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

文章来源：“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已获得作者授权。

2020 年7月31日，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黄平做客第六十七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 “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经济导刊》主办，是面向社会的公益性讲座，旨在探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传播践行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目前已举办67期。]，剖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越艰巨，越将意识到合作才是唯一出路  

“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它还在进行当中，哪些是变化的动力，哪些是变化的后果，现在来讲或许为时过早。它将持续多久，最终又将演变成怎样的新格局、新秩序，都充满了未知数和不确定性。”黄平说。 

在黄平看来，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看清过去百年的变化轨迹。全球发展及权力中心曾先后由西欧转移到北美，再逐渐显露出往东亚转移的的迹象。随之而来的，则是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与诸多待解的老问题。“过去的一百年见证了两场世界大战，见证了大萧条，见证了冷战，也见证了发展，却没有见过今天这样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 

黄平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时代，但即便如此，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尤其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越大，各个国家便越是进退与共的共同体，此时再靠零和博弈和丛林法则，反而是不切实际的。“在生与死面前，在发展还是不发展、安全还是不安全面前，大家会发现，世界各国其实都在同一艘船上。面对惊涛骇浪，首先要保证航行的方向正确，同时要保证行稳致远。” 

因此，面对日益严峻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需摒弃丛林法则，坚定维护和平与合作。不可否认，全球化在给世界带来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不均衡和不平等。“我们该如何与时俱进，让全球化更加公平？这也是百年未见大变局提出的新问题。” 

“一个国家也好，城市也好，都是在时代的大潮里，中国一路走到今天，世界又进入这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我们是重要的一份子，既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塑造新秩序的主要力量之一。”黄平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需要形成全新的发展理念，以合作共赢代替零和博弈，开辟新的发展路径。 

面对大变局中的危与机，黄平指出，中国始终坚持走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道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经验、智慧以及能力，都不会让我们掉入冷战陷阱，将自己置于孤立状态。”他指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做好各类风险和危机管控，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求发展，在发展中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安全，只要把自己的事办好，就能“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受我们中信大讲堂的邀请，来与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看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由于大变局还正在进行时，所以能和大家分享的，就只能是很肤浅、很个人的观察，挂一漏万的观察，乃至于不准确、不周到、不全面的观察，以及一些个人的思考，借这个机会来和大家探讨。

我们国家2018年做出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的判断，指的是整个世界层面，也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就是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18正好是 100年，那么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一百年，这次是没有见过的一个世界大变局。这是狭义的讲的，广义汉语里我们讲百年也可以是一个复数，也可以讲是两三百年来，就是近代以来，在世界层面自从有了近现代，有了我们讲的现代社会、现代国家，最早在西欧，后来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一百年或者两三百年来，今天这么大的一个世界格局的变化，过去也是没见过，且它还在进行当中，哪些是变局的动力，哪些是变局的后果，现在讲是为时过早，因为我们正身处在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中，还要经历这个变局。这个变局还要持续多长时间，还要经历多少风险，还需开展多少斗争，才能变出一个新格局、新秩序，也不确定。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于更长。

一、透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争、萧条、革命、发展 

观察这个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我认为可以两个角度，一个是时间，百年嘛，首先是时间的角度，另一个是空间的角度，世界嘛，当然也是空间。时间上说，说得短，就是狭义的这一百年，在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呢？小事数不清，地方性的事也数不清，世界层面的大的事也不少，二十世纪可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甚至是动荡的世纪、战争的世纪、革命的世纪，当然也是个发展的世纪。

1.时间维度 

进入二十世纪，从我们中国来说，进入20世纪不久，我们这儿就发生了辛亥革命，这也是几千年来的大事。那世界层面呢，整个二十世纪一直到1945年，几乎整整前半个世纪，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欧洲，首先它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十九、十八世纪欧洲也是战争不断，局部战争、国与国的战争，但是世界大战，只有到了二十世纪才发生，进入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我们都也回忆起，以前也知道但没有足够重视，那就是一战同时也发生了一次世界性大瘟疫。

