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弦：欧盟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所谓安全战略，是指一国依据内外条件，在特定安全观的指导下，谋求实现自身重大安全诉求的根本方略。显然，这一战略的实施，对于我国和平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而如何认识主要国际行为体，特别是欧盟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则又对战略之有效实施，至关重要，值得认真加以阐释。为此，本文尝试在扼要归纳我国战略的构成要素之后，着重就欧盟与各要素实现间的内在关联性，做一较为全面的介绍。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尽管近年来中欧关系中的矛盾面有所凸显，但从根本上讲，欧盟对于我国战略诉求的实现，始终居于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内外形势的发展演变，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冷战终结与中国崛起，我国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新安全观，用以指导战略的制定。其后，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战略指导思想也与时俱进，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直至进入新世纪后，在“国防白皮书”中明确提出了“国家安全战略”概念（2004年），并随后再次予以阐述（2006年）。[1] 毫无疑问，这一战略的根本目标，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国的重大安全诉求。而就战略的构成要素而言，又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发展安全，构成我国安全战略的核心取向。维护和平历来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取向之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于21世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被确定为我国新时期坚定不移、压倒一切的根本目标，为此更是需要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同时，随着国际形势中的各种结构性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与后冷战时代来临），中国对当代世界的基本判断，也从“战争与革命”，转为“和平与发展”。且因综合国力日渐增强，外敌大举入侵的生存威胁，已基本消除，而发展面临的威胁，则不断增多、加大。因此，维护世界和平，保证发展安全，必然成为中国安全战略的两大核心取向。[2]
其次，首重“政治”与“军事”安全，强调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两者均属传统安全领域，是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出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这在我国的安全战略表述中，一向被置于首要地位。[3]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形势发展需要，“维护海洋权益”在中国的战略考量中，已占有愈来愈重要的位置。
第三，“经济安全”受到高度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与中国各项重大诉求的实现，均直接相关：其一，推动经济发展是实现小康社会的核心举措。因此，促进经济安全，正是为实现这一核心目标，提供保障。其二，随着内外形势变化，我国安全战略的指导重心，已从维护生存转到保障发展。显然，保证经济发展，正是战略实施的重中之重。其三，从根本上讲，综合国力愈是强大，愈能保障“政治”和“军事”安全，而发展经济，则是推动综合国力提升的基本途径。[4]其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愈来愈成为影响当代国际关系的“首要”和“关键因素”。随着我国开放度加深，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意义，也日趋凸显。
最后，以“新安全观”为指导思想，促进国际安全。自1990年代中期起，中国形成并大力倡导了新安全观。[5] 其“核心”内容，是主张国家间放弃利用武力，通过“互利、互信、平等、协作”，实现共同安全。[6]在中国领导人讲话和政府文件中，多次阐述、强调了这一理念，成为我国所倡导的主要模式，被视为推进国际安全的重要途径。同时，强调“综合安全”，亦属新安全观的要义之一，即安全诉求不再限于军事、政治领域，还包括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环境、信息方面，涉及到发展与安全、内部与外部安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国家与个人安全的统筹等诸多问题，。[7]
历史发展表明，由于欧盟自身及中欧关系中的某些特点，其与中国安全战略的以上四点要素，存在着不少契合之处，从而为双方实现宽领域、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具体说来是：
