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于《人民论坛》2020年4月中，此文为缩略版，注释略。已获得作者授权。

2020年2月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给出了一个看似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主题——“西方的缺失”。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主题，反映了欧洲国家对发展前景的忧虑。冷战之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从不同的方面冲击了战后民族国家体系稳定的基础，这是西方世界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的根源。在全球化遭遇到多重政治阻力的情况下，未来的世界体系将何去何从？这也是世界各国需要探究和思考的问题。

一、何谓“西方的缺失”？

西方是一个具有丰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内涵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语境之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20世纪初期，“西方”通指“西方列强”，它们多是欧洲国家。这些国家最早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并通过殖民运动在全球复制自身的政治和经济体体系。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也改变了“西方”地理范畴。二战结束后不久即开启的冷战，将原本为西方世界地理中心的欧洲分为两半。冷战重新塑造了“西方”这个概念，意识形态与发展成为与“西方”密切关联的两个议题。

冷战结束后，“西方”概念保持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此次慕尼黑安全会议为例，其报告明确指出，“西方”世界的基础是尊重基本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以及在国际性机制中的国际合作。这种认识使得报告关于“西方的缺失”的讨论被限定在政治与安全领域。报告认为，“西方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一下三个方面：第一，西方国家内部极端政治势力的兴起挑战了西方社会以自由、民主、开放、多元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念。第二，在传统安全领域，西方国家管控全球性和区域性危机的能力受到挑战。第三，战后西方国家借以维持国际秩序的国际机构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西方国家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能力也在下降。将讨论局限于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领域，则会妨碍深入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需要扩展观察的视野，才能深入理解“西方”世界面临的种种挑战。

二、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西方”概念所导致的片面认知

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入手的观察导致了对社会经济体系运行规律的片面理解。西方国家中普遍流行的观点是，民主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制度保障，而市场经济又是实现经济繁荣的唯一途径。冷战结束后，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公共舆论之中，这种观点一枝独秀，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然而，这种理解无视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根本规律，并没有准确反应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

“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不可分。在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匈牙利经济史家卡尔?波兰尼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催生了“自我调节的市场”，它独立于人类社会，并带来了资本主义体系不可避免的“双向运动”：一方面市场的自由发展必然会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灾难性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会组织起来寻求自我保护。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国家承担起了进行市场干预的职能。

在西方世界内部，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市场干预的方式是不同的，受到各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瑞典著名学者艾斯平－安德森在其名著《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详细分析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模式（也称俾斯麦模式或欧洲大陆模式）以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北欧模式之间的区别。在西方阵营内部，尽管各国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但是，由于发展历程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它们也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建立了有差别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仅以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为基准的“西方”概念则抹去了西方世界内部的制度性差异和主流社会观念的差别。

就战后欧洲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民主制并不是给西欧带来经济繁荣的唯一因素，这与冷战时期的政治宣传有很大区别。在战后初期，欧洲国家采取了多种手段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内部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一种 “三方对话”机制确立起来，雇主和雇员会就与劳动者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工资水平、社会福利等议题展开对话，国家（政府）居间组织和协调。这种制度安排缓和了欧洲的阶级对立和冲突，体现了劳、资之间的妥协。由于劳动者的经济和社会权益得到保障，产权制度也得以重建和巩固。资本家在企业中的权威重新确立起来，关于生产过程中所有权等基本问题的争论让位于投入、产出和生产效率等等，工作道德和工作纪律不再只是资本家强加在工人身上的外在的要求，而且成为工人自律的行为准则。有学者认为，正是这些以“社会团结”为基础的制度安排成就了欧洲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福利国家的框架之下，民众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受到了多方限制。“三方对话”机制重新塑造了劳动者对自身地位的认识，影响了主流的社会观念，并改变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议题。战后西欧各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十分相似，它们一方面通过社会和税收政策，实现社会再分配，让劳动者受益，另一方面要求企业主为雇员承担更多的义务，因此，收入再分配问题与非经济的、社会政治的、以及文化的争论搅在一起，党派之间的深层政治冲突不是体现在对权力的争夺上，而是体现在对有限资源的集体分配上。党派斗争变成了为配置资源而进行的“民主程序”的斗争。个人，尤其是劳动者，不是通过直接的政治活动来争取和捍卫自身权益，而是被纳入不同的利益集团，被疏导到不同的协商过程中，并由此进入错综复杂政治制定程序。没有被代表的个人利益也就无法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并成为影响最终政策的因素。