一战结束不久也发生了三件大事。一个是在最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大萧条，那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走衰、经济危机，而是大萧条，严重的失业、大批企业纷纷倒闭、社会严重动乱。与此同时也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前前后后，当然个别的并不是由于一战，比如我们推翻满清王朝，但是在世界层面，好几个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德意志帝国，都没了，整个世界进入20世纪，特别是一战以后，结束了帝国的时代，以战争的方式打掉了若干个帝国，进入了今天讲的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国际秩序、国际关系。第三件大事也是一战的期间，一战的后果之一，就是在世界上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而一战以及接踵而至的大萧条，以及萧条以后很快世界居然又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卷进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一战主要还是在欧洲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在亚洲，在我们这儿发生，当时叫东方战场，而且我们如果从“九一八”算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可以说拉开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整个世界就这样在战争与革命的交织过程当中，走过了几乎二十世纪的前半段。

到 1945年战争结束，世界层面又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有了联合国，而且联合国从1945年建立，直到今天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具有合法性的国际组织、国际机构。而二战的五大战胜国，就顺理成章成为了常任理事国，联合国本身的产生，就是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在国际组织国际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成果。第二是二战结束，或者前前后后随着二战结束，产生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中最重要的在亚洲、在东方，那就是中国革命，诞生了新中国，70余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和整个亚洲的面貌。第三是二战以后出现了过去西方殖民主义者用殖民、侵略、占领、掠夺的方式占领的殖民地人民纷纷走向了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在联合国190多个国家，一些是原来的老牌国家，原有的民族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以前叫列强，另外一些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就是从殖民主义下面争取到独立、新建立的国家，也叫发展中国家，当时也叫不结盟国家、稍后第三世界国家，它们很多都是原来的西方的殖民地琥珀半殖民地。

这是过去这一百年，六件大事，可见它也不是平静地走过来的，一直到1945年，接近半个世纪，前半个世纪风起云涌、惊涛骇浪，世界大战、大萧条、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独立，才有了20世纪的以联合国为框架与制度的世界秩序。二战后这个秩序，五常以及整个联合国秩序，它本身既是战争的产物，也是为了不再发生像一战、二战这样的可以说是灾难而建立的。但是1945年建立，很快世界又进入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这是第七件大事，也是与我们国家的建国、发展和安全密切相关的大事。今天美国有的人要发动“新冷战”，我们要防止掉进“新冷战”，前几年讲的是要防止掉进“修昔底德陷阱”，但 20世纪后半期世界实实在在地是从丘吉尔的所谓“铁幕讲话”开始，1947年就掀开了苏美两个大国为代表的两个阵营的“冷战”，资本主义阵营以美国为代表，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代表，东西方世界经历了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我们建立新中国时候，这个冷战已经开始了，所以才有我们被迫“一边倒”，才有建国后的被封锁，甚至也才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等，都与我们你切相关。今天我们讲的遇到了百年未有大变局，是指的世界格局变化、世界秩序变化，而过去的秩序也不只是1945年建立的秩序，它也包括冷战这个架构下的秩序。一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才结束了这样一个冷战格局与秩序。虽然二十世纪后半个世纪没有像前半个世纪那么血腥，两场世界大战，中间加一个大萧条，但后面这个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有人也把它叫“冷和平”），虽没发生一战、二战那样的热战，但是地区战争、局部战争几乎没有断过，包括我们自己的周围，我们1949年建国接着就发生朝鲜战争，我们抗美援朝，后来在我们旁边也有越南战争，甚至一直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我们也抗美援越。苏美之间冷战，又叫“冷和平”，后来又用“核恐怖平衡”，苏美两个国家都有足够多的、足够强的核武器，足以不止把对方，而且把世界整个毁灭掉若干次，上百次。

最后，第八件大事吧，二十世纪，当然也是发展的世纪。在19世纪的时候，很多国家和地区，无论是用GDP的指标、收入的指标、健康的指标、识字的指标、综合国力的指标，19世纪的时候这个世界发达的或者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就是西欧那几个，人口也很少，地域也不大，当然也加上美国。但是到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个什么格局呢？不但西欧、不但北美或者西欧、北欧主要的欧美国家或者地区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区，就是东亚，从日本到“四小龙”，到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经进行了二十年，整个南部中国，沿海地区，都起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现象”已经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谋发展。