（一）就战略核心取向而言，具备合作基础。从根本上讲，欧盟建设的宗旨、模式与国际地位，决定了其对外战略的核心取向，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与我国“求和平、促发展”的战略取向，颇为相近，从而为双方发展深度合作，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二战后，欧共体创始国终于认识到，通过战争非但不能保障安全，反而导致了欧洲衰落与国际主导地位丧失。为此，应当根本转变观念，放弃单方面以武力求安全的模式，确立多边主义框架，推行新型的“欧共体模式”。即在自愿与平等基础上，建立欧洲共同体，通过机构化、制度化、规则化、法律化手段，打破民族国家界限，实现区域经济、政治一体化，促进各国利益融合，以防止欧洲战争再度爆发，推动经济繁荣，进而发挥更大国际影响。由此可见，欧共体模式的实施理念，首先就是促进欧洲自身的和平与发展。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随着欧盟的不断深化与扩大，成员国间爆发战争已“不再可能”，一体化程度、外贸参与度及经济总量，均达到世界首位。
经济全球化与冷战终结，为欧盟谋求国际地位提升，创造了条件。[8] 在这种大背景下，以欧洲模式的成功为依托，借重其示范效应，推行多边主义理念，促进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就成为欧盟的内在诉求。因为这有助于其参与全球竞争，发挥经济和“软实力”优势，最终导致国际影响力增强。欧盟的《欧洲安全战略》文件明确指出，作为“全球性的角色”，欧盟应当为“全球安全”与“建设更理想世界”承担“一份责任”。为此，建立“以有效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成为其促进安全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这主要是指欧盟理念的外化，即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强调通过多边机构（联合国）、规则（联合国宪章）、法律（国际法）来维持有效多边合作，最终实现“和平与安全”、“发展”和“繁荣”。[9]
由此可以看出，欧盟战略的核心取向，与中国有着深层契合之处：双方都强调了“实现世界的和平、可持续发展和繁荣”，“和平解决争端”和“有效多边主义的重要性”。 [10]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这种深层契合超越了利益层面考虑，是中欧基于各自发展理念与模式，在处理国际关系价值取向上的交汇，从而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更加稳固、坚实的基础。
（二） “政治”与“军事”安全。维护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历来是我国政治与军事安全诉求中的核心目标，故在安全战略中，被置于首要地位。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与美、日乃至其它某些周边国家相比，由于所处地位较为超脱，欧盟对我从未构成直接威胁，且有望发挥积极作用，重要意义不应低估。
概而言之，当前中国独立与完整所面临的直接威胁，大体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关乎我国内政与统一的核心利益问题，如台独、藏独、疆独等。特别是台湾问题，涉及面既深且广，成为“制约”我国“安全的头号因素” [11]。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主权争议。近些年来，随着大部分陆疆边界的划定（但中印边界争议仍未解决，涉及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海疆争端更加突出，对我国构成严峻挑战。三是受到大国全球战略的强烈冲击，如美国的海洋战略从追求绝对安全出发，试图围堵、抑制中国，并高调介入区域冲突（如在台湾、南海问题上），直接、间接危及到中国安全。导致三方面威胁产生的原因，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利益冲突。且三方面威胁的纠结与互动，更使矛盾趋于复杂、尖锐化。
与上述威胁形成鲜明对照，欧盟与我国无任何重大利益冲突，并不构成直接威胁。其深层原因在于：从地缘政治等方面看，地处欧洲的欧盟与中国互不接壤，双方相距数千里，不存在领土纠纷；其成员国与我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中英香港、中葡澳门问题，都已通过谈判，获得圆满解决。[12]就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而言，欧盟并无直接的利害关涉。从全球博弈的角度看，欧盟军力远不如美，并无全球军事战略，在亚洲则既无驻军，又无条约义务，而是更关注于周边地区，故与我国不存在利益对抗（这与美、日均有所不同）。
以上因素的存在，使得1949年以来，中欧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冲突”，也使得欧盟承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13]，有着更为现实、可信的基础。如果回溯上个世纪的朝鲜战争、中苏军事对抗（包括苏于两国边界陈兵百万）与珍宝岛之战，中印、中越自卫反击战，再考虑到当前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中日之间的历史纠结与钓鱼岛争端，中印边界纠纷与领土主权争议，美国海洋战略对中国的“围堵”，及我国与南海诸国的海域主权争端等，欧盟对中国不构成“威胁”，甚至能发挥战略平衡力量的意义，也就愈加彰显。[14]
就当前而言，欧盟对中国安全的现实意义，至少在两大问题上，能够显现出来。
一是台湾问题。与美、日的战略取向相比，欧盟有着明显不同，非但不对我国构成威胁，反有望发挥一定的制衡作用。
