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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加泽仁:比荷卢新冠疫情及其防控措施
作者:郎加泽仁 | 文章来源:欧洲研究所 | 更新时间:2020-05-14 15:16:00

郎加泽仁: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欧洲正在经历人们所说的冠状病毒危机,但是对于这场危机何时结束尚无定论。迄今为止,由于各国对冠状病毒及其潜在影响的认识不足,因此就整体局势做出任何定论还为时过早。然而,从欧洲和国家层面的视角观察欧洲的局势非常重要,因为欧洲国家的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政策和措施确实存在差异。比荷卢三国是欧盟的小成员国,但它们确诊冠状病毒的病例和死亡人数相对较高。截至2020年5月10日,比利时和荷兰在受影响最严重的欧盟国家中排名第五和第六,仅次于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在本文中,作者试图按时间顺序追踪比荷卢三国中冠状病毒暴发的演变,讨论并解读其采取的防控措施,并对新冠病毒危机及其潜在影响提出几点思考。

关键词: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比荷卢;几点思考

引言

根据世界实时统计数据网站,截至5月10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称为COVID-19)正在影响着全球20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许多欧洲国家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急剧上升。该网站根据每个国家确诊的新冠病毒病例总数进行排列,在所有受影响的国家中,比荷卢三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分别排名第15、第16和第62位。考虑到人口相对较少(分别为1100万、1700万和60万人),比荷卢三国的确诊感染者比例还是比较大。三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正在快速增长,这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文试图追踪比荷卢三国中新冠病毒感染的发展演变情况,探讨新冠病毒病例急剧上升的原因,分析比荷卢国家采取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并对新冠疫情的暴发、影响及其挑战进行一些思考。

比荷卢新冠疫情暴发的情况

比利时

第一阶段:1月29日至2月29日

2月4日,比利时首次发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实际上这是1月和2月期间唯一的确诊病例。当时的情况并不严重,所以一切都似乎在可控范围之内。比利时卫生部长玛姬·德布洛克 (Maggie De Block) 表示,根据疫情发展情况,该国分三个阶段开展防控工作:

第一阶段:这是新冠病毒排查阶段,并且对轻症者进行病毒检测。

第二阶段:病毒已经在本国传播。如果病毒出现,那么主要措施是隔离。可以病人及其接触者可以得到检测。在欧洲层面,也有一套防控系统,可以把新冠疫情告知彼此。

第三阶段:这意味着疫情确实暴发了,且许多人被感染了。比如,意大利目前就处于第三阶段。这时,重点工作放在重症患者的治疗上。

2月25日,德布洛克(De Block)说,比利时仍处于第一阶段,“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等待、适应、并检验医院是否已准备就绪等”。该国没有计划对访问过意大利的比利时游客进行额外的检查。卫生部长进一步补充说到,额外检查这些游客并关闭边境是没有意义的。当然,隔离在这个阶段根本不应该作为一种防控措施。德布洛克说,比利时已为可能的新冠病毒暴发做好了准备。然而,比利时并未对从意大利返回比利时的人进行额外检查,这一事实已暗示出该国在未来可能会经历的状况。

第二阶段:3月1日起

3月1日,比利时发现第2个新冠病例,随后该国进入了其健康风险控制策略的第二阶段。这意味着官方措施将集中于控制该病毒在国内进一步传播,确定与感染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所有人,但是在无需隔离的情况下该国允许没有症状的人恢复其日常活动。尽管感染病例的数量正在缓慢增加,但是患者的行踪似乎是可追踪的,整个情况也在可控范围内。但是,一些专家批评政府缺乏措施,并呼吁进行更广泛的测试。研究显示,没有症状的患者也有可能感染其他人。因此,没有检测的无症状患者可能在出现症状之前就已经扩大了感染范围。

3月4日发现的10个新病例中,就有9位患者最近从意大利返回。与此相同,欧洲防务局证实,该局一名高级职员测试为阳性,他有去过意大利的历史,因此成为欧盟机构中的第一起病例。据说,这位高级官员返回比利时后与约三十名其他欧洲官员举行了会议。3月6日,卫生部首次确认在比利时本土发生了感染现象。当然,确诊病例是可能感染的最小数目,因为确诊数目取决于抽取多少样本进行测试。测试的最大制约性因素之一是缺少检测试剂。

3月10日,比利时联邦政府建议不要举行超过一千人的室内活动,以控制病毒的暴发,但首相索菲·威尔梅斯(Sophie Wilmès)表示这不是禁令,而是一项建议。由于新冠病毒的传播不需要依靠一千人才能传播,这一措施可能对遏制病毒的传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相反,新冠病毒可以通过小规模的人群得以快速传播。另一方面,政府确实鼓励公司允许员工远程办公,但是不反对户外活动。眼下,学校仍然开放,但建议不要出国旅行,并且鼓励公司设置灵活的工作时间,这样可以减少在公共交通上被感染的可能性。这是第二阶段的强化阶段,保持社交距离是官方提倡的主要防控措施。此外,3月10日,比利时首次出现了死亡病例(3例),这可能敦促了有关当局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来控制疫情。3月1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应总理的要求举行会议,并与国家和政府首脑(Minister-Presidents)协商,决定“在现有措施的基础上加强社交距离措施,以期遏制新冠病毒的蔓延”。“从操作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进入危机管理的联邦阶段,这意味着所有的决定将由首相、主管部长和国家/政府首脑等组成的管理小组作出。”从3月13日起,学校、迪斯科舞厅、咖啡馆和餐馆关闭,并且根据前一天政府的命令取消了所有以体育、文化或节日为目的的公共聚会。但是,这并不是封锁措施,因为仍然允许人们离开房屋。

