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大年度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下世界面临着国际体系一分为二的危险，自由资本主义在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权威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自那时以来，全球体系的变化持续加速。今天，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肆虐，不仅给各国造成极大的经济社会冲击，而且使未来国际秩序的演进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本文著于去年岁末，从几个方面分析国际秩序变更的动力与轨迹。现摘要刊发于此，以期为读者思考和辨识世局在变化中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有所助益。

一、影响国际秩序的基本变量

（一）21世纪国际秩序能否再度实现和平过渡，取决于维护和平的力量和条件是否充分。“战争几乎和人类一样古老，它触及人心最隐秘的角落——在人的心灵深处，自我挤掉了理性的目的，骄傲、情感和本能占据着主导地位”。[1]然而，冷战结束28年，国际政治运行区间一直与大战、核大战保持较大的距离，但世界总体上处于较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和平主义仍是全球思想主流，战略平衡和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度框架未被打破，对于抑制核军备竞赛和防控核战风险起着重要作用。

更应注意到的是，传统地缘政治联盟难以为继，新的多样化合作形态正取而代之。冷战结束后，美国用北约、亚太军事同盟来控制其战略两翼的稳定，支撑其独霸世界的后冷战国际秩序，并为此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当代国际关系内涵的变化、全球经济利益布局的一再调整和多级政治格局的深入发展，导致“南”、“北”之间共生利益增多，合作范围扩大，全球发展与治理领域不断派生出灵活多样的“功能性联盟”，代表着国际秩序向“轻意识形态”和“去中心化”的方向演变。这些变化也极大地解构了西方同盟体系的内部向心力，相关盟友对美从属性下降，自主决策意识增强。

（二）大国关系竞争一面凸显，但尚难越过“破局”的底线。经过20多年的格局演变，“一超多强”中的超级大国已疲态毕露，中国进一步走近世界权力中心，从而引起霸权国家的全面打压。从长期来看，尽管地缘政治考虑在大国竞争中仍有挥之难却的分量，但它将不得不让位于更多的现实变量。冷战终结后，大国关系重归同一体系，各方利益高度交织，“脱钩”进而重启“新冷战”的代价过大。尤其是中美两国已经形成了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强行“脱钩”必然对两国国内经济造成冲击与伤害。[2]

（三）国家与市场关系在艰难调整中再定位。持续40多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它一方面形成跨国跨地区的产业链、价值链布局，实现了全球性资源和生产效率的最佳配置，另一方面也在更大地域范围对各国经济、社会乃至资源和生态造成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分配制度、治理体系逐次发生严重失衡、失范与失序性危机。“国家中心主义”回归是近期的国际政治现象，它给未来国际经济合作与治理机制带来双重效应是明显的，一是全球和多边制度建设进入下行期，美国退群，英国脱欧等都是重要的风向标。二是未来国际经济合作面因此被迫收窄，在较长时期内区域性、次级多边（如USMCA、CPTPP、RCEP等）和双边（FTA）协议可能成为主要国际合作制度形式，世界贸易与投资格局由此呈现“群雄逐鹿”的新态势。东亚、欧洲、北美三大经济圈之间既有联通、交叠的一面，也有竞争和排斥的一面。[3]在此前景下，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具有促进欧亚经济带融合贯通，维护全球多边合作框架的战略意义，是一项承载正能量的新兴事业。

（四）技术无限扩张和生态脆弱性亟待有效管控。技术进步无疑具有提高生产效率，提供更加丰富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甚至改变人类生存质量等好处。同时，它不仅将突破极地、深海、太空/外层空间等物理界限，还会给现有经济和社会范式、伦理等带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数据跨境流动会否造成更大范围的企业垄断和信息失控，具有超级学习能力的机器人会否导致数以亿计的劳动人口失业，甚至最终控制人类，[4]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教训之一就是人类在适应新科技条件及其附属社会变革时缺乏足够自律意识和防控机制。眼下，人类对于技术无限扩张的反应必须比从前更好，才能躲过灾难。[5]

世界发展的扁平化趋势固然是历史的进步，其悖论在于当更多参与者进入这一历史进程后，必然造成更多的资源消耗，进一步打破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我们正处于一个人类社会与全球环境的加速互动，二者被同时置于危险境地的历史阶段。[6]目前，气候变化带来的显著影响一是对岛屿、低地国家生存安全产生威胁。二是生态退化和物种濒危趋势难以扭转，人与自然的关系将持续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三是水资源进一步匮乏，威胁世界近1/2的人口生存，波及的国家和地区达40多个；[7]四是大规模疫病频发，全球公共卫生挑战更趋严峻；五是极地保护与开发矛盾凸显，大国竞争加剧。[8]

（五）以文明互鉴和“命运与共”为新秩序之本。100年前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时，世界还处于殖民主义时代。今天，世界已超越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基本进入后现代化社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则分属于若干文明圈，影响未来秩序构成的文明元素无疑更为丰富，也更为复杂，而多元文明究竟能否实现有益共处、互鉴互补是决定新秩序成败的关键。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是一种新型世界秩序的建设性方案，它以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前提，以一种新文明类型为根基。[9]

