在合力恢复全球经济平衡、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之前，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国需要就应该解决的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进行广泛的对话、并确定共同的策略和路线图。
在评估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方面，我们发现六十多年前由Karl Polanyi建立的理论框架仍然是有效的。根据Polanyi的理论，当西方文明的四大体系——即：权利的平衡、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以及自由的国家——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时，特别是在金本位制崩溃以后，世界就不断饱受天灾和战乱的蹂躏，最后导致了旧机构的瓦解和新机构的诞生[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的新机构沿袭了战前的基本原则。战后重建时代的四大新机制是：美国主导下的和平、美元霸权、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推行普遍价值观的独断的美国。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以及在美元霸权与整个世界体系之间积累起来的不平衡，引起了国际体系的摇摆不定，也让一场根本的变革势在必行。
正如Pierre Defraigne正确指出的那样，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在其诞生之初就具有重大的缺陷。作为受共同法则监管的国际体系，它无法免受植根于国家土壤中的私人利益政治的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原则，即“华盛顿共识”，与美元霸权携手合作，但在这方面却缺乏足够的制衡。在这种霸权主义的经济和金融秩序之下，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再加上决策过程不够民主，都说明了这个体系的主要结构性弱点。
在金融霸权主义秩序下，美国经济的削弱并不会导致其权利的减少，恰恰相反，国际体系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表现在（预算和贸易）双赤字体系以及信贷向国际市场的流入方面。不少国家都在积累外汇储备来搭建安全网，而作为主要储备发行国的美国却以不断的巨额赤字来与之对应。这种不平衡以及随之产生的跨境巨资流动给金融调解程序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由于单一的主权货币充当了国际货币的角色，美国因此被赋予权力，可以为了本国的利益来随意操控美元汇率。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学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达成了如下一些共识：
●IMF一直目睹毒资本在没有足够的监管、预警和惩罚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国际市场，因此应该通过一次重大改革来加强其监督能力；
●美元享有储备货币的地位，但在面对跨境投机活动时却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甚而采取让更多美元冲击国际金融市场的单边政策，因此应该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和控制；
●一些发展中国家接受了IMF开放资本账户的建议，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是资本撤回到原来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则是成为国际投机的目标。因此，这些国家应该得到更为专业的建议和金融支持等；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必须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重大改革，才能够推动公平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他们认为：
●特别提款权（SDR，或“纸黄金”）的改进以及货币汇率的重新调整应被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因为在现有的货币环境下，回归金本位制或美元本位制都不是现实可行的选择；
●鉴于SDR在短期内无法取代美元和欧元等主要储备货币的作用，我们强烈建议将把多边监管几大货币作为一个政策选择。多边化全球经济管理的症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利益不同的合作伙伴之间要实现有效的协调；其次，重要参与者之间要有现实可行的期望和共同的价值体系；第三，对于最有影响力的货币和经济体要有具备可操作性的多边监督；第四，要对预料之中的危机建立早期预警机制；第五，要全面实施更为严格的自律措施。作为全球金融治理机构，IMF应该承担上述任务；
●为了实现IMF的公平目标，多边机构的监管中应该具备更多的民主和透明度，这一点被视为一个健全的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保障。美国的统治地位有必要得到改变，而且在欧洲的强烈支持下，起步措施已经得到了实施，其目标是让金砖国家能够获得更大的份额和更多的投票权。我们需要沿着这些方向进行深入改革，否则事实上的美国霸权就不会受到影响。此外，中国在这两个姊妹机构中都没有得到相称的代表地位，尤其是在高级岗位上，这种情况应该得到改变。
总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是重新获得金融稳定性和高效性的理想条件，而改革也应该以多边主义为方向。在解决不平衡性、建立共同的游戏规则和健康的银行业，包容不同的发展模式，建立多边体系、基于辅助性原则而允许区域性安排等方面，如果大部分成员国能够达成一致，那么这项工作也是切实可行的。然而，上述所有措施的实施最终都得靠各方的共识和共同努力，才能让这一切更好地发挥作用，避免出现损人利己的现象。为了达到这一层次上的共识，中国和欧盟应该保持非常密切的对话，促进合作。
国际金融体系及其内在缺陷