这是从时间上说大的事情，20世纪的世界，至少有这么八件大事。

2.空间维度 

第二个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维度是空间的维度。空间意义上呢？十九世纪末，最发达的是西欧，加上经济意义上已经起来了的美国，要讲发达，那会儿就这么两块地方变了。从十九世纪末的西欧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以英国为首，到1945年战争结束，这个权力的接力棒就从英国的手中交到了美国的手中。所以二十世纪空间意义上发生了一次世界强权的转移、权力的转移，从西欧到了北美。

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后期，已经开始发生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苏联已经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之一，所以在长达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它能和美国进行角逐、较量，形成了世界的一大维度、一大集团，实际上20世纪已经不只是西方在支配世界、统治世界，像十九世纪乃至于再早一点，工业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到美国革命，主要是西方。但是到二十世纪后半期整个冷战期间间，这个权力从空间意义上其实以苏联为中心形成了另外一个势力集团，它已经也是一个高度工业化、高度现代化、高度军事化和科技化的一个国家和国家集团。

空间意义上还有第三件事，其实也和冷战有关，就是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之一——日本，它由于战败，被美国打败、被美军接管，在美国之下产生了1945年宪法，又称“和平宪法”，就是今天还有日本人想改，尤其它的第九条。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又成了冷战中在亚洲美国最重要的同盟。它因为是战败国，所以从宪法上，第九条规定它不能发展自己的国防、军事、军队，不能有它自己的常规军，只有一个自卫队，而且自卫队的滋自卫还只能在它的本土，这样，客观上，甚至可以说谁也没有想到，它又成了冷战中能够在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发展起来的西方式国家。日本战败却成了非西方国家第一个起飞俄但国家，成了一个工业化的强国。强到什么程度呢？强到长达四十多年时间，它居然是西方世界中（虽然它本身并非身在西方，也不是文化宗教和族群意义上的西方！）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到80年代，日本就已经在很多方面跃跃欲试，既加入到七国集团，成为西方世界中的非西方人的国家。当然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同盟关系，它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亚洲国家，而属于了欧美西方集团之一员。而且它它还是西方国家的第二强，长期处于亚洲经济意义上的第一位置。

就是最近几天，我们很多媒体都报道，写《邓小平传》的傅高义最近对美国现在当局企图单方面对中国发动新冷战发表了他的批评性见解，而他最早成名是写了《日本第一》的书，在日本成了畅销书，一直到几年以前日本还因此授予他很高的荣誉称号。日本第一，那就是日本要超美国。日本也有人写了《日本可以说不》。当时日本，一直到80年代，1985年广场协议以前，经济很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也很明显，日本文化、文化电子产品，日本影响，世界各地无处不在，家家户户用日本的家电，旅游者都挎着日本的相机，连欧洲那些最重要的文物，从法国的凯旋门，到英国的大笨钟，日本都提出要买下来，当时这个国家的兜里有钱了，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想做。

日本这个现象到了八九十年代已经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单一现象，继日本之后，在东亚又出现了“四小龙”，其中有两个是我们中国的部分，一个台湾、一个香港，加上华裔人为多数的新加坡，还有南韩，继日本之后也跟着起来了，再后来还有“五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

我们国家也从70年代末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到二十世纪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了二十年，到了世纪末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体量、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的发展势头，也已经明显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整个东亚，似乎都起来了，当时在美国，不只是经济学家，不只是像傅高义这样的看好日本的学者，连当时美国那些搞外交、搞战略、搞军事的，已经在谈论乃至担心“权力转移”（POWER SHIFT），历史上曾经有过从英国移到美国，那到二十世纪末美国已经有人在担心权力转移到东亚。