二、未来秩序展望

21世纪国际秩序用什么来做标志？

第一，新型“多极化”。它突破旧的地缘政治“极”的概念，呈现为有别于“霸权稳定”模式的新型复合秩序，由各地区发展共同体、各类功能性联盟以及多边国际组织共同加以塑造、维护和推进。[10]民族国家，尤其是大国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和保持长盛不衰，既要主动加入其中，顺势引领，也必须甘于担当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与时俱进地创设并与他者分享国际公共产品。对于国际秩序的走向，中美在理解上、行动上差距拉大，美国进一步将中国视为危险的“修正”者，中国则坚持以互利共赢的对外关系基调。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秩序目标，其内涵宽泛，具有更大的文明包容性，代表了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先进方向。

第二，新的力量重组。新与旧秩序动力转换过程在明显加速，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而发达国家处于退行性守势成为常态。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既有获取相应规则权、话语权等各种“平权”机遇，也要应对内外体系环境压力和自身改革的挑战。成者，蜕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模范生”，败者则会错过机遇，将规则权、话语权再度交出。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各国参与全球发展和治理的表现将决定其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位势。这一新常态将持续对早已过时的集团化、同盟化、意识形态化的秩序框架起到根本性削弱，继而重组的作用。

第三，新的大国关系范式。新秩序形成的重要前提仍是大国关系超越“注定交战”的厄运。21世纪最大的危险来自中美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最终滑入敌对陷阱。一方面，中、美占有全球GDP的40%和增量的60%。两国是继续保持正常交往，还是分道扬镳，将极大地影响全球和平与发展态势。双方可以考虑将未来中美关系定位为“负责任的竞争伙伴”。所谓“责任”是给出一个原则来框定双方行为，既要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安全底线，也应为保持世界稳定承担重要责任，对未来全球稳定与繁荣发挥锚定作用。“竞争”是客观地承认双方关系的“新常态”，强调其中性含义，双方要共同探索新的利益空间和维护彼此关系的新规则。当然，这取决于两国经过反复磨合最终接受“伙伴”这一关系定位，这一相对（“对手”的）弱化表述可以为双方关系的发展动态留出更大的解释空间。

第四，新行为体的兴起。新秩序的内涵与边界将极大地超出以往数百年来国际关系所覆盖的范畴，其重心将更多地落在市场、技术、资源开发与利用、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质量的平衡关系上。与此同时，尽管对国家保护责任的要求、定义将极大地延伸，却并不意味国家在与非国家行为者的竞争中自然胜出。从这个意义上展望，21世纪的世界秩序将不再是纯粹的国际秩序，更可能的是一种混合的社会共同体深嵌其中，[11]其参与者、代表者将扩展到主权国家以外的超国家共同体、非国家行为体，甚至各类专业和技术联合体。

第五，新的人际交往。新秩序将在持续的、大范围人口迁移中潜移默化。近30年来，知识经济、信息革命和管理创新高潮迭起，财富增加和技术成本下降使全球范围的人员流动更加便利，跨境旅游人数规模空前增多，有力地改变了世界商业、教育、宗教、文化的分布图景，甚至影响到民族国家人口结构、政治权利分配的变迁。“以世界主义者和自由市场扩张主义者为一方，以经典的排外主义者为另一方，他们之间的政策辩论占据着国内政治生活舞台的中央”。[12]与此同时，战乱、贫困及财富效应所导致的难民、非法移民的规模达到新高，不断引发人道主义灾难，严重冲击相关国家内部稳定和相关地区的安全秩序。

第六，新的文化观念[13]。新秩序前景还将取决于全球范围内安全意识、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等在代际之间的传承与转换。在信息自由、文化多元、去传统与追寻无限创新的大潮中，人类不仅获得进一步精神解放，也造成自我否定的可能。今天，以非“常”的工作形态、价值取向和交流语言结成的诸多“新新人类”群体已非一国的孤立现象，其发展和影响难以预见，而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成、演化过程则肯定难以将其排除在外。无论如何，新秩序终将是在对人本主义的不断回应中或疾或徐，或直接或间接地演进，其希望只能维系于人类对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驾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本文由《再议影响国际秩序演变的动力与条件》一文摘要和个别文字修订而成，原文即将发表在《东亚评论》总字第3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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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翰·基根著，林华译：《战争史》，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9月第1版，第3页。

[2]王悠、陈定定：《中美经济与战略“脱钩”的趋势及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7期，第31页。

[3]欧阳俊、邱琼：《<美墨加协定>的目标、原则和治理机制分析》，《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1期，第27~30页。

[4]何怀宏：《人工智能与底线思维》，《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1期，第112页。

[5]Yuval Noah Harari, 21 Lessonsfor 21st Century, Canad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 2018, pp.33~34.

[6]Eric Hobsbawm, “War, Peace, andHegemon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r, Peace and Hegemony in a Globalized World, Oxon& NY: Routledge, 2008, p.15.

[7] UN: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Water Development Report 2018 Nature-BasedSolutions for Water. p.3.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61424_eng。

[8]李东燕等：《大国争夺全球公域规则制定权》，《人民日报》2014年5月12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0512/c1003-25004629.html

[9]Wu Xiaoming, “The ‘ChineseApproach’ Users in a New Model of Global Governance Civilization”, SocialScience in China, Vol.39, No.4, 2018, p.139.

[10]阿米塔·阿查亚著，袁正清、肖莹莹译：《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2017年1月版，第171—175页。

[11]约瑟夫·A·凯米特里、吉米·福尔克著，李东燕译：《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第307—308页。

[12]宋德星：《论国际移民问题的主流理论、观念分歧及政策焦点》，《国际展望》2017年第5期，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