人所共知，IMF和世界银行（WB）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机构，建立这两大机构的多边协议一直被广泛视为目前经济复苏和国际发展所需的最佳解决方案。这两个机构都建立在市场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上，具有天生的缺陷，包括不完全竞争、信息的不对称流动，以及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商业竞争背后国家权力的不平衡。有时候，这种不平衡会将竞争演变成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敌对状态。
基于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教训，自由贸易和金融得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再次强调和保障，尤其是实体经济和清偿能力之间的平衡机制，以及稳定的国际汇率。这种体系的典型代表是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以及其他货币与美元的挂钩。此外，为了扩大市场，私有资本被调动起来，并由世界银行导向了发展投资。
然而，正如Pierre Defraigne指出的那样，这个体系无法免受植根于国家土壤的私人利益政治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开始减弱，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和日本进口商品的增加，从而导致美国开始采用一种信贷扩张的政策，终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重新调整了关键的货币汇率，并导致了美元的贬值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多样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但是该体系的两大姊妹机构——IMF和世界银行却得以保留。SDR的概念出现了，但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美元本位制被引入并取代了金本位制，但是却缺乏平衡机制。其他货币继续与美元挂钩，但是美元却不再与黄金挂钩。其结果就是“一个没有体系的新体系”，一个美元霸权的时代。这样一个体系的关键特征是允许美国将本国债务出口，让世界各国来处理由美国政策造成的各种意外。
美元的特殊地位与其在国际上的整体霸权是齐头并进的。平衡与稳定已经被多次打破，而新的体系只能依赖于美国这个世界霸主承担责任的意愿。由于在汇率公平决策和其他决策中缺乏民主和权力制衡，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发行国和最大的赤字持有国，美国能够行使“过度的特权”来削弱发行国本身对收支平衡的规制，转而选择过度花费的政策。
这样一个体系的政治安排使之可以在结构性不平衡不受到挑战的情况下继续运营，因为它把美国掌握的不成比例的权力分配到了两大姊妹机构——即世界银行和IMF——的决策过程当中。美国在这两大机构中的投票力度分别是16%和17%，而这两大机构通过决策的票数要求是85%，所以美国足以威胁到其中任何有意义的决策。因此，“华盛顿共识”在几十年时间里盛行不衰，对大企业极为有利，对欠发达状况和不平衡性却无所作为。
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它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服务本国的国家利益，典型的代表就是信贷向国际市场的流入和（预算和贸易）双赤字体系。由于单一的主权货币充当了国际货币的角色，所以美国能够为了本国利益而随意操控美元汇率。在里根政府时期，强势美元的汇率下降，而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弱势美元的汇率上升，在布什政府期间，美元在2002年1月到2008年1月期间经历了40%的贬值，而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元在全球资本市场泛滥。
目前这场危机有一个具体的特征，即储蓄和投资间较大的不平衡，因此产生的跨境巨资流动给金融调解程序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2003年到2009年之间，（可计算的）全球储备货币从2.6万亿美元增加到了6.8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为15%，而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长率仅为4.4%。这就导致了通货紧缩压力的剧增。然而，由于储备货币以美元为主，所以美国不但避免了通货紧缩，而且还实行了一套“凯恩斯主义”国内政策，为不可持续的资产和消费高涨做好了准备。全球不平衡与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缺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本次危机所具有的特征。美国政府的第二轮量化宽松（QE2）政策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即美国根本就不打算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承担责任，因此国际社会必须一致应对全球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崩溃，该体系到目前为止仍是以美元霸权作为后盾的。
总而言之，导致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华盛顿共识”与美元霸权在缺乏足够制衡的情况下携手合作了。在这种霸权经济和金融秩序之下，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应有的话语权，再加上决策过程中民主的缺失，这些都暴露了这个体系的结构性弱点。
中国专家对国际金融改革的看法
2009年3月，中国的央行行长周小川要求在面临全球经济下滑的情况下进行国际金融改革。周小川说，金融改革和对国际金融组织（包括IMF和世界银行）的监管措施，都应该在G20集团的平台上写入重新评估和改革的日程。在另一个场合，周小川建议组建一个超越主权的储备货币，作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一部分。他指出，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反映出使用以信贷为基础的国家货币所带来的固有缺陷和系统性风险[2]。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重建货币兑换的稳定标准，这一标准应该为所有国家所接受，并与任何国家的利益和决策机构都没有关联。他建议把SDR的扩展和重组作为这一长期目标的第一步。针对SDR的使用，周小川提出了一系列的步骤，包括建立SDR与其他货币的结算关系；在国际贸易、主要商品定价、投资、经济核算中使用SDR；建立SDR资本；改进SDR的定价和分配体系；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更广泛地使用SDR[3]。