我国有关研究指出，作为拥有全球战略的超级大国，美国始终将台湾视为“牵制”大陆的战略“棋子”。随着中国崛起，其加强台湾、防范大陆的战略考虑，也有所增强，故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依靠“与台湾关系法”维持、加强对台军售（前不久美再次实行军售，又引起了我方强烈反应），确保两岸长期分离，成为美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地缘政治看，台湾对日本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美国”（被认为扼“日本生命线之要冲”）。近年来，日对台关系“不断升温”。除受美东亚战略调整影响外[15]，其主要战略目的，是要牵制中国崛起，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从而成为“影响台海和平稳定走势的严重障碍”，引起大陆方面的密切关注。[16]
而由于台湾问题“不涉及欧盟国家的核心利益”（既无美国式的全球战略考量，[17]又无日台间的历史渊源与现实需求），故其“并不希望”该问题成为中欧“发展相互关系的障碍”，对大陆方面的诉求，表现出了愈来愈多的尊重。欧盟及其成员国明确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承认大陆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不与台湾当局发展政治关系（在外交实践中欧盟坚持了这一立场：1999年曾就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论，声明支持“一个中国政策”。2006年2月，针对陈水扁提出所谓终止“国家统一委员会”运作的决定，欧盟发言人又明确表示，这是“挑衅”行为，非常令人遗憾。法国、德国、希腊等成员国亦表达了同样立场） ，[18]不搞对台军售；将对台关系的发展，限制在“大陆方面允许”的经贸、科技领域。对此，我国有关研究明确指出，“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欧盟相对超脱。中国发展对欧关系有制衡美、日的作用，虽然最终结果并不确定，但在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中，欧盟是中国可以努力争取的一级”。[19]
二是维护海洋权益。随着形势的发展演变，这一问题愈来愈显得重要、突出，已被明确定位为我国的“核心利益”，[20] 因为它直接关乎主权与领土完整、战略重心走向与未来地位，关系极为重大。
其背景主要是：随着大部分陆地边界的划定，我国与邻国的领海主权争议日渐突出，涉及黄海、东海、南海三大水域，日、朝、韩、越、菲、马等八国（争议面积高达150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海域辖区的1/2）。[21]由于关系重大（事关领土主权、经济资源与战略要道控制），分歧难于调和，矛盾趋于尖锐化。[22] 不少亚洲国家试图借美抑中，更使对抗复杂化。与此同时，中国已是进出口大国，90%以上外贸依靠海运。因此，加强海军行动能力，维护中国海权，以确保“海上生命线”畅通，无疑具有重大、深远的战略意义，[23]而这又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军力部署，产生了某种对抗性（中、美均宣布南海问题涉及各自的“核心利益”）。
鉴于目前形势的严峻、复杂性，中国已明确将海权纳入“核心利益”，表明我国的战略指向，正从维护陆权向海权转移，也再次突显出欧盟对我国的独特意义。
首先，在这一事关未来安全的核心领域，欧盟同样与中国无重大厉害冲突，不构成直接威胁。欧盟既非日本等当事国（如上所述，日本等8国与我有海疆争议），又无驻军和条约义务（如美国及其与日、韩的军事同盟条约。前不久美曾表示，钓鱼岛问题涉及“美日安保条约”。美日还将于12月举行所谓夺回钓岛军演[24]），因此，不会与我国形成对抗、冲突，甚至直接构成安全威胁（而东盟国家对南沙的控制举措[25]，日本抓扣中国钓鱼岛渔船事件，美韩军演与美航母试图驶入黄海等，[26]都属于此类状况）。此外，因无直接利害冲突，欧盟未来在亚欧峰会框架内就此发挥积极影响的可能性，也值得我国关注。[27]
其次，欧洲并无美国式的全球海洋战略，即试图将中国“围堵”在“第一岛链”之内，（据报道，欧舆论一致反对美建立“亚洲北约”以围堵中国的计划[28]），“抑制”中国海权战略发展，[29] 甚至高调介入南海争端，[30]因此更易与我国建立协作关系（如目前双方在亚丁湾的海军护航行动）。且在海军传统和经验方面，中国与美国存在着较大差距，而欧盟成员国作为传统海洋强国，确有值得中国借鉴之处。[31]
第三，从长远看，中国发展海权战略，无论是保证近海安全，还是“远洋作战能力”，都以加强海军实力为前提条件，而这又以高新技术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为基础。[32] 欧盟是我国第一大技术来源地（美国则对华技术封锁最严[33]），又是最为密切的经贸合作伙伴。其对中国战略目标实现的长远意义，不言自明。
（三）经济安全。从广义上讲，凡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包括防止市场动荡与风险，推动有序、公平的国际秩序，促进可持续增长，提升竞争力与国力的经济因素，都可视为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安全。而欧盟在这方面的影响与作用，值得我国高度重视。
其一，从国际市场的规模、条件与稳定性看，有利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实现。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已历经三次重大飞跃，从“关税同盟”、“单一市场”发展到了“经货联盟”阶段，由6个创始国逐步扩大至27国。目前其一体化程度、经济总量（约占世界1/4）和全球贸易参与度（高达1/5，不含欧盟内部贸易），均居世界首位。这意味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区域一体化（这一历史进程仍在继续），欧洲众多的国别经济已整合为一个单一大市场。该市场的幅员大于美日之和，且高度发达、稳定、有序，有着统一的准入条件与关税政策。中国只要进入欧盟一国，就是进入了整个欧洲市场，享有商品、服务、资本、人员自由流动之便，标准、规则（乃至货币）统一之利，交易风险与成本大幅降低。