3月16日晚,鉴于日益严峻的疫情形势,比利时国家元首菲利普(Philippe)国王向全国发表讲话,鼓励国民积极应对此次特殊的健康危机,正如2016年布鲁塞尔和扎芬特姆(Zaventem)发生恐袭后他向全国发表讲话一样。通常情况下,国王只在圣诞节前夕和比利时国庆日前夕向全国致辞。菲利普国王把新冠疫情的暴发描述为“全球层面史无前例的健康危机”,呼吁比利时人民根据当局的防控措施调整日常生活行为,并坚信“当前形势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脆弱性,但同时也使我们坚信自己的力量。我们将变得更加强大。”毫无疑问,国王的讲话旨在安抚国民,鼓励他们注意当前的疫情。3月17日,比利时政府宣布了“新的、意义深远的措施,以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该措施只允许人们进行必要的活动,禁止公众聚会,关闭非必要的商店,并对违反该规则的公司和个体处以罚款。此项措施于3月18日开始生效,有效期至4月5日,但是该措施已经进一步延长了。

3月20日起,内务和安全部部长彼得·克雷姆(Pieter De Crem)(佛兰芒基督教民主人士)宣布:“我们与荷兰、法国、卢森堡和德国的边界现已关闭,所有无正当理由的人不能跨越边界,”并且“当地和联邦警察局将负责对进入和离开该国的人员进行检查。” 3月2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目前有效的COVID-19防控措施“将一直有效到4月19日星期日午夜”,比原定日期4月5日延长了两周,并且这些措施包括“禁止超过两人的非家庭人员在公共场所聚集、以及关闭所有非必要性的商店”。根据VRT新闻,如果有必要,这些措施可以部分或全部延长两个星期至5月3日。尽管如此,病毒学家史蒂文·范古奇(Steven Van Gucht)在3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好消息是我们已经减缓了病毒扩散的速度,但仍未迎来峰值。”

从3月21日开始,数家酒精酿造者(比如,一家制药公司和蒂嫩制糖厂)开始生产用于消毒的酒精,以减轻比利时消毒剂的短缺压力。同时,数所大学和公司正在进行关于新冠病毒的研究。例如,应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要求,鲁汶大学筛选了15,000种药物分子进行抗疫研究。那慕尔大学开发了一种诊断新冠病毒的新方法。该大学综合兽医学研究室主任、病毒学家Beno?t Muylkens说:“这是通过使用化合物、通风橱和离心机手动提取病毒遗传密码的过程,”而这一技术能增加该国的测试数量。此外,根据RTBF新闻,位于让布鲁(Gembloux)的Coris BioConcept公司研发了一种能在15分钟内对Covid-19病毒进行检测的全新“抗原”测试,而该测试能对冠状病毒抗原(病毒蛋白)起反应并从患者的鼻咽呼吸道样本中检测出它们。该公司与布鲁塞尔大学医院实验室(University Hospital Laboratory of Brussels)、LHUB-ULB实验室、及其他合作伙伴(包括列日大学实验室和国家呼吸道病原体参考中心)进行合作研发。RTBF新闻进一步说,新测试“显然不如实验室中进行的分子生物学测试精确”,但根据试验结果,新测试“给出了积极的诊断结果”,并且“为一线抗疫工作节省了时间并加速治疗过程”。鉴于新测试的积极结果(在携带有高新冠病毒载量的10名患者中就能检测出7名),联邦药品和保健产品局(FAMHP)决定授予Coris BioConcept认证证明,以出售和分发这些测试。

当相关部门不再能够准确了解该病毒在国内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地点时,就会启动风险控制计划的第三阶段。到目前为止,比利时仍处于防控战略的第二阶段。根据世界实时统计数据,截至5月10日,比利时确诊病例总数为53,081人,死亡人数为8656人。

荷兰

1月23日,中国新冠疫情中心武汉被封锁时,荷兰并未采取措施应对疫情。一个多月后的2月26日,荷兰外交部建议其公民不要前往数个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地方,主要原因是疫情在意大利北部的暴发,而非中国的疫情形势。此外,该病毒传播到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估计有1,000名度假者中至少有13名荷兰人被隔离在特内里费岛度假岛上的一家旅馆中。

彼时,所有因咳嗽或打喷嚏而去看医生的人和去过疫区的人都可以得到检查。2月27日,荷兰发现了首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该患者去过意大利的伦巴第大区,然后在蒂尔堡的伊丽莎白-特威斯泰登医院隔离。同时,作为防控隔离行动的一部分,市卫生局(GGD)对接触过该患者的人进行了调查:隔离、接触史调查和监测患者。发现的第2位确诊患者来自阿姆斯特丹,也有去过伦巴第大区的历史,因此该患者在家中隔离。根据RIVM新闻,2月29日,检测发现这两名首例患者的四名家庭成员均呈阳性。同样,第七名患者此前也去过伦巴第,当她的检查结果呈阳性时,她被隔离在家里。NOS新闻称,她没有与其他感染患者的接触史。然而,这种说法可能不正确,原因有二。首先,在访问伦巴第时,她怎么知道自己是否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简单地说,该患者可能被一个陌生人感染。其次,她可能被另一名没有症状的患者感染。否则,通过其他方式感染的几率较低。3月1日,一名因呼吸系统疾病于2月21日在霍林赫姆(Gorinchem)的比阿特丽克斯医院(Beatrix)住院的49岁妇女最终被发现是阳性,然后因病情恶化而转移至鹿特丹的Erasmus MC医院。不幸的是,比阿特丽克斯医院没有对患者进行检查,因此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抵抗这种病毒。在随后的几天里,感染者的数量迅速增加,第一个死亡病例是一名86岁的老人,于3月6日死于鹿特丹Ikazia医院。