在对周小川的观点作出评价时，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提到了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余永定认为，他的判断与周小川极为相似，两人都认为一个更为理想的未来金融体系应该从提高SDR分配开始。根据余永定的观点，扩展后的SDR可以解决三个主要问题：储备货币与货币发行国经常账户赤字的脱离，对经常账户顺差国家进行约束的缺乏，以及一个稳定的国际价格载体的缺失。1996年以来，余永定曾经反复警告中国公众和决策者，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特别是进出口之间的不平衡，既反应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也为之做出了贡献[4]。他建议采取更激烈的国内改革，包括对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进行重新调整。此外，他还建议中国应该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更多的直接投资。除了与G20集团中的其他国家一道参与国际金融系统改革的过程之外，余永定还敦促进行区域金融合作，渐进稳定地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另一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是中国在IMF中的代表朱民 博士曾经写道：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声首先来自欧盟国家。中国认同欧洲有关改革必要性的观点，但却认为有意义的改革应该以更大的透明度作为起点，在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赋予更多的发言权和参与机会。第二步应该是引入切实可行且有效的金融监督标准、早期预警机制和风险预防机制，特别是得到加强的主要储备货币监督机制。第三步应该引入国际货币体系的多样化进程，且SDR应该在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5]。朱民建议扩大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交易中的使用，拓展人民币债券市场，以便提高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而对于IMF，朱民认为该机构应该努力提供专业建议，在所有主要国际货币之间进行协调，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均衡发展，为汇率的稳定贡献力量。
朱民批评IMF已经成为了少数发达国家手中的工具。他认为，该组织的表决系统明显有利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诉讼程序经常把发展置于其他目标之后，使之成为二等目标[6]。因此，IMF的表决系统应得到改革，使其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朱民建议，IMF还应该负责监督内部经济活动、国际支付和国际资本流动，依据专业标准而不是政治目的提供信贷。此外，IMF应该超脱于概念争论之外，包容不同的利益，以多边原则为基础来制定经济管理决策，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决策制定过程等[7]。
中国国务院参事李庆云 教授认为，SDR不能成为一种国际货币，但是可以起到锚定国际汇率的作用。鉴于IMF无法完成对国际货币体系和成员国进行监督的责任，也就证明了它没有能力指导汇率并由此成为“消防队”。李庆云还认为，IMF应该对国际货币体系和成员国实施有效的监督。他严厉批评美国操纵汇率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行为，呼吁在这个领域对其垄断权力进行重大改革[8]。李庆云甚至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回避关系，美国正在试图绕过人民币，与此同时操纵国际金融体系和汇率。
通向更完善的国际金融体系之路
这里所讨论的问题都源自国际金融市场与管理结构之间在根基上的不平衡性。一方面，美元作为通用货币被广泛应用于业务结算和储备；另一方面，政治权力，连同政治利益和意志，还远未统一。在汇率调整的背后，是既得利益的相互作用。
总体而言，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有四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在现有的框架范围内进行调整，以便保留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元霸权，但要牺牲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全球不平衡状况会继续存在，直到下一轮危机的发生，这可能也要不了多久。第二种方案是部分回归到金本位制上，让主要商品，如钢铁、石油、小麦和大豆等，成为国际支付参照体系的组成部分。世界银行集团总裁Robert Zoellick先生显然很赞同这一方案，他建议新的体系“也应该考虑将黄金作为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和未来货币价值的市场预期的国际参考点”[9]。第三种方案在Zoellick先生发表于《金融时报》上的同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过，他支持一种包括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在内的多边货币体系，一个将会向着货币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而后成为开放的资本账户的体系。2011年5月17日，世界银行颁发了题名为《2011年全球发展展望》的报告，其中也包含同样的前景，预计在2025年以前建成一个多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一个包括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在内的体系[10]。第四种方案被中国的经济学家广泛接受，其重点是在对SDR的改善上。