其二，在世界经济秩序建构方面，作用不可替代。这种秩序的稳定、有序乃至公平，是我国维护外部安全的框架性条件，意义颇为重大。从国际贸易体系看，欧共体创始国均为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在这一多边框架下，“共同贸易政策”得以确立。其基本目标之一，就是推动世界贸易走向“自由化”。欧盟成员国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积极参与了总协定各轮减税谈判，促成工业品关税的大幅降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与世贸组织建立、运行方面，欧盟更是发挥了引领性作用（这对抑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具有一定意义）。对于中国入世谈判，欧盟是大力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与此同时，欧盟还是双边贸易关系的积极推动者，目前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缔结有贸易协定。早在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之前，即于1978、1985年先后与我缔结协定，给予了最惠国待遇。此外，作为实行发展援助最力的发达经济体，欧盟除对非加太国家实行贸易优惠外，还曾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精神，单方面对亚洲国家实行了“普惠制”，我国亦是主要受惠国之一。
就国际金融体系而言，作为IMF和世行重要成员，欧盟国家对于这一体系的运行，至关重要。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后，欧共体曾建立“欧洲货币体系”以求自身稳定。世纪之交的经货联盟创立与货币统一，更是在国际金融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欧元成为抑制美元霸权、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为我国规避风险，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提供了一种重要选择（目前欧元占我国储备的26%[34]）。值得强调的是，在此次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中，欧盟在推动全球协调，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发挥了重大影响，如促成G20峰会召开，提出改革方案促进全球金融监管，主张增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IMF等中的投票权数等。[35]
其三，具体到市场关系层面，欧盟由发达国家组成，经济总量居世界首位，“市场广阔，购买力强”，[36] 而中国则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且增长迅速。双方所处发展阶段不同，经济互补性较强。这对我国发展与长远安全而言，意义颇为重大。
首先是商品贸易。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曾长期倚重美、日，不利于市场多元化战略。自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欧贸易发展迅速，从1978年的33亿跃至2008年的4256亿美元。[37] 欧盟先后超过美、日，连续多年成为中国第一贸易伙伴与出口市场。显然，从出口的稳定与安全来讲，其发挥着突出作用。
其次，就对华直接投资看，欧洲虽起步较低，但增长速度快（德、法、葡、西、卢等11国增幅目前超过两位数），曾连续多年居我国外资第四位。到2009年底为止，欧盟投资累计已达737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第三。[38] 其对华投资具有突出特点，主要是平均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且多集中于重要行业，如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医药及医疗器材制造业、电子、电器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工制品业、食品及饮料制造业和机械工业等，有利于技术转让和企业管理示范效应的展示[39]。这无疑是中国希望欧盟成为“最大投资伙伴”的重要原因之一。[40]
第三，由于种种原因（如地缘政治，对华技术出口政策相对宽松等），欧盟始终是我国累计最大技术来源地（2009年中国自欧引进技术2772项，合同金额64.3亿美元，占引进技术总额的30%）。对此，中国政府给予了高度评价。温家宝总理指出，在伽利略项目、生物技术、航空、航天工业的中欧合作成果卓著，具有高度战略意义（例如，在处于高新科技前沿的航天领域，欧洲是我国唯一的重要合作伙伴）。科技部长徐冠华亦曾指出，在对外科技合作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极其重要，合作将成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石。[41]