当然,确诊病例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测试方法。不同的方法在计算感染病例时可能导致病例数量增加或减少。根据RIVM新闻报道:“3月12日以来,尚未对有轻度患者进行测试,因为有一项全国性的措施就是轻症者居家隔离。此外,正在对不同风险人群进行更多测试。”通过限制测试人员的范围,当局可以合理分配测试设备,以便高风险的患者可以获得检测。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轻症患者在家隔离,无法及时进行检测。由于他们没有完全隔离,因此存在感染他人的风险。

3月16日晚,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就“新冠危机”向全国发表讲话,这是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首相首次向全国发表讲话。石油危机爆发时,前首相乔普·登·乌尔(Joop den Uyl)也向全国发表讲话。由于在荷兰“向全国发表讲话”的做法是一件绝对稀有的事”,因此对吕特的讲话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吕特首相演讲的重点是关于保护老年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重要性,他们可能会面临更高的风险,因此需要全社会更加关注。他从控制病毒传播的角度介绍了三种情况,并解释了荷兰人的选择,而荷兰的选择实际上考虑了老年人的情况。这三种情况是“最大程度地”控制病毒,“让病毒不受控制地扩散”和“无休止地尝试阻止病毒”。根据吕特首相的说法,“最大程度地控制病毒”是荷兰基于对群体免疫的考虑而选择的方案,这意味着荷兰当局和人民“试图采取措施,并通过延长峰值的时间来使感染数量的峰值尽量平稳地发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减慢病毒的传播速度,人们只会患轻度症状。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医疗保健系统将面临更少的压力,并且可以建立群体免疫力。通过这样做,“养老院、居家看护、医院、尤其是重症监护室不会超负荷”,并且“始终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最弱势的群体”。但是,第二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将“在感染高峰期使我们的医疗体系完全超负荷工作”,并且“必须将我国封国一年或甚至更长的时间”。同时,吕特呼吁人们尊重科学建议,并团结起来克服“困难时期”。从本质上讲,首相试图传达“令人宽慰的信息”,正如议会历史中心的卡拉·范·巴伦(Carla van Baalen)所期望的那样,该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面临着病毒危机和艰难的时期,需要1700万的荷兰人和更多的人为之付出努力。同时,政府决定从3月16日至4月6日关闭所有学校和儿童保育中心,之后又延长至4月28日(含)。

医疗部部长布鲁诺·布鲁因斯(Bruno Bruins)在一次关于流行病的议会辩论中因过度疲劳而累垮,于是他辞职了,原因是“目前尚不清楚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康复” 。2020年3月19日星期四,国王办公室宣布,根据他本人的辞职请求和总理的推荐,国王荣幸地准许布鲁因斯辞职,并感谢他为君主和王国提供的许多重要服务。次日,国王办公室宣布,根据总理的推荐,国王于2020年3月20日星期五任命马丁·范·里恩(Martin van Rijn)为代理医疗大臣,新任大臣将于3月23日在豪斯登堡宫殿(Huis ten Bosch)宣誓就职。同时,卫生、福利和体育部部长雨果·德·琼格(Hugo de Jonge)将承担医疗部长的职责,直至产生新任部长。

3月20日晚上,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Willem-Alexander)向全国发表了关于新冠疫情局势的讲话。他强调“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人们需要在他们的心中找到尽可能多的同情心和果断的态度”,并“对全国许多努力抗疫的人表示感谢和赞赏”。同时,国王坚信,新冠疫情也释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积极能量、创造力和公共精神”,这种积极能量一定能使该国成功应对危机。本质上,威廉·亚历山大国王的演说一方面将冠状病毒的暴发定义为具有挑战性的危机,另一方面也呼吁人们团结一致,共同抗疫。

根据世界实时数据统计网站的报道,截至5月10日星期日,荷兰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总数已达42,627例,死亡人数为5,440例,其病死率接近13%。

卢森堡

2月29日,卢森堡卫生部确认该国的“零号患者”,是“在本周初”从意大利返回卢森堡的一名男子,并在“最近”才出现了冠状病毒症状。此外,根据Today.rtl.lu新闻,随后的六名确诊患者均为输入性病例,其中两名患者去过意大利北部疫区,两名患者从法国阿尔萨斯地区返回,另外两名患者分别从美国和瑞士返回。此外,卫生部告知,已确诊的病例之一是一名跨境工人,受感染地是法国。从3月11日起,卢森堡开始出现第一批本地传播病例,这也导致确诊的新冠病例“显著增加”,并敦促政府采取新措施,以防疫情暴发。据卫生部称,在3月12日的12例新增病例中,发现其中的2例是在本国感染了冠状病毒。在发现本土病例之后不久,政府决定通过“更多地关注重症病例的治疗和脆弱人群的保护”来调整其防控策略。

3月13日,卫生部长保莱特·莱纳特(Paulette Lenert)、交通部长弗朗索瓦·鲍什(Fran?ois Bausch)和家庭事务部部长科琳·卡恩(Corinne Cahen)就新冠疫情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关注的重点问题是“卢森堡如何保护老年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免遭病毒感染”。同时,在新闻发布会上,莱纳特还宣布,卢森堡的首例新冠病毒死亡者是一名94岁的男子。 仅在3月13日发现了17例新增病例,使确诊病例增至51例,莱纳特强调说,“病毒已经到来”,并开始使用“严重的”和“空前的”等词语来描述疫情。从那以后,确诊病例在卢森堡迅速上升。3月19日,当确诊病例上升至335例,死亡病例增至4例时,卢森堡总理哈维尔·贝特尔(Xavier Bettel)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根据世界实时数据统计官方网站数据,截至5月10日星期日,自新冠危机暴发以来,卢森堡总共检测了55,250次,确诊病例数为3886例,死亡病例为101例。