抱有改革思想的主流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为了促进公平的全球贸易和投资，就有必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重大改革。他们赞成对SDR进行改进，对主要储备货币进行多边监督，以求在多边机构的管理中增进民主和透明度，解决全球宏观经济的不平衡性。然而，这些具有优先性的工作是否能够实施，还有赖于有关各方的政治意愿、协调、一致和妥协，最重要的是有赖于旨在为所有国家、而不是少数几个国家提供有利货币体系和环境的领导层。这样一个领导层并不一定要来自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一定要由最有远见的人组成。
推动重大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的动力是什么？各国不尽相同的政治程序和利益，连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也许能够让这些金融问题根据当地政治程序的具体情况来满足本国利益，甚至是国家内部某些狭隘的利益。在短时间内，我们无法指望能够按照任何一种现有的宏伟蓝图重建国际货币体系。欧元和人民币的弱点显而易见，无法成为美元的替代品。中国的经济学家相信，欧洲和中国都有迫切的任务需要完成。对中国来说，迫切需要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进行金融市场改革，同时让人民币国际化，使其首先成为贸易通货，再成为可兑换的货币，最后成为储备货币。对于欧洲来说，需要解决在国际货币体系内部的代表问题；而更急迫的是，欧洲必须找到一种更均衡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便在IMS中起到领导作用。
鉴于上述原因，美元时代尚未终结，只能以缓慢的步骤逐渐加以转变，就像英镑过去的情况一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使英国早已经失去了相对于美国的优势地位，英镑仍在继续充当国际货币的角色。我们眼下正看着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逐渐减弱，其份额从1999年的71%降低到了2006年的64.1%，而与此同时，欧元的份额却从17.9%提高到了25.8%。尽管美元的核心地位并没有改变，但是变革却是向着美元垄断程度更低的方向发展。因此，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一种渐进的改良，而不是剧烈的变革。
在IMS的改革与转型时代，中欧之间合作的窗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了。首先，中国和欧盟都对IMS从美元霸权向多元货币体系的平稳转变负有责任。为了确保实现顺利转变，欧盟和中国都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在国内环境中稳定自身货币，并相应地调整经济和金融政策。对于中国而言，需要稳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采取更开放、均衡、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中国第一次决定参与世界银行组织的国际比较项目（ICP），以便将中国国内的价格与其他国家的价格进行比较。货币互兑正作为常规在中国及其贸易伙伴之间越来越广泛地得到采用。而欧盟面临的挑战明显不同。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目标只能够在一种更开放、灵活和繁荣的国际市场上得以实现，这个市场也包括中国在内。
其次，为了达到更平衡的资本流动和更稳定的汇率这一目标，避免人们反复预测的“货币战争”的发生，对IMS的游戏规则进行改革必须作为一项重要和具体的步骤加以实施。新的游戏规则常常会作为一种政治安排的结果出现。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G20集团平台为这种新的政治决策提供了环境。负责IMS变革的官方工作小组已经开始提起方案，而且作为令人鼓舞的开端，这一过程采取的是一种多边而非单边的方式，可以让新体系的运作更为公平。在多边机制中，中国和欧盟作为两大重要新兴经济体，应该得到充分的代表。这种代表部分依赖于改革后的职位和席位的组织安排，部分依赖于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各重要参与者的说服能力，以及所有国家之间达成共识的能力。
第三，在中国和欧盟之间有许多共同或相同的立场，例如：建立一个供选择的非美元锚定货币、实施更好的监管、阻止保护主义等等，问题在于如何将共同的立场转化为共同的行动。上文中已经提到了中国专家提出的许多具体建议。中国的经济学家围绕着如何从当前状况向未来蓝图的过渡进行了很多思考，也提出了不少建议，例如：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内部或更广的亚洲范围内建立一个区域性的货币联盟，从而让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一种自然的演进过程。但是，他们也同样认识到，相对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在金融领域仍然很不发达。尽管中国在资产和负债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但还没有一家中国银行能够达到西方主要银行在国际金融调解中的影响力。这种差异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认为自己需要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缓冲。
中国人相信，欧盟将会为中国在多边化IMS的角色转变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因为欧盟可以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在最高政治层面上为实现一个多货币的体系提供支持，而欧盟的金融业可以为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提供宝贵的技术援助。如果上述开放过程能够平稳进行，欧盟银行就可以通过逐渐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而获益。中欧之间甚至可以开始就欧元和人民币的互兑问题展开讨论，这种互兑能够带来双重好处：便于中欧之间大宗贸易往来的结算，增强欧盟这个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对人民币作为世界重要货币的信心，并对其予以接受。