（四）在“新安全观”战略实践中，占有突出地位。如前所述，“新安全观”被我国视为推进冷战后国际安全的基本途径，构成了战略实施的主导思想之一。其要义，是要摒弃单方面以武力求安全的传统路径，强调通过“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42]同时，鉴于目前安全的含义具有“综合”性（纳入了经济、科技、社会、环境、文化等诸多领域），其“手段”已“趋向多元化”，故“加强对话与合作”，就“成为寻求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径”[43]。这必然意味着，国际合作的范围愈广，程度愈深，就愈有利于我国安全（同时也是“共同安全”）的实现。而从这一意义上讲，欧盟在我国的战略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毋庸赘言，加强合作是一种双向选择，中欧之间的契合点愈是深广，基础就愈加牢固，合作的发展潜力也就愈大。就中方而言，在处理国际关系的价值取向，政治与军事安全，市场经济关系几大方面，显然与欧盟有着合作基础（如本文前几点所述）。而从自身地位与利益出发，欧盟亦同样（甚至更加）重视发展对华关系。[44]其主要着眼点在于：（1）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是欧盟维护全球竞争力的根本途径。而对华经贸关系，则对于其维护竞争力，[45] 甚至经济安全（涉及价格与市场波动、竞争环境与宏观经济稳定等领域）[46]，具有重大意义；（2）有助于欧洲发挥更大国际作用，因为全面“崛起”的中国，有着“区域”和“全球”影响。[47]（3）欧盟应注重软权力等诸多优势，对华积极实行“建设性接触”政策，即在诸多领域展开合作，以此作为发挥自身影响的根本途径。
上述契合点的存在，使得世纪之交的中欧关系，出现了三次重大飞跃，最终导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48] 进而为我国实践“新安全观”，大力拓展与欧盟的对话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首次制订的“对欧盟政策文件”（2003年10月）中，我国详尽“规划”了五大“合作领域”，二十五项“相关措施”。[49]这对新安全观的实践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时间推移，中欧之间已在50多个领域，确立了对话与合作关系。[50]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既涉及政治、经贸、科技，又包括法律、社会、文化、环境、信息诸方面，既与国计民生相关，[51]又涉及区域（如朝鲜、伊朗、阿富汗）与全球问题（如气候变化，金融危机，能源、粮食、环境、公共卫生安全等），既关乎传统安全领域（如在国际裁军会议中加强合作），又关注非传统安全（如加强防扩散与反恐等专题对话等）。[52]显然，这种基于平等互利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合作，成为新安全观得以成功实施的集中体现。由于中欧各自的地位与作用，这种合作，不仅直接关乎中国内部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对于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可持续发展，都在产生着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可见，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欧盟对我国的安全战略实施而言，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另一方面，不应否认的是，中欧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所处发展阶段各异，地位与利益不尽一致，故在诉求与主张方面，差异、分歧与矛盾在所难免。因此，采取理性态度对待这一面，积极谋求扩大共同点，缩小分歧面，直至搁置争议，以求共赢，同样至关重要。但就大局而言，特别是与中美、中日关系相比，欧盟地位与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这一点应是毫无疑义的。
[1] 见 《2004年中国的国防》、《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
[5] “新安全观”是对传统安全观的扬弃，1997年由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正式提出。在2002年7月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曾提交正式文件，系统阐述了新安全观及其政策主张。2009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大发表讲话，坚持了新安全观的立场。并就此提出了四点主张。 参见：（1）杨洪刚、余朝阳《论中国新安全观的内在机理与实践意义》；（2）《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
[6] 参见《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
[7] 参见：（1）《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2）《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3）刘国新《新时期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的重要理论》，
[8]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9] 同上，pp9-10
[10] 《第十二次中国与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
[11] 王逸舟教授指出，“从目前至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台湾问题是制约中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因素。台湾问题涉及军事、外交、内政、经济、政治各个方面，极其复杂而且影响深远。台湾问题最有可能把中国拖入战争漩涡，导致中美直接的军事对抗，因此处理台湾问题是对我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的最大考验，是中国在东亚区域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一步”（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见《和平发展阶段的国家安全》，载《世界知识》杂志，