比荷卢新冠疫情防控措施

比利时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比利时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阻止该病毒的传播。1月30日,比利时政府当局以“info-coronavirus.be”为名注册了专门报道新冠疫情信息的网站。这一行动可以视为当局开始关注疫情的一个信号,并认识到有必要通过透明的方式为公众共享疫情信息。

(1)撤侨行动

2月2日,从中国湖北省自愿撤离的12名比利时国民与其他欧洲国民一起乘坐联合撤侨航班抵达马赛,非法国国民根据其目的地从马赛登上了不同的航班,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与一些斯洛伐克、丹麦和捷克撤离人员一起乘坐同一架航班,并在马尔斯布洛克军事机场降落。为了排除任何公共卫生风险,比利时撤离人员在整个过程中与其他人都没有接触,只有专业的医疗团队与他们联系。根据公共服务机构(FPS Santé)的说法,撤离者完成体检后在Neder-Over-Hembeek医院进行隔离,据悉,一名从中国撤离的比利时人于2月4日检测呈阳性,并留在了布鲁塞尔的圣彼得医院(Saint Peter’s Hospital)。这是比利时的首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但他“没有症状,没有发烧,甚至没有鼻涕”。除了比利时人外,丹麦人周日晚上无法前往丹麦,因此他在汉德贝克(Neder-Over-Hembeek)住了两个晚上,并于2月4日转移到丹麦。2月9日,又有两人(其中一名比利时人和一名在比利时居住的欧洲人)向FPS外交事务通报了他们希望离开中国的意愿。因此,他们从武汉乘英国航班飞回比利时,途经英国,随即飞往柏林,然后降落在荷兰,最后在Neder-Over-Hembeek军事医院进行严格隔离,但是这两人与第一批撤离人员分开隔离。在隔离期间,所有撤离人员均接受了多次检测,以避免任何健康风险。截至2月16日,所有九名比利时撤离人员都被允许回家,因为他们对周围的人没有任何危险,另外两名于3月23日完成两周的隔离要求后返回了家。截至2月21日,在韦斯特丹(Westerdam)邮轮上的所有十名比利时国民都返回了本国,并居家隔离,这是因为韦斯特丹邮轮乘客感染别人的风险很低。

(2)与社交媒体合作

一方面,由于谣言和八卦在在线社交平台上迅速传播,因此与社交媒体合作共享真实信息非常重要。另一方面,由于许多人当前正在通过社交媒体查询信息,因此使用户能够访问到真实信息变得非常有必要。为此,info-coronavirus.be与推特(Twitter)于2月7日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该合作关系,推特在其平台上突出显示新冠疫情的官方网站,以减少虚假信息并确保读者获得比利时的可靠信息。2月24日,比利时官方网站info-coronavirus.be与脸谱(Facebook)建立了合作关系,同样,脸谱也将突出有关新冠疫情的国家官方报道,并在用户搜索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时脸谱在其时间表上优先推出政府的官方疫情网站。

(3)禁止在公开场合聚会

1月29日,比利时外交部在与其他欧洲国家和中国进行磋商之后,给出了前往中国的旅行建议(中国香港地区除外),一些旅行社也根据该建议取消了前往中国的旅行。根据这个建议,比利时国内也采取了措施。比如,考虑到潜在的感染风险,鲁汶的中国学生学生联谊会认为庆祝农历新年的活动不合适,因此取消了聚众活动。此外,VIVES应用科学大学(VIVES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宣布,此前为学生安排的中国之旅已被推迟。除此之外,设立医疗服务站点也是重要的防控措施之一。

(4)关闭边境

自3月18日起,比利时禁止了非必要的出国旅行,但是商品和服务的流通仍得到授权。从3月20日起,比利时开始进行边境检查,若无必要的理由,就会禁止进入境比利时。内政部长彼得·克雷姆(Pieter De Crem)称,比利时禁止所有“非必要的入境和出境旅行”,以便减慢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这是因为越境旅行对比利时的抗疫工作而言是“特别大的负担”。因此,比利时禁止跨境旅行,恢复边境检查,实施高达4,000欧元的严厉制裁及三个月的监禁,以做好准备对应任何违规行为。据说新的旅行限制措施也阻止比利时居民搬至本国内的第二个住所。原则上,限制措施针对的是游客或非必要性跨境活动,但是也适用于在比利时拥有第二居所的任何人。显然,这也符合国家要求居家隔离的呼吁。

总而言之,比利时的防控措施符合其减缓新冠疫情,延缓疫情高峰的主要目标。疫情初期,所有患者都是输入性病例,其中大多数患者去过意大利北部。由于防控政策是为了延迟感染的高峰期,因此对轻症患者没有进行严格的隔离措施,这可能是导致后来确诊数量迅速增加的原因。同时,人们严重低估了新冠疫情及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并不限于经济发展)。因此,人们既没有严肃对待整个疫情局势,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必要性。

(5)理性地戴口罩

疫情初期,不鼓励人们戴口罩。马克·范·兰斯特 (Marc Van Ranst) 说:“这种病毒还不在这里。即使这里有一个病例,那也是一个孤立的病例,所以没有风险。因此,在比利时现在戴口罩根本没有意义。” 比利时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Scienasano)的病毒学家范古奇(Steven Van Gucht)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即在比利时很少使用外科口罩。但是,如果你感染了,口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其他人”。真正起效果效的口罩与普通外科口罩完全不同,它们很贵,且戴着“非常不舒服”。当被问及关于戴口罩的问题时,范古奇说:

“的确,对于已经受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有必要戴口罩。在这种情况下,口罩可以保护患者周围的人,使其免受咳嗽、打喷嚏或说话时传播的细菌的感染。医护人员是应该带口罩,并会从中受益。因此,在街上戴着口罩对身体健康的人不是很有用。”

他进一步解释说:“保护自己免受冠状病毒感染的最佳方法就是采取与季节性流感相同的保护措施:

--定期用肥皂和水洗手,

--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盖住嘴,使用后将其丢弃,然后洗手,

--如果没有手帕,不要在手掌里咳嗽或打喷嚏,而是在手肘处,

--如果生病,请待在家里。”

然而,3月15日,病毒学家在新闻节目“第七天”的辩论中指出,比利时的库存已告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利时从土耳其生产商订购了500万个口罩,但是到3月15日时才知道,由于遭遇欺诈,因此口罩无法按时交货。比利时已在2月底时订购了500万欧元的口罩等防护用品,共计500万欧元,这是欧盟组织的成员国集体购买的一部分,产品专用于全科医生和医院。集体购买能够帮助成员国“避免它们与生产商和供应商进行单独的谈判,”以此来赢得抗疫时间。这些防护设备和口罩原本应该在医院短缺的情况下为医院、全科医生和负责为患者(冠状病毒感染者)提供护理的医护人员提供支持。据说,佛兰芒政府的另一笔大订单(超过100万个口罩)也因同一生产商的问题而面临不能交货的风险。据卫生大臣麦吉·德·布洛克(Maggie De Block)称,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很快就展开了欺诈调查,同时正在寻求“其他途径” 。随后,人们发现防护和医疗设备更加重要和紧迫,特别是对于医务人员而言。否则,许多医生基本上都暴露在该病毒环境中。3月22日,布鲁塞尔圣皮埃尔医院(ULB)的两名外科医生给索菲·威尔梅斯(Sophie Wilmès)首相写了题为“医务人员面临的双重惩罚”的公开信,要求“对新冠病毒患者和护理人员进行系统的检测”,并呼吁“动员比利时的工业和实验室为比利时提供足够的生产能力”。3月24日,威尔梅斯(Wilmès)在回信中提到了要成立特别工作组的决定,并确认“在过去的十天内,比利时总共收到了1150万个外科口罩和45.9万个FFP2口罩,而一些公司正准备在国内启动口罩生产项目”。截止到目前,已经有16,500,000个外科口罩抵达比利时并已分发或正在分发,还有544,000 个FFP2口罩,总共订购了30,500,000个外科口罩,以及5,359,000 个FFP2口罩。为了有效地分发口罩,当局也在建立口罩的战略储备,并指定了是使用口罩的优先群体:医院、救护车、一般卫生专业人员、实验室工作人员以及居民社区的可疑/确诊病例等。

所有这些事情表明,有必要戴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抗疫过程中的问题揭示了口罩战略储备更新方面的失败,同时也暴露了有关当局仔评估和预测新冠疫情的能力。很显然,在整个过程中,新冠疫情被严重低估了。

荷兰

荷兰应对冠状病毒暴发措施的首要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控制传播。为此,主要指导原则是“在风险最小的人群中把病毒扩散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避免养老院、家庭护理服务、医院、尤其是重症监护室超负荷工作”,并“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最需要的人” 。本质上,当局一直面临着两方面主要压力。一方面,当局因医疗和防护装备的短缺问题而感到压力,这不仅缩小了被检测人员的范围,而且也增加了更多人群的感染风险。另一方面,当局必须考虑医院的能力,以便患者能够得到适当的护理。因此,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必须考虑这两个因素。3月31日,由于风险仍然很高,荷兰政府决定将所有新冠疫情措施延长至4月28日(含)。

(1)设立医疗咨询服务站点

如果症状恶化,鼓励疑似患者提前致电医生或服务站点。根据RIVM的官方网站信息,这具体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当疑似患者“发烧(超过38摄氏度)”、“咳嗽或呼吸困难”时,防控措施鼓励他们主动联系医生;第二种是,当疑似患者年龄“超过70岁、患有慢性病或抵抗力较弱、并且发烧”的时候,防控措施鼓励他们主动联系医生。

(2)居家隔离与社交距离

一般而言,两项主要防控措施是居家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如果居家隔离,允许人们外出,但是有条件。只有不得不去上班,或购买生活必需品,或照顾他人,或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时,才被允许外出。但是,该措施不适用于关键部门和关键领域的工人,除非他们自己感染了。此外,保持社交距离,鼓励人们始终与他人保持良好的距离(至少1.5米),停止所有社会活动,禁止聚众,限制家庭访问者的数量(最多3人)。对于咳嗽和其他轻度不适的患者,建议他们首先居家隔离,以此作为预防性防控措施。

(3)减少公开场合聚会与取消社会活动

荷兰政府试图尽量减少公开场合的聚会,以遏制冠状病毒的暴发。3月12日,政府决定取消全国范围内超过一百人的聚会。为了更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到2020年6月1日为止,荷兰禁止公共活动和聚会。若要举办,通常组织者需要申请许可证或告知当局。另一方面,所有其他聚会禁令的有效期延长至至4月28日(含),但有亦有例外,比如,葬礼和结婚仪式(不超过三十人)、宗教聚会(不超过三十人)、法律要求的聚会(例如不超过一百人的市政理事会会议和国会会议)、以及以确保机构、企业和其他组织正常运作为目的聚会(不超过一百人)。政府强调,只有在采取了所有建议的防控卫生措施的情况下,并且参加者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时,组织者才能举办上述所有这些聚会。

除上述措施外,公共场所(例如博物馆、音乐厅、剧院、体育俱乐部、赌场、酒吧、咖啡厅)均需要关闭(提供外卖服务的餐馆属例外),以及有肢体接触的工作也需要停止(除非可以保证所需的社交距离和卫生状况)。这所措施的有效期至4月28日(含)。

