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小平：欧洲学者论新自由主义（之一）
法国众议员、人民运动联盟发言人尚塔尔·布吕内尔认为：推动政治自由主义的制度冲突与推动经济自由主义的制度冲突一样，已经过时了。现在真正的断裂线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专制主义“勾结”在一起。
布吕内尔认为，前苏联崩溃之后，世界竞争不再是自由社会与统制社会之间的竞争，而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与专制资本主义社会间的竞争。自由资本主义似乎分为两支发展：一支是盎格鲁－萨克逊世界，它十分重视市场经济的“纯粹”与个体自由，希望受到最少的调节控制；另一支是大陆欧洲，它寻求其主要成员就“人性化”市场经济达成一致，以避免滥用职权、不平等以及危机的发生。他认为，这种欧洲资本主义似乎进入到理智期，其中心是保护市场不受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他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与专制自由主义之间，两种文化面对面：一种文化主张繁荣昌盛应当为社会福利服务；另一种文化则认为繁荣昌盛应当满足当权者的胃口。柏林墙倒塌了，一段新的历史开始了。21世纪将重新看到自由社会与专制社会平分权力。面对这些新威胁，应当改进我们的资本主义，让其更加人性，同时更具竞争力，以对抗其竞争模式。
（资料来源：法国《费加罗报》
欧亚集团主席、世界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伊恩·布雷默认为：在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经济萧条、战胜了法西斯主义、摆脱了殖民主义。1991年苏联解体后，借助私人财富、私人投资和私人企业，美国、日本和西欧的活力及市场力量确立了自由经济模式的支配地位。在过去几年中，公共财富、公共投资和公共企业显著恢复。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了，这是全球化经济的自然附带产物，它的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中国、波斯湾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文章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有三个要素或者说工具，即国有石油公司、国营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中俄等国的国有石油公司走出国门，利用其新的经济与政治力量扩大在海外的影响；其政府通过扶持国营企业控制众多经济部门，对国际政治与全球市场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使国营企业的活动加强，这些基金被用于发展基础设施，调整国营企业的资本结构，并且进行战略性的海外收购。国家资本主义通过上述三个工具，其市场力量与日俱增。这些变化令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焦虑不安。
（资料来源：英国《生存》双月刊2008年6/7月）
英国上议院议员、英国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罗伯特·思基德尔斯基认为：经济之轮再次运转，新一轮干预和监管很快将重新开始。在经济轮回中，“自由”之后总是紧跟着“保守”，然后“保守”又让位于新的“自由”，如此循环往复。“自由”阶段的特点是政府的干预，“保守”阶段的特点是政府的退出。从上世纪30年代到上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危机引发了保守经济阶段的开始，这似乎是凯恩斯政策的一个产物。当时的经济巨头弗里德曼宣称，对充分就业的刻意追求必将引起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政府应该将力量集中在维持货币的“坚挺”上，让经济自行运转。这一“新的古典经济学”教导说，在没有政府大量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将自然走向充分就业、更大的创造性和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次危机，使经济经历了一个长长的自由阶段，随后跟着出现了经济监管减少的保守阶段，目前，这个保守阶段似乎走到了尽头。每一次加强监管和减少监管的交替都是由经济危机引发的。
（资料来源：英国《卫报》
六位知名经济学家：达尼埃尔·科昂、尼古拉·巴韦雷、努里尔·鲁比尼、帕斯卡尔·萨兰、皮埃尔－阿兰·米埃、多米尼克·菲永就《欧美金融资本主义模式是否即将终结？》展开讨论。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认为，金融危机是过去10年来经济自由主义过度发展的结果。真正适宜的办法是，加强监管但不禁止创新。
多米尼克·菲永认为，应该深入改革金融投机资本主义，建立新的规则。最听命于金融资本主义规则的欧洲国家（爱尔兰和西班牙）受到的伤害也最重。应该深入改革金融投机资本主义，应该建立新的规则。我们早就呼吁对金融参与者进行监管。既然银行国有化的运动已经开始，为什么建立一些公共发展中心，为那些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项目提供融资呢？欧盟内部的合作是可能的。
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尼古拉·巴韦雷认为，“英美金融资本主义”的提法意味着只有美国、英国和爱尔兰才会遇到危机。然而危机动摇的却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而金融只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排头兵。经过这场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将发生深刻变化：它会优先关注安全，规避风险，但增长潜力也会减弱；它会注重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回归实体经济而不是金融；银行的经济模式将会改变，商业银行会重新定位；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将相对衰弱，一个多极的经济系统将加速建立起来。
巴黎第九大学教授帕斯卡尔·萨兰认为，如今的危机并不表示金融资本主义已经破产。长期来看，当前的危机只是一个小事故，它让经营不善的金融企业破产，警示其它金融企业更好地评估风险。加强监管才是最大的威胁。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达尼埃尔·科昂认为，市场金融模式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冲破强加给银行的监管限制。依据传统规定，银行拥有1美元的自有资本，才可放出12美元的信贷。然而在市场金融模式之下，拥有1美元的自有资本却可以放出32美元的信贷！未来数年内的工作将主要是建立规则，让金融资本主义回到正轨上来。应该为金融界的所有参与者制定新的谨慎规则，……改革将涉及所有国家。
经济学家皮埃尔－阿兰·米埃认为，关键是要重新对非银行机构的信贷行为进行监管和控制，因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些不受监管的投机基金。总而言之，应当部分地回归金融充当中介的经济，摆脱存在杠杆作用巨大的金融市场经济。
（资料来源：法国《世界报》2008年9月30）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接近崩溃，不仅证实而且加速在国际政治中已经出现的一场革命。在目前这场混乱中，用华尔街的话来说，西方是输家，国家是赢家。