今天，新世纪又已经二十年了，1978年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畅想的是到二十世纪末，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现在呢，到2018年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已经是个什么情况呢？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经济第二。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人口规模、发展速度和发展势头，如果继续按照中速稳着走，那将是个什么局面呢？也曾有人在2010年中国刚超过日本时还很担心我们能否持久，毕竟日本稳坐亚洲经济第一、世界经济第二有四十年的时间了。但是从2010到2017、 2018年、2019年，我们连续近10年下来，不但稳居世界经济第二，而且GDP总量算已经远远与世界第三的日本拉开了距离，比如去年，2019年中国的GDP总量是14.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16.34%，日本同期是5.08万亿，占世界5.79%。像世界银行这种国际组织，它测量时用了人均购买力评价指数（PPP），是从世界各国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找出50种通用的商品、日用品，然后根据人们对这50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实际购买力去衡量，而不是用汇率去折算，这样算下来世界银行甚至认为我们2017年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当然我们不这么算，因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力和整个经济的综合实力还是两个概念，后者，或者用GDP测量的后者，更能说明问题。

但是，起码从空间的意义上说，进入二十世纪的后期，所谓东移，倒不是什么权力东移，至少是发展中心的东移现象，东亚就已经不只是一个日本加“四小龙”和“五小虎”现象了，而是出现了整个东亚的兴起与发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今天我们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是持续了近50年的冷战格局已经没有了，一个是1945年以来大国制定的的国际秩序究竟还灵不灵、其代表性怎么样？当然联合国还在，它还是最合法的，但是光凭原有的联合国能不能解决我们今天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其中既包括传统的，也包括非传统的，既包括最重要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 也包括非传统的问题，如气候变化和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各种传染病，还有恐怖主义问题，金融危机问题，威慑么么会有G20？就是因为2007-08华尔街金融风暴及其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G7也不够了，联合国似乎应对它也不够及时，这样才搞了G20，我们也是积极参加的。至于流行性传染病，包括非典、埃博拉以来看到的全球层面的各类传染病，如今天的新冠病毒，这类非传统的问题也危及到所有社会、所有国家、所有人，包括他们的健康乃至于生命，在这些问题面前，原有秩序还灵不灵、够不够？

毕竟，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大变局之始。美国在苏东解体以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昙花一现的“一超独霸”，但是很快人们发现，哪怕再回到 1945年以前西方列强主导，或者由西方七国集团来主导，显然已经不可能了。西方列强不能主导有两方面，一个方面是非西方国家起来了，最典型的是“金砖国家”，还有其他的新兴经济体，不只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这金砖五国，新兴经济体还包括南韩、印尼、阿根廷、墨西哥，中等规模、在世界经济中也越来越重要，但并不在狭义的西方俱乐部里，至少不在七国集团里。另一个方面就是2007、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以后为什么要搞20国集团，简单说就是因为西方七国集团已经不能主导，或者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一个层面就是世界的行为者、主体，也包括规则制定者，原有的那些强国列强不够了。第二个层面是世界上那些大事，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在和平的保证下要发展，在发展基础上求和平，需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才由有可能。

我们还在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就明确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和平就是要解决东西方冲突，发展是要解决南北差距，这是当时是时代的两大主题，直到现在仍然是两大主题。我们别看世界上有那么多事，突发的事、意外的事或有些人捣乱的事，包括今天有些美国人要拿中国来做文章来找刺甚至突破红线的事，整个时代要解决的最大的事一是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第二就是新的非传统的但又对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如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疾病与健康，传统的国际关系甚至都没把它们列为重大议题，现在却成了威胁我们、挑战我们的高风险，处理不好就成为大危机。

3.全球化：“丛林法则”，还是到共商共享？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有一个方面很重要。进入新世纪后发生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没有过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危机，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最要害的华尔街发生了经济高度的虚拟化和金融的泡沫化，直接是由于两房次贷危机导致雷曼兄弟倒台，居然由此又引发了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它的力度、性质、影响，比在此之前的几次都更甚，比如说拉美80年代的主权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但它们与2007、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还不可等量齐观，华尔街金融风暴那可是在最核心、最发达、最要害的地方和领域发生的,而且它也影响到欧洲、亚洲，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中有很多地区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过去。

这两年人们又开始担心新的金融风暴是不是又要来临，在这次疫情之前，人们讨论得多的，包括金融界、经济学界、银行、政府，担心的是新的金融风暴要来，那一轮都没完全过去，新的是不是又要来？来了会在哪爆发？产生什么后果？