(4)在线教育

关于教育问题,荷兰政府主张开展在线教育,并取消本学年的所有国家考试。首先,关闭中小学、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和儿童保育中心,并给学生组织远程学习,该措施截止日期为4月28日(含),但是所有这些机构将继续为父母在医疗保健、警察、公共交通和消防部门等行业工作的学生开放,无需额外付费。其次,本学年的所有国家考试都被取消,但是学生可以根据他们在学校考试中的成绩获得毕业证书。此外,还要求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在线讲座。

(5)欢迎退休人员回归岗位

根据前医疗部部长布鲁诺·布鲁因斯(Bruno Bruins)的说法,他每天都收到以往护士和医生的许多信息,他们希望帮助以前的同事。这件事鼓励他做出决定,即允许部分护士和医生(医师证于2018年1月1日之后的人员)回到原来的岗位,且无需再次进行注册程序。布鲁诺做出此决定的理由是:一方面,医疗保健部门迫切需要更多人员,以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的暴发;另一方面,这一措施将使医疗机构能够得益于前任护士和医生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6)关闭边境(针对第三国家人员)

为了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荷兰安全和司法部根据欧盟委员会提议的方法,对所有从第三国到欧洲(即所有欧盟成员国、所有申根国家和英国)的人员的所有非必要旅行施加了限制。该措施从3月19日的18:00起生效,原则上将有效期为30天。根据官方信息,该限制措施不适用于几类人,包括欧盟(和英国)公民及其家庭,挪威、冰岛、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国民及其家庭,具有居留许可的第三国国民,执行关键职能或紧急任务的人员等。实际上,这一限制措施不会对欧洲国民产生太大影响,但会对非必要性旅行的非欧洲国民产生很大影响。全球新冠病毒对荷兰驻世界各国大使馆提供的服务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签证机构等对外服务机构,并且至少在2020年4月28日之前,不会接受护照办理申请,短期和长期的签证申请由使馆和签证中心收集。

(7)特殊案例及其他

根据荷兰政府网站的信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市场等一些必不可少的地方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因此应该使用不同的措施。市政当局和市场负责人将检查并确保公众之间的社会距离。此外,市长有权引入地方紧急立法以改善防控措施的执行力,关闭特定场所,以及实施罚款措施。

除上述所有措施外,还采取了许多其他措施来遏制疫情。例如,考虑到监狱机构的封闭性质以及人员和囚犯的安全,各监狱机构决定从3月14日起暂时停止探视囚犯。同样,为了更好地保护老年人免遭冠状病毒的侵害,卫生部长雨果·德·容格(Hugo de Jonge)宣布,敬老院和小规模的老人居所将不再接受访客,此措施有效期延长至4月28日。还有一个例子是,残疾人护理和精神病护理部门采用了新的访客条例,目的是更好地保护护理院(包括青年护理院)中的工作人员和居民免受冠状病毒的侵害。

卢森堡

卢森堡遵循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尤其是借鉴了瑞士和比利时的防控措施。

(1)优先保护弱势群体

随着冠状病毒病例迅速增加,疫情形势也变得越发明显,“不可能不让病毒在普通人群中传播”。因此,卢森堡的政策从完全控制病毒的传播转向选择关注弱势人群和减轻医疗系统面临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自3月12日调整冠状病毒的防控措施以来,该国的“重点在于保护处于严重并发症风险中的脆弱人群。65岁以上的人或已经患有其中一种疾病的人(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癌症、或由于疾病或治疗引起的免疫功能低下)被认为是弱势人群,且患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更高,因此建议他们错峰外出,避免不必要的旅行、群众活动和无法保证社交距离(1-2米)的拥挤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等。此决定的依据是轻症患者很可能会产生冠状病毒的免疫力,最终会增强群体免疫力。另一方面,有限的医疗资源可以集中在危重病患者身上。这样一来,医疗保健系统的压力就减小了,疫情也不会失控。但是,只有当病毒对大多数人群的生命没有大威胁时,这种假设才有效。尽管卢森堡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死亡者是老年人,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感染该病毒。因此,需要对冠状病毒及其杀伤力进行进一步评估,而群体免疫作为一种措施仍有待观察。为了更好地进行保护,针对老年人护理院和住宿设施,卢森堡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老年人也必须遵守政府的建议(避免访客和郊游,遵守卫生规定),直至另行通知。

(2)在线教育

从3月16日起,基础、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的所有活动都被暂停,但建立了远程监督系统,以确保在暂停期间继续学习。同时,若有家庭原因,防控政策允许父母行使其休假的权利。

(3)禁止公共场所聚众与保持社交距离

早在3月9日,卫生部就建议不要组织或推迟超过一千人的公开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促使病毒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并且使得跟踪密切接触者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该建议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活动参加者彼此非常接近的情况下,通过防止冠状病毒的传播并减少传播链来保护公民健康”。

从3月13日起到另行通知,禁止一百人以上的且受保护的示威活动,并禁止在开阔环境中聚集五百人以上的示威活动。此外,制定了新的规则,以减少公共交通中的感染风险。例如,为了避免与驾驶员长时间的紧密接触,乘客不能坐公交车的前两排,并且还调整了公共交通的运行频率。截至3月17日,卢森堡进入紧急状态,并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和建议以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包括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等。建议公民无必要目的不要离开家,警察巡逻队可能会对违规者处以罚款。

(4)检测减少与居家隔离

卢森堡的新冠疫情战略“不再依赖正式的预防性检疫措施,而是专注于隔离、自动隔离和自动检疫”。政策委员会还明确了何时以及如何进行诊断测试、自我隔离和自动检疫措施。首先,由于测试能力有限,政府不再建议对任何疑似患者进行系统的诊断测试,所以认为系统的检测仅适用于严重病例。其次,任何表现出与急性呼吸道感染相适应的症状的患者都会在症状持续期间在家自行隔离,然后在症状消失后的24小时内进行检查;如果症状仍然轻微,则不再需要进行检查。然而,如果家庭成员染上新冠病毒,身边的人(特别是家庭成员)面临相对较高的感染风险,这可能会导致大面积的传播。第三,任何直接或密切接触(<2m,超过15分钟)已确诊感染病例的人需要在家中进行7天的自动隔离,然后进行7天的自我监测(恢复正常的日常活动,但每天两次检测体温或咳嗽、呼吸情况等)。