他认为，这场灾难还揭示了一场认同危机，不只在美国，而且也在欧洲。国有化也许是美国对这场危机做出的最初反应。但是，欧洲面临的主要障碍恰恰就是民族主义。在形势好的时候，欧洲就有“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心态，在形势糟糕的时候，这种心态就是不可避免的。正当西方不断削弱之时，国家的作用却在不断加强。而“国家能采取什么措施拯救金融企业？”跟大萧条相比，目前的危机更像1907年美国银行家恐慌。当时，解决办法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找到的，他说服其他银行家提供支持以解决危机。今天，被要求担当资本主义最终拯救者的是国家。
（资料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系主任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认为：过去百年世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战后，二战后和冷战后。冷战结束后的20年间，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美欧等“老西方”国家沉浸于冷战的胜利，经济上推行“华盛顿共识”和超级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认为在世界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华盛顿共识”——即全世界只能按照超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发展的思想，因此吹起金融泡沫。美欧忽略了对资源，首先是对石油的控制，经济上的老牌强者开始出人意料地在竞争中败下阵来。格鲁吉亚冲突和世界金融危机反映了正在进行的力量再分配，对美国及其鼓吹的自由资本主义和限制国家作用的思想主张给予沉重打击。他认为，对世界的其他部分来说，获得永久性胜利的西方成熟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好像再也不是唯一的意识形态目标了。 （资料来源：《俄罗斯报》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费德里科・施泰因贝格教授认为：目前的世界金融危机缘于20年来金融自由化和全球资金流动过量，并与近年来金融界大变革关系密切，而资金流动过量主要是美国造成的。这两大因素推动了金融热潮，冲淡了风险意识。毫无疑问，我们正面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9月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史无前例的事件促使国际金融体系开始重组，并对自由经济模式构成了挑战，美国领导下的自由经济模式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很少遭到质疑。因此，2007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已经发展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其震中已经不仅仅在美国，而是扩展到了欧洲和日本，并对新兴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他认为，危机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转折点，将终结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自由化时代。尽管危机不会造成资本主义的崩溃，但政府将收复在市场上的权威，而自由市场模式将丧失其部分吸引力和影响力。危机对整个欧盟来说是一个机遇，特别是对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欧元而言。危机之后产生的国际金融新结构将更接近于欧洲大陆的模式而不是美国模式，如果欧盟能在世界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对于欧盟获得更大的全球领导权来说是一个机遇。 （资料来源：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 德国社会学家、时事评论员米夏埃尔·耶格尔认为：现在的任务是消除新自由主义，而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虽遭非议，但其力量并未减弱，如果从金融危机中总结出正确的教训，那么资本主义就能够继续自己的历史。下一场危机肯定会来，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危机。 耶格尔认为，马克思关于最终危机不可避免的论点经常被错误描述。马克思展示的是总资本的利润额一直在增加。而且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会无限增长：因此危机成分也在增长。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性一直在增加，在某一刻必定会达到一点，那时“减少复杂性”已经不可能。 “市场必须被不断地扩张，这样它的内在关系就越来越变得无法控制。”这才是马克思的论点。 他认为，今天的金融危机是可以控制的，因为它只是某种经济政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后果。如果金融市场没被放松监管，我们今天看到的也许是资本的春天。 （资料来源：德国《星期五》周报（网络版） 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教授认为，私有化的幻想已走到末路；应当对公共福利负责的是政治而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总是存在紧张，因为市场和政治有相反的运行规则；新自由主义的议程早已丑态百出。 哈贝马斯指出，人们不要再对新自由主义信以为真，而是要让新自由主义离开舞台。那些在“市场命令”下毫无限制地征服生活世界的全部计划都必须经受审查。 哈贝马斯认为：1989～1990年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中就没有出现大的革命运动；问题只是从内部对资本主义的动力进行文明化，进行限制。早在战后时代，苏联对于西欧的左翼群体来说就已经不是替代方案。 哈贝马斯认为，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利用民族国家的统治，通过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受到控制的资本主义给经合组织国家带来了无比的富裕，但在固定汇率制被抛弃和石油危机之后，这种状况就早已结束。 （资料来源：德国《时代》周报 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米夏埃尔·许特教授认为：国有化、没收财产、国家破产：对于国家的行动，人们的看法大相径庭。一方面有人希望而且也要求国家采取大规模救援行动，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国家的行动会带来灾难。实际上，这两种观点比乍看上去的更为接近。公众和媒体的讨论在这两极之间摇摆，表明人们不知所措。通过没收财产对德国地产融资抵押银行进行国有化违反了私有财产的基本原则。在我们假设的那种情况下这么做是不允许的。应该通过谈判进行公平补偿才能达到目标。即便对银行进行国有化，也一定要规定一个期限，并且要明确规定国家最终会退出。人们开始考虑直至国家参股这样的国家援助。他认为，任何对公司政策的干预都会使国家成为单方面的玩家，即便在这场严重的危机中，我们也不能动摇构成我们自由经济秩序核心的东西。这一界线是毋庸置疑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同时也在其它方面获得让国家发挥作用的自由空间。 （资料来源：德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