[12] 丁原洪 《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中欧关系》，见《欧洲研究》2009年第5期，第30页。
[13] 有关文件曾多次表述了欧盟的这一立场。如在《第十二次中国与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
[14] 冷战时期中国将欧共体视为抗苏的战略平衡力量，成为率先与之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始终将欧盟视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也是以其不对我政治、军事安全构成威胁为基本前提条件的。
[15] 该战略的核心内容是“联日制华”，以“维持台湾海峡分裂现状，以美日同盟的共同威慑力防范中国的崛起”。 见《冷战后美日欧盟与台湾关系研究》， 九州岛出版社，2009年4月，第351页
[16] 参见同上，第197-203页，338-357页。
[17] 关于美、欧的对台政策差异，中外学者均曾论述了其地缘政治根源。例如，王军指出，“具体到台湾问题，在欧洲地缘政治的雷达上，台湾一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光点。而对美国来说，台湾则是一个耀眼的红色焦点。见《朋友还是对手---冷战后的欧美关系解读》，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11页；美国著名学者戴维·香博（沈大伟）亦指出，“欧洲在亚洲既没有战略利益也没有驻军，欧洲对台湾防御不承担任何责任，欧洲也没有一个活跃的为台湾进行游说的院外活动集团，这些便利条件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双方(中国与欧盟)的共同利益”。见 《新战略三角：美欧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华盛顿季刊》，2005年夏季号。两书均转引自：《冷战后美日欧盟与台湾关系研究》，第464页。
[18] 在1998年以来的历届中欧首脑会议声明中，欧方都明确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又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在外交实践中坚持了这一立场。参见同上，第458-459页。
[19] 同上。第458页
[20] “捍卫海洋权益”于2004年被明确列入了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和任务”之一。参见《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另外，据日本共同社今年7月3日报道，中国政府4个月前首次向美国高级官员正式表明立场，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参见：米艾尼、张静《南海，暗流涌动》，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28期，转引自《作家文摘》
[21] 详见：马小军《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吗》，载《世界知识》2010年第14期，转引自《作家文摘》，
[22] 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已违反同中国达成的协议，对控制南沙群岛采取了行政、法律等手段（详见： 米艾尼、张静《南海，暗流涌动》。另外，日本对我钓鱼岛渔船的抓扣事件，也很能说明问题。
[23] 即“南海-马六甲海峡-亚丁湾之线”。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1.8亿人口的生计直接或间接依赖此线。见 倪乐雄《海权即生命—中国应追求的海权战略》，《南方周末》
[24] （1）凤凰资讯台报道。（2）魏东旭《中国新型战舰南海显实力》，载《世界新闻报》
[25] 参见 注23。
[26]中国政府发言人
[27] 据凤凰资讯台报道，原先并不打算与会的日本，突然决定参加今年10月在欧洲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以争取欧盟国家对其抓扣中国钓鱼岛渔船做法的理解和支持。
[28] 据凤凰咨询台相关报道。
[29] 参见：（1）《黄海，曾改变历史的敏感水域》；（2）马晓 等，《与美国航母交锋60年》，见《环球人物》2010年第20期，转引自《作家文摘》
[30] 前不久美国务卿希拉里围绕中国周边的7国之行，被认为是在寻求围堵中国的战略支撑点。美与越南还举行了联合军演，并宣称南海争端涉及美“国家利益”。见 凤凰咨询台有关报道。
[31] 美国战略学家罗伯特·卡普兰坦言，美国海军具有悠久传统，远非新中国海军可以比拟，而后者最大的弱点，是缺乏有效实践航海技术的海军传统和经验，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像希腊人、英国人、威尼斯人那样走向海洋。” 见 梁嘉文 于胜楠 《中国海权发展可“以美为师”》，载《国际先驱导报》
[32] 如建造航母必须具备五大科技能力。参见：巴丁《建造航母必须具备五大科技能力》，载《学习时报》
[33] 韩旭东《美国对华技术封锁50年》，载《环球》2010年第14期，转引自《作家文摘》
[34] 据凤凰卫视咨询台财经节目相关统计数字，
[35] 吴弦 《金融危机下的欧盟协调应对举措》，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1期；《危机应对与欧盟模式的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见《欧洲发展报告2009/10》主题报告第4部分。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4月。