由于西方各国主要的社会团体都不同程度地从战后的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好处，因此，政党政治活动围绕着竞选、立法程序以及在政府机构之间建立合作机制等展开，主流政党的政策也出现了趋同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之下，无论是极端的政治主张还是非常规的政治动员方式都没有生存空间。

但是，普选和政党政治也导致了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的过快增长。197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危机终结了西欧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经济危机也促成了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反思。1975年，包括塞缪尔?亨廷顿在内的分别来自美、日、欧三国的三位政治学家受托撰写了一份报告，标题为《民主的危机》。报告深入分析了在美、日、欧三个地区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指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战后西方国家确立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危机，在代议民主制下社会中普遍培育了对国家责任的过高期望，政府过多地承担了经济和社会责任。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一个转折点，此后西方国家内部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从主流观念到具体政策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三、“西方的缺失”：症结何在？

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认为，在西方国家内部，极端势力的增长动摇着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基础，在国际范围内，非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在不断增长，削弱了西方国家发挥影响的能力。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自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内部持续至今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变化，也错误地判断了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挑战的性质。

在197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地开始改革福利国家制度，其目的是改变“干预主义的国家”，限制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西方国家通行的做法是在社会保障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其整体的趋势是国家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减少，劳动者被更多地暴露在市场风险之中。目前，“福利国家”改革仍在继续。这一轮改革打破了战后确立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国家进行市场干预和保护社会生活不受“自我调节的市场”侵害的能力不断削弱，市场力量不断加强，劳动者的社会权益不断削减。而且，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强化了这样的改革趋势。

与福利国家改革同步的是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与新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带来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的全球流动，挑战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治理体系，也动摇了西方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福利国家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西方国家内部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贫富分化加剧。造成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是多重的，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普遍出现的“就业极化”现象、劳动者技能更新频率加快、跨国经济活动侵害了国家国家进行市场干预和提供社会保护的能力、以及原本为劳动者提供保护的一些社会组织和社会性制度安排遭到侵蚀，等等。

这些变化改变了战后西方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由于战后缓和社会矛盾的种种制度安排松弛了，在福利国家“黄金时期”实现的“共识政治”和“左右共治”受到冲击，不仅出现了中左、中右的主流政党影响力下降、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势力上涨的普遍趋势，而且体制外的政治活动也呈现上升势头，各种街头运动层出不穷。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内部的变化也影响到了国际机制。首当其冲的是WTO。当福利国家在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冲击之下不断收缩的时候，自由贸易造成的社会伤害就变得不可承受。

战后的西方的稳定、繁荣与运转有效的国际机制不能片面地归功于民主制度，同样，“西方的缺失”所概括的西方国家遭遇的种种挑战与困境也不能片面地归因于非西方国家或所谓“集权国家”的制度竞争。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力量快速地全球扩张给民族国家体系造成的冲击。

四、巩固“西方”阵营是未来的出路吗？

会议主办方对“西方”的理解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无论是从传统安全的角度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西方”阵营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放大观察的视角，纳入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西方”世界就不是铁板一块。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领导人不断地强调“欧洲的生活方式”，不断地表示要捍卫“欧洲社会模式”。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显然不是多数欧洲国家希望的发展方向。

“西方的缺失”所提到的问题源自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是否可以通过加强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也是不可能的。跨国的经济活动、人员流动以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将全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固守意识形态边界的种种做法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