(5)医院及其他

要求卫生人员采取一切必要的保护措施,以确保对患者的安全,并建议根据情况的变化取消卫生人员的休假。考虑到医疗系统领域的人力资源短缺,这一措施非常重要。同时,自3月18日起,普通医疗中心开始接受具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患者,以尽量减少在传染病医院寻求急诊服务和护理的患者数量,这对有效控制疫情的扩散很关键。此外,鉴于保证基本社会服务的重要性,卢森堡鼓励公司和公共行政部门根据其业务的连续性计划尽可能继续开展活动;如有可能,尽可能进行远程办公,尤其对于弱势群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尚无关于新冠疫情持续时间的信息,但危机的影响却又十分明显。因此,在很多方面来看,确保正常社会服务的连续性显得至关重要,例如维持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社会安全、经济发展、稳定就业等。

(6)为支持家庭而引入休假方案

4月3日,为支持家庭,卢森堡政府实行带薪休假,但是此措施仅限于协助私营部门的员工和自营职业者(因为部分国家合格的残疾人护理院或养老院不得不关闭,所以疫情迫使这些人停止工作);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使受益人(带薪休假者)照顾家里的残疾成年人或需要照料的老年人。该措施自2020年3月18日起有效,但是那些想从这项政策中受益的人必须满足相关条件。

(7)关闭边境?

卢森堡尚未宣布关闭其边界,但大多数邻国都关闭了边界。法国、荷兰、奥地利和德国与卢森堡关闭了边界。由于欧盟委员会尚未决定暂时中止申根区并关闭其内部和外部边界,因此大多数成员国是单方面采取关闭边境的措施。目前,只有正当理由的人才能出入比利时、法国和德国与卢森堡的边境,例如医护人员、运载货物的车辆、通勤者或跨境工人和外交官。

关于新冠疫情、影响与挑战的几点思考

(1)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是否佩戴口罩?

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因国家而异。这是因为,一方面,各国受冠状病毒暴发的影响程度不同;另一方面,对如何应对危机持有不同意见。例如,普通人是否应该佩戴口罩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不建议将口罩作为预防性的防护措施来避免感染病毒,因此卢森堡以及许多其他欧洲国家都尊重这一建议,且不鼓励普通人佩戴口罩。相反,有呼吸道症状的卫生人员应佩戴口罩以避免感染他人,这在卢森堡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是个常识。使用特殊口罩(FFP2)预防冠状病毒感染仅在医院有效,因为很多冠状病毒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且医务人员又需要密切接触这些患者。特别地当对患者进行测试时,医护人员必须佩戴FFP2口罩。同样地,实验室技术人员在处理呼吸道样本时也有必要佩戴外科口罩。

有几种原因可以解释不鼓励佩戴口罩的做法。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缺乏医疗和防护装备(包括不同类型的口罩)是不鼓励普通人佩戴口罩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疫情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时,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有一定的时间来准备医疗设备,但是欧洲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当时可能都没有预料到他们目前正在经历的情况。

此外,对于普通人(非医疗专业人员)而言,如果他们避免所有聚会并保证社交距离的话,佩戴口罩可能没有多大意义。这样,佩戴口罩是浪费有限的医疗资源的一种方式。时常,文化被认为是解释人们是否佩戴口罩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个理由不是那么令人信服。毕竟,文化有别于社会现象。例如,日本人有戴口罩的习惯,这是因为许多人有季节性花粉过敏,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文化”。另一个例子是,疫情期间,所有城市里的中国人都被鼓励佩戴口罩。如果他们离开家,佩戴口罩是强制性的要求。但是,不能因此就说佩戴口罩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相反,中国人可能对自我保护的意识较强。欧洲人之所以不佩戴口罩,部分原因是他们遵循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主管部门的专业指示,他们坚持认为口罩对医疗专业人员更有帮助,部分原因是他们不认为冠状病毒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危险。在中国和欧洲的情况中,本质上,人们都在遵循当局的指示。根据专家的说法,佩戴口罩的最大好处是“在生病或无症状时保护他人免受你的感染”,但是如果你尝试保护自己免受他人的感染,则口罩的“效果不佳”。

再者,人们是否应该佩戴口罩还取决于不同国家采用哪种类型的新冠疫情防控策略。 尽管中国的策略是完全控制病毒的传播,但欧洲的策略(尽管没有统一的策略)通常是最大程度地阻止病毒的暴发,其主要关注点是减轻医疗系统的压力,同时对群体免疫有抱有一丝希望。由于遏制冠状病毒传播措施的差异,各国在确诊病例数上也存在巨大差异。

最后,戴口罩还可能通过积极和消极的方式产生一些心理影响。对某些人来说,佩戴口罩是自我保护和社会责任感的标志。对于其他人来说,佩戴口罩是引起社会恐慌的标志。这是一个认知问题。对于没有这种疾病的人,佩戴口罩是一种保护自己免受感染的方法。对于那些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来说,佩戴口罩是一种保护他人免受感染的方法。因此,如果人们误解了情况,那么可能会发生冲突。然而,一般而言,争议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现象。

(2)抗击疫情需要国际合作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是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控制住病毒的传播。1月份新冠病毒开始在武汉暴发时,中国也面临着医疗防护装备的短缺问题。许多欧洲国家和其他国际伙伴来帮助中国共同面对挑战。后来,当其他国家在2月底面对冠状病毒的突然暴发时,它们也面临着医疗资源紧缺的问题。当时,随着中国疫情的好转,中国开始复产复工。这也使中国有可以重新开始生产医疗用品,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