第二就是“9·11”那一次，那是美国建国以来没有过的，也是个非传统的安全挑战，就是用非传统、非国家的形式，以这样一个极端的恐怖主义方式来挑战西方最强的国家，并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比好莱坞还要好莱坞的刺激方式，把纽约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给炸掉。

这样，从新世纪之初的“9、11”，到2007-08的金融风暴，以及这次席卷几乎所有国家还以这么快的速度持续蔓延的病毒，都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性挑战。所以，完全可以说，我们是处在高度的不确定之中，高风险之中，这也使我们有了新的安全观。2007、2008的金融风暴至少把一个原来很学术的词，现在变成了大众的词、通用的词、常用的词，新闻媒体做标题的词，就是“不确定性”。当然与它相关的其他词汇还有风险、危机，乃至于“陷阱”、“黑天鹅”，都成了我们挂在嘴上每天可见可闻可说的话里的常用字，前两年一个最流行的话就是，现在“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

这至少从新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观来看气候变化、病毒带来的疫情，显示我们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社会，高度不确定的时代。所以，和平与发展，气候与病毒，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有稳步发展的目标和路线图，从今年2020全面脱贫，明年是建党第一个百年，这是我们今明年的目标，各个国家也有各个国家的蓝图。但是就是这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挑战、新的风险，也带来新的机会。因为，越是大的挑战，越是共同的挑战，人类越会意识到咱们其实是在同一条船上，利益、安全、健康、保障，如果回到丛林，回到你死我活，回到冷战，都不现实，反而不现实，哪怕听上去很“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里这个“现实主义”，也很根深蒂固，总认为国际上实际上是无政府状态，所以国际关系里最基本的就是现实主义，利益的争斗，不惜你死我活，即使在经济领域，也觉得市场就那么大，社会机会就那么多，利润就那么些，你有了我就没了，你多了我就少了，于是人们就斗、就干吧，最后就只能是丛林法则、零和游戏。

但其实呢，在这些共同的挑战面前，包括金融风暴这样的挑战，气候变化这样的挑战，疾病健康、传染病、病毒这样的挑战，也包括恐怖主义这样的挑战，广大的国家、社会、人民、不同的团体，在最大的生与死面前，安全还是不安全面前，反而都在同一条船上，外面是惊涛骇浪、波涛汹涌，不知道哪有大漩涡，反而只能同舟共济，当然，在同一条船上，首先要保证方向对，第二还要保证行稳致远。前面说过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两场世界大战打死了很多人，也打醒了很多人，我们是几十年的革命和战争，用人民革命换来新中国，流了无数的血，牺牲了无数的人，我们才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一建立就致力于求和平求发展，为了和平也首先要保主权保安全，改革以后更是如此，几十年一路在和平环境下发展起来。

欧洲很多国家也是这样，打了几百年仗，到了二十世纪两场世界大战，打得自己真的是要么一败涂地，要么遍体鳞伤。所以从联合国这个机制到一些国家间的地区机制，特别是欧盟，战争不再是他们的首选，和平成了首选。当然任何时代都有狂人、疯子和为一己之铤而走险的，甚至利令智昏，以为可以通过发动对外战争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侵略也没断过，局部战争也没断过，甚至是单方面的轰炸，更别说政变、政权更迭，还有什么“颜色革命”，各种花样。但是总体来说，现在我们讲百年未有大变局，时间上说这100年，过去那100年是不平凡的，充满了斗争和战争。但在新的世纪，整个世界面临的新挑战多了、风险大了、不确定性强了，而旧有秩序不灵了，原有格局不够了。