中国应该继续支持欧元的稳定。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会继续持有和购买欧洲主权债券。长远来看，中国表达了支持欧盟在欧盟及其成员国内部加强经济管理的努力，并愿意就此向欧盟学习。
在国际金融监管的问题上，中国并不赞同出台更多的监管措施，而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监管。新巴塞尔协议中的微观监管必须有宏观监管作为补充，内在的风险也必须得到认识、予以考虑。这次危机并没有什么，而只是另一次十分熟悉的从繁荣到衰退的循环，一种反复出现的危机，只是这种危机无法通过具体的、甚至更新、更复杂的工具、机构、个人或信息轻易解决。另外，对一种未能减轻不稳定循环的监管机制进行强化，也不太可能是一种成功的策略。
一些中国同行认为，防止银行系统的失误比防止危机在其他产业领域的发生更为重要，因为银行系统危机给社会造成的损失总是非常巨大的。对银行系统的有效监管就形成了中欧之间的另外一个共同点，中欧双方可以在这方面分享政策和经验，进一步加强双方对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理解。例如，中欧双方的监管机构可以（基于内在风险评估）首先通过利用平均信用扩张和杠杆的增长水平，提高现有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监管机构应就银行资产的增长幅度和杠杆效应达成一致，且上述幅度和杠杆效应要与GDP数目的长期目标保持一致。如果信贷扩张超过了合理和一致同意的幅度，欧盟和中国可以联手提高资本支出率。这种资本支出的目的不是要消除经济周期，因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妄想。资本支出的目的是确保在繁荣期，银行能够不断提高资本储备，等到资产价格回落时将其部分释放出来。
第二，资本支出应与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偿还期失调联系起来。当监管当局对资产的资金来源不做区分时，金融机构就会趋向于依赖廉价、短期的资金源，由此增加系统的脆弱性。因此，《日内瓦报告》建议对公允价值会计做出调整，以此进一步鼓励减少偿还期的失调[11]；而诸如征收资本费用这样的措施，则应由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合作伙伴共同商讨。到目前为止，欧洲已经就改善国际金融管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而中国在总体上一直都赞同欧盟的建议。鉴于中国在提交建议和启动改革措施方面仍然经验不足，因此在欧盟这样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带领下开始一段学习过程，就是中国理想的政策选择。在中国和欧盟这样的重要合作伙伴之间就全球事务的技术和专业开展合作，可以在政治上推动其他的双边行动。此外，各个国家的积极性也不容忽视。作为参与者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按照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的声明，通过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通过与所有合作伙伴的协调，为一个稳定和更加平衡的世界货币体系贡献力量。中国还愿意就所有交易方都接受的一揽子系统展开长期讨论，就汇率进行短期协商。人民币区域化作为最终实现完全可兑换性的阶段性策略，已经被列入了考虑范围，并正在进行实验。双边货币互兑已经得到了广泛采纳。为实现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更均衡发展而进行的国内改革，以及向更环保低碳的中国经济的转变，都在加速进行。这些发展应该能够帮助中国做好准备，使其具备更强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担任平衡力的角色。
稳定、平衡和发展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就应该为国际储备货币制定一些道德行为规范，例如稳定的措施和明确的供应规则、根据需求变化对供应的灵活调整、以及与本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的脱离。为了将这个愿景转化为实践，“不寻常的眼界和勇气”[12]是政治领导者不可缺少的，特别是美国、欧盟和中国等主要经济体中的政治领导者。
（本文系“中欧政策对话支持项目”EU-China Policy Dialogues Support Facility系列论文之一，由该项目办公室从英文译为中文。）
[1] Polanyi, K. (1963)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Inc., fourth printing), p. 3.
[2] 《中国央行行长呼吁金融改革》，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3/29/c ontent_11093809.htm>.
[3] 周小川《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3/24/c ontent_11060507.htm>.
[4] 余永定（2010年）《见证失衡》（三联书店，北京），第291-308页。
[5] 朱民等人，（2009年）《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出版社，北京）。第七章：面对未来：重建全球金融体系。
[6] 同上。
[7] 同上。
[8] 李庆云，《有关汇率垄断的对话》，参见： <www.cs.com.cn/xwzx/16/201011/t20101112_2666590.html>.
[9] Zoellick, R. “The G20 must look beyond Bretton Woods”, Financial Times, (9 November, 2010).
[10] The World Bank (2011) Multipolarity: The New Global Economy. G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 2011, (Washington DC
[11] 本段文字引自<www.voxeu.org/index.php?q=node/2872>。
[12]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参看：<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3/24/content_1106050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