除了医疗和防护用品外,在全球范围内共享新冠疫情的经验和知识也成为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冠状病毒危机首先在中国暴发,而中国也是率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在如何预防和控制病毒传播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同时,中国开始与其他国家分享冠状病毒的防控经验和知识,甚至派遣医疗队帮助他国抗击疫情。

当然,国际合作不仅限于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它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都在发生。欧盟机构一直在努力协调其成员国并共同应对这一流行病。除了疫情初期防控措施暂时未能及时地跟上之外,欧盟并没有退缩,且一直积极协助其成员国克服困难时期。大流行病不仅是健康危机,也是间接性的经济危机。本质上,新冠疫情是多重危机的结合体。诚然,经济损失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帮助成员国克服困难,欧盟委员会发起了“冠状病毒应对投资倡议(CRII)”,以动员其凝聚政策,并灵活应对医疗行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需求,并帮助受灾严重的成员国及其公民”。该倡议可以帮助成员国立即应对当前紧急状况及其经济后果,它的三个关键优先事项:医疗保健支出、对短期工作计划的支持以及对中小企业营运资金的支持。2020年3月18日,负责凝聚力和改革事务专员伊丽莎·费雷拉(Elisa Ferreira)和负责就业与社会权利事务专员尼古拉斯·施密特(Nicolas Schmit)已致信所有欧盟国家,告知他们根据该投资倡议可获得的欧盟层面的支持。

毫无疑问,国际合作远不止于此。在全球层面,需要更多的合作与协调来抗击这种流行病。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冠状病毒危机很快就会结束。

(3)新冠病毒危机:是健康危机还是民主危机?

首先,正如许多国家声称的那样,冠状病毒的暴发肯定是一场健康危机。根据世界实时数据统计网站,截至5月10日,全球已确诊的病例超过416万,死亡人数超过283,200。

随着大流行病的中心从中国武汉转移到欧洲,欧洲国家的确诊冠状病毒病例数迅速增加。欧洲的突然暴发使人们对民主国家防控措施的效率及其危机管理能力产生了质疑。有人甚至声称,民主原则受到了威胁。关于不同政治制度的危机管理能力进行辩论既是非常有趣,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在中国和欧洲的疫情中,遏制策略的不同是双方在确诊病例数上产生差别的原因之一。中国试图完全控制病毒传播,但是欧洲目的是推迟感染的高峰期。实际上,这使普通人群之间的感染速度变慢了,从而可以增强群体免疫力。

尽管作者对民主制度瘫痪的话语不太认可,但新冠危机确实对民主国家防控措施的效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尽管在欧洲突然暴发之前各个欧洲国家声称他们已准备好应对危机,但是事实表明,他们还没有为整个局势做好准备。例如,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医疗和防护装备紧缺的问题,战略储备不足,而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之间的相互信任则是另一个问题。部分原因是实际情况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比如,医院接收患者能力非常有限,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被问及民主原则是否受到威胁时,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沃尔夫冈·默克尔(Wolfgang Merkel)表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危机和对基本自由的限制能持续多久”。他认为目前的行动、集会和宗教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但是,他对民主原则的解释似乎很死板,因为自由流动并不意味着人们即使面对病毒危机等挑战是也能自由流动。如果自由流动威胁着他人的生命安全,那么它应该受到“极大的限制”。本质上,自由流动不是免费的;相反,它的实现是有条件的。

默克尔特别担心两种可能的情况:首先,如果政府无法阻止危机,而受害者人数增加,则公民对这一体系的信任就会减少。第二,如果精英统治“用几乎专制的手段”被证明是成功的,人们可能会怀疑议会的作用。结果,有些政府可能以大流行病的威胁为借口扩大自己的力量。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民主体制崩溃的言论也没有充分的依据。

结论

新冠疫情仍在继续,比荷卢三国疫情略有好转,但是部分欧洲国家尚未达到峰值。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评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局势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五月底至六月初,可能对疫情的发展有进一步的认识和判断。

首先,比荷卢三国与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没想到冠状病毒会突然暴发。有关当局和公众都低估了冠状病毒感染的严重性。在很大程度上,令人不满意的疫情现状可能要归因于当局的准备不足,而且无症状的患者可能感染了他人并加速了病毒的传播。比荷卢三国有关当局连续几次延长防控措施,这也说明三国都低估了新冠疫情的严重性。

此外,比荷卢三国的冠状病毒控制策略建立在群体免疫的理论之上,这也是对确诊病例剧增的主要原因之一。本质上,三国的防控策略旨在减慢病毒的传播速度,而不是切断大流行病的传播途径。从广义上讲,不同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是解释不同国家确认数量差异的主要因素。不可否认,确诊数量还取决于进行测试的数量。

冠状病毒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经济只是一个维度。遗憾的是,新冠危机初期,新冠疫情的影响力不仅在比荷卢三国,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被严重低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国家和人民开始意识到冠状病毒的影响是深远的。专家们正在思考新冠疫情可能是国际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换言之,世界历史将被分为疫情之前的世界和疫情之后的世界。

最后,新冠危机毫无疑问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危机,但远远不止于此。对于每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说,这都是一种新的挑战。自疫情暴发以来,欧盟已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一方面,它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撤侨方面的积极协调就是一个典范。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官僚制度的复杂性,欧盟不能像民族国家那样迅速行动,这导致其成员国提出了一些抱怨。但是必须承认,这是欧盟面临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由来已久。

由于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数仍保持着一定的增速,因此,新冠疫情如何改变世界尚无定论,也为时尚早。历史上,人类社会经历了无数次的危机,也是在各种危机中不断向前发展。尽管新冠危机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但是它不会逆转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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