第二个现象，就是这个所谓“权力中心”从西欧到了北美，然后发展的中心来到我们东亚，东亚一开始还不是我们，当然现在中国的发展又成了非西方国高速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案例，甚至很多经济学家也叫“中国奇迹”。但是，新世纪也不只是我们在发展，很多非西方国家，1945年以后，尤其进入60-70年代，是各个原来的老殖民地国家独立、解放，反帝反殖，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并开始了致力于发展的进程。进入新世纪后，实际上是1989-1991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地的新一轮发展就开始了，到苏东解体以后，越来越有人把它叫做全球化，各个国家和地区已经不只是求生存，而且也求发展，其中当然也包括贸易、投资，商品流、资金流，还有技术和信息的普及与分享，当然还有服务，我们随时能看到的人的大流动，从教育、科技界人士，到文化人士、旅游群体，还有大量的企业家、劳动者，都在大面积、大规模、高频率，甚至是跨国跨地区流动。固然，全球化不是现在才有的，18世纪19世纪也有，有的人要把它追溯到更早，没有民族国家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不是封闭的，但至少现代社会以来，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来，它们就对外扩张、对外殖民、对外侵略了，包括对外战争，既有为领土、领地等势力范围，也有为经济利益、贸易利益、资本利益，有时候是枪炮为贸易开道，有时候是军舰做贸易和投资的后盾，那已经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了。我们的两次鸦片战争不就是它们坚船利炮打上门来吗？用枪炮敲开你的门，“自由贸易”后面是枪炮和战舰，或者用枪炮与战舰开道，让你打开通商的大门。但是，冷战结束以后进入21世纪这一轮全球化，并不是今天突然发生，就像新的世界格局变化，也不是突然才出现的。时间上、空间上，以及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结构与体制原因，虽然显得权力中心从西欧到了北美，现在是不是要来亚洲，包括中国，看上去好像是又一次权力转移，有的人甚至用霸权转移整个词，但我们是不称霸，发展起来也也不当霸权国家，不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的国家，这不仅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的制度、价值和现实利益决定的，还是今天的世界大势决定的。

比如说金砖国家，我们亚洲或者准亚洲就占了三，亚洲国家，中国、印度，还有俄罗斯，后者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横跨欧亚大陆。这样一个变化，说是百年未见，就是过去那100年我们见证了战争，见证了大萧条，见证了冷战，却还没有见今天这样一个既是全球化又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原有的秩序不灵、原有规则不够，连联合国至少也要与时俱进，需要改革，要把新的议题纳入，从气候变化到防疫和健康，还要有新的机制体制，包括有机融入诸如共商共享、互利共赢，从而从联合国到各个地区各个国家，最终走出丛林法则，不搞零和游戏，让新的世界格局既是全球化的，又是更公平的，还是多元包容、文明互补的。全球化在发生中，但是客观上从财富到分配，从机会到福祉，从安全到健康，从环境到生态。现在的全球化是不均衡的，不够公平的，那怎么改变它？这是新的百年未见大变局中的变局中的应有之义、需解之题。

二、百年大变局正在重塑世界秩序，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不确定性 

什么叫大变局？它不只是说变化，变化天天都在发生，问题也也永远都有。2007-08金融危机那么大的不确定性，这次疫情这么大的风险，都是实实在在的挑战，挑战每个国家、每个社会、每个社区以及每一个人，包括行为上不改变、不调整、不适应、不配合，那就可能即使已经过去的危机又会再来。而大变局一个方面是如此之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非西方的发展，如此之快和如此之大的影响，这是20世纪一战结束以来没有过的，甚至也是2-3百年来没有过的。

从生产体系的结构上讲，现代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制造业就外溢，背后是资本外溢、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是个什么东西？原来在本地投资、生产，如英国的利物浦、伯明翰、曼彻斯特，它们都是重工业城市，是在英国本地生产的，机械，纺织，化工，等等。但资本有一个本性，它要不断追求利润，甚至是超额利润，如果另一些地方，其他国家的地方，比如说劳动力成本、土地的成本，或者投资建厂的成本都更低，而利润更高，回报更快，限制更少，那资本就要往其他国家去。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中心的转移，在欧洲也发生过好几次，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到荷兰，从荷兰到英国，都是因为资本和制造业的转移。而随着制造业和资本的外移，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是失业，甚至是犯罪、吸毒、卖淫等社会病的大量化和外显化。当然也留下了金融，留下了银行、股票、债券，等等，这使得社会的另一面，也只金融、银行、股票，以及一些服务业、旅游业，所谓“光鲜面”，体制上是金融资本成了资本的主要形态，这个至少是最重要的对虚拟经济泡沫经济的解释之一，也是对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的最重要解释之一。也包括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直到现在还挥舞着大棒不断来指责中国甚至甩锅中国，恰好是在把中国当成了替罪羊，或者找错了对象，今天美国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他的几个前任的政策所致，而是结构性的变化所导致的，是制度性的。

