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欧洲国际关系室主任。

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期间，欧美关系出现冷战后时期前所未有的裂痕，除了关税战、外交战之外，美国也对欧洲国家防务开支不足问题“恶语相向”，反复指责欧洲盟友是“赖账者”，搭美国的“便车”，引发欧盟诸多国家的不满。当下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理念在历史上虽非“孤例”，但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所倚赖和行使的权力却不仅不属于以“吸引力”为主要特征的“软权力”（soft power），或是以“自由国际主义“为核心的“巧实力”（smart power），也难以归入以军事力量为主要考量因素的传统的“硬权力”（hard power）范畴。究其权力来源和行使方式，更恰当的做法是使用一个新的概念——“蛮横的权力”（可简称为“蛮权力”，英文译为rude power）对其进行总结和概括。

所谓“蛮权力”包括以下三项基本内容：

第一，理念上是一种短视的实用主义，以“即时见效”为目的，不在乎声誉的损失和对长远未来的影响。信奉“蛮实力”的政府并没有很强的道德观，但同时其受意识形态影响也不大，它谋求实现国家利益在每时每事上的最大化，无论对手是自己的敌人还是盟友，也不在意过度贪利带来的远期负面效应。“蛮实力”是结果导向的现实主义思维的产物，但它属于狭隘现实主义范畴，既不寻求妥协，也不注重威望和道义，其实施者易被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家汉斯·摩根索批评为“纯粹的‘政治人’”——“丝毫不受道德约束的野兽”；

第二，权力体现为交易和博弈的能力和筹码，除武力征服和实施军事威胁的力量之外，它还包括将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逆向化，将贸易、投资、金融网络，以及人员交流“武器化”的意志和资源。“蛮权力”的使用者不仅会“炫耀”自己航空母舰编队和军费开支的数量，也会在网络化时代对自由主义进行反切割，利用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和自己在网络中的地位要挟“棋盘”上的对手。自由主义者积极乐观地看待经济相互依赖和当今世界的网络化状态，认为国际制度可以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不确定性，因此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有利于参与各方权力的增长；在一个网络化世界中，权力取决于你和谁在一起（power with），而不是你能胜过谁（power over）。这是“巧权力”的理论依据所在，但“蛮权力”信仰者则从安全和相对获益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看重一国所拥有的消极权力（negative power），认为高度不对称的网络使得经济关系等“低政治”问题也可通过强制性方式处理，逆向相互依赖思维可以使得全球化“创造出一个任何东西皆可变为战争武器的世界”；

第三，粗鲁的行使方式，在不提供新的国际公共产品的同时，背弃外交艺术和讲究的修辞，以命令的方式追求本国利益。一流的外交可以放大一国的物质权力，这是无论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认可的事实，但“蛮实力”行使者不在意外交礼仪规范、言辞和逻辑中包含的相互尊重和互惠要素，留给外界一个“蛮横”的试图“以力服人”的负面形象。

相较于奥巴马时期美国外交施行的“巧权力”战略，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更加符合“蛮实力”的特征，并将其反复运用于欧美关系之中：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本质上是美国贸易优先、美国就业优先、美国经济优先，在对外贸易关系中，持重商主义观念的美国政府将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看作零和游戏，凡是危及美国贸易和就业的国家都被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危害国，它滥用国家安全理由，向包括欧洲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发起全面的“关税战”，2019年不仅未取消2018年征收的钢铝关税，反而继续威胁对欧洲汽车及其他商品征收高关税，2020年初又对欧洲产大型民用飞机的关税上调至15%；为扩大美国页岩气在欧洲的销路，打击竞争对手，2019年12月美国制裁参加 “北溪-2号”天然气管线工程的欧洲企业，该工程是德国与俄罗斯合建的俄气输欧的重点项目；作为二战后国际金融体系和信息体系的核心结点国家，美国政府不仅继续监视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货币和信息流转，而且将自己的特殊地位作为“武器”，以拒绝情报分享、阻挠SWIFT支付系统运作、进行“次级制裁”等方法吓阻欧洲国家政府和企业与伊朗、中国的正常经济往来和技术合作，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使用强制性经济工具的频率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对欧言行上，特朗普 “创造”出大西洋关系史上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有美国在任总统公开表态“欧盟是一个‘敌人’（foe）”，第一次有美国在任总统公开反对欧洲一体化，并运用多种媒体手段和公关策略，扶助欧洲内的民粹和反一体化力量，他也是第一位威胁欧洲说美国有可能撤出北约的美国总统，这些针对性表态，再加上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动辄“甩锅”他国的“惯常表演”，以及部分美国驻欧洲的外交官们干涉欧洲政经事务的粗暴做法都引起欧洲国家政府和民众的极大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