贸易不平衡，它的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是结构性的矛盾。资本输出导致生产基地的转移，也导致本地的失业，税收减少，政府预算和财政赤字增加，基础设施陈旧和破败，还有相关的社会病，等等。所以，问题就不在于谁有没有“偷”它的工作，更不在于是否尊重知识产权啦，是否对国企不当补贴啦，是否“强制”技术转让啦，是否“遵守规则”啦，到现在，甚至连新冠病毒也成了中国故意传播给美国的了，中国是共产党执政也成了“罪过”了，恨不得再来一场“新冷战”了。可笑之至背后，有没有连选连任的考虑，或者转移矛盾转嫁危机的考虑？

再一个问题是全球化客观上造成了不止是商品和资本流动，技术、服务、信息等，也大规模、高速度、横向流动。但核心的问题是一个金融帝国如果没有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支撑，那这个霸权地位怎么维持呢？而霸权地位除了经济总量、增长速度、人均收入等，如果靠美元霸权大批印钞或危机是量化宽松，然后购买优质低价的进口商品和日用品，那就不是最伤筋动骨的，最伤筋动骨的最关键是自己的经济体系收否独立和完整，制造业或实体产业是否是支撑其金融等的基础，以及它的科技是不是继续处于最前沿，还能继续支配垄断高科技技术，包括以专利的形式、知识产权的形式去垄断，也包括军事等是否继续处于最前沿、最高端。如果不是，那它要自伤3000也毁我800，就可以理解了，就不是什么“两败俱伤”、“没有赢家”之类的能说服它的了。

回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它作为一个客观上正在发生的大事，事实上就是因为过去一百年那个西方秩序、那个安全框架和那个基本经济结构正在改变，因此西方秩序或霸权秩序也越来越不灵了，而新的秩序正在百年未有大变局过程中型构与博弈之中，这个过程还有多少曲折，博弈过程中还有多少陷阱、风险、挑战、危机，还有多少新的不确定性，因此还要经历多长时间，也还是不确定的。

总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伟大复兴征程，“行百里半九十”，最后的冲刺和攀登，还有什么风险与危机，还有什么沟沟坎坎，还有什么新的不确定性，都必须保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同时也千里之行始于脚下，实事求是、稳中求进，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需要的时候也果断干脆地解决问题。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办好，就能“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问答环节 Q&A 

主持人：想请教黄老师，最近不少专家都表达了，对逆全球化和新冷战的担忧。您如何看待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呢？

黄平：这个全球化，简单地说吧，狭义的，就是商品、服务、贸易、资本、信息、技术，以及（部分）人员，跨越国家和地区的流动、使用。它确实也带来人们不适应，带来机会、过程和分配方面新的不平等，造成我们一再讲的全球化最大的问题就是世界层面的不公正、不平等。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类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遇到新的挑战不确定性、风险，甚至带来新的大麻烦大危机的时候，是回到冷战、回到丛林，回到零和游戏呢？还是更加需要合作，首先是交流，交流信息、交流经验，通过交流找到合作的机会，最后共享，不论什么看得见看不见的成果、成就，大家分享、共享，还是倒退，回到那个 1947年以后，就是丘吉尔所谓铁幕讲话以后，美国为一方、苏联一方，那个所谓冷战格局，虽然热战没打起来，但是互相为敌、互相孤立、互相对峙、互相仇视？

我觉得，今天和当年那个时代不一样，中国早就是世界中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国已经在世界里面，它就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谁要再把它孤立出去、踢出去、分出去，另外自己再搞一套，把中国排斥在外，怎么排斥呢？我们中国是走互利合作共赢道路，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经验、智慧、能力，使我们不会掉进冷战的陷阱、冷战的圈套，然后把自己孤立起来或被孤立起来。我们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乃至于相当多的发达国家，一直是本着互利合作、共赢共享来发展关系的。就算有些人一心一意要与我们“脱钩”，想与我们打新“冷战”，既不现实，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乃至于对整个世界没好处，甚至是灾难。如果世界真正又陷入当年那样的冷战，那对所有人都是灾难。我们自己也要做好各种风险危机和危机管控和必要的，就是原则底线要坚持，要做好各种方案、各种准备，这是必须的，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求得发展，在发展中让我们更安全。

主持人：好的，谢谢您的回答，还有一个问题，说到全球大变局，中美关系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黄老师，您如何看待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呢？

黄平：中美关系磕磕碰碰，要说话长就很长了，1945年战争结束，到我们建国，建国以后朝鲜战争/抗美援朝、越南战争，然后到了70年代初，毛主席周总理与基辛格、尼克松会谈，1972发表上海公报，再到1979年建交，这个过程既有1945年二战后到解放战争期间美国支持国民党，新中国建立后又有朝鲜战争和冷战，中美华沙谈判谈了很多年没有结果，直到基辛格1971秘密访问，才有了尼克松的访华，虽然有了《上海公报》，但一直拖到1979才建交，建交以后也不是一帆风顺，也有一些磕磕碰碰，也有一些原则分歧，也有一些必要的斗争。但总的说来，从1972年、1979年以来，一直到最近，这40多年来，中美基本上是维持住了一个大盘子，而且这个大盘子我们是在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公报基础上，不但维持住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使整个世界基本上是在一个大的和平环境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中美关系处理中就不像冷战中的苏美关系，所以我们有交往、有合作、有摩擦、有分歧，40多年是这么一个过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是明确提出要在新时代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中美之间就是首先像过去一样，要确保不冲突、不对抗，因为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不同，这两个国家不冲突、不对抗，是底线，是确保不但我们两国之间能够在一个和平和安全环境下来发展和发展两国关系，也确保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的周边和相关国家和地区，不进入当年那样一个冷战，或者为敌或者被迫选边站队，或者孤立隔绝状态。

第二就是互相尊重，因为两国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支撑这套制度的价值意识形态不同，那我们是本着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相互尊重，承认差别但互相尊重。没有互相尊重，无法真正和平共处。

第三，合作共赢，就是能合作的领域，经济也好，贸易也好，科技也好，乃至于非传统安全，新的这些像气候变化这些，包括这次疾病等等，通过合作求得共赢。

至于能不能达到，达到了多少，要花多长时间，是否是本届美国政府就要突破它，这个不是我们一方能决定的，我们还是尽最大努力确保一个基本的国际环境、国际关系的稳定。因此也保证我们有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不至于从大的方面打乱、打破我们的规划、蓝图、发展步骤，民族复兴、祖国统一和最后世界和平做出中国的贡献，那是从我们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坚持的。至于美国，从来就有一些人要与中国为敌，美国本届政府上来后，在2017年底，更是1945/1949以来首次，更是1972/1979以来首次，正式把中国作为第一号的战略对手，最近的美方在任位置最高的几位高官更是咄咄逼人，还不断出台“法案”和行政命令等。但是我们不会被他们设定的圈套拖进陷阱里。反过来说，我们该坚持的原则，该坚持的底线、该坚持的主权和安全红线的还必须坚持，要保证主权、安全和独立、发展利益，也保证支撑我们这些狠心利益的基本制度、基本理念，这些东西即使是在中美关系过去相对比较稳定比较友好的时候，我们也是绝不退让的。

客观上说，美国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中国挑战了它，更不是中国要取代它，而是继续认准自己就永远是世界老大、理所当然是老大，因此要为世界制定规则、要当霸权国家，还是在新的百年未见大变局下、新的国际关系、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做其中的一员，哪怕仍然是最重要的一员，但也不能强加给中国或别的国家它自己的东西，更不能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威胁他国主权，这其实才是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关键，从美国方面说，真的是到了要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谁、有什么样责任、义务和权利、权限的时候了。

主持人：再次感谢黄教授的精彩演讲和解答，也感谢您从香港与我们连线，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我们的讲座预告会在中信基金会微信公众号中推出，谢谢大家，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