[36] 参见：裴长洪等着，《欧盟与中国—经贸前景的估量》，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第20-21页。
[37] 据中国海关总署13日公布数字，2008年中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总值为4255.8亿美元，增长19.5%，继续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期中美贸易额为3337.4亿美元，增长10.5%，中日贸易额2667.8亿美元，增长13%，即中欧贸易增速分别高于中美、中日9个和6.5个百分点。、中日双边贸易增速9个和6.5个百分点。资料来源：网易财经，
[38] 资料来源：商务部 《中欧建交35年来经贸合作关系日益深化》，商务部网站，
[39] 参见拙作：《中国-欧盟伙伴关系中的经济利益取向》，2003年。另外，商务部网站文章亦指出，“欧盟对中国投资一直具有单项项目金额大、产业覆盖面广、技术含量高等独特优势。在华欧资企业已成为外资企业中的生力军，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参见同注（38）。
[40] 《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明确指出，“中国致力于发展中欧富有活力和长期稳定的经贸合作关系，并期待欧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与投资伙伴”。
[41] 张祖谦《中欧商业关系》，见《中欧关系—观念、政策与前景》，（美）沈大伟、（德）艾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周弘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28页。
[42] 《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明确指出，“历史证明，武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争端与矛盾，以行使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为基础的安全观念和体制难以营造持久和平。人们普遍要求摒弃旧的观念，以新的方式谋求和维护安全。在此形势下，以对话与合作为主要特征的新安全观逐渐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之一。”“新安全观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新安全观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要求。”
[43] 参见《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
[44]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盟曾先后发表5份对华政策文件，积极谋求发展中欧关系。作为回应，中国政府于2003年10月发布了首份“对欧盟政策文件”（其中明确表示，“中国政府赞赏欧盟及其成员国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45] 从欧盟开拓全球市场、参与经济竞争与资源配置着眼，中国作为贸易与投资的重要场所，显然不容忽视。欧盟委员会指出，随着相互依赖加深，外部市场对欧洲经济而言，已愈加重要。据统计，欧盟对外产品出口，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五分之一（服务贸易约占其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1200万个就业机会直接依赖出口，间接依赖者则更多（1993-94年的欧盟经济复苏，就“得力于出口带动”）。更加重要的是，生产领域的全球化步伐加快，特别是“投资和公司经营网络”与“国际产业合作”的形成，使得愈来愈多的欧洲公司，需借重或直接进入外部市场，从事经营和生产（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总量三分之一）。在此背景下，欧盟愈来愈强调亚洲市场的重要性（参见1994年的“走向亚洲新战略”）。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潜力，则提供了巨大的贸易与投资机会，不容欧盟忽视，特别是从与美、日竞争的角度考虑。
参见 吴弦 《欧盟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与政策》，载裘元伦等着《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见阿登纳基金会系列丛书，第1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63-164页
[46] 欧盟认为，虽然传统的安全定义与 “针对军事威胁的防务” 紧密相联，但冷战结束与全球化的进展，导致了欧盟更具广泛含义的新安全观、即“经济安全”观之出现。[46] 根据其定义（即“欧盟保护其（相对）福利地位的长期能力”），“欧盟的经济安全”，“直接受到了中国发展之影响”，因为保证欧洲经济安全的三大要素，即世界能源与粮食市场价格的稳定，市场出路与“公平竞争”及全球宏观经济稳定问题，均与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这里包括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直接相关。故欧盟认为，中国经济如能保持稳定与持续增长，将同时“符合中国和欧盟双方的共同利益”。
参见 吴弦 《中欧伙伴关系中的经济利益取向》，载周弘 等主编《中欧伙伴关系中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
[47] 欧盟认为，与日本、（前）苏联情况不同，中国的“崛起”表现在各个方面，即不但在“经济”、而且在“军事-政治”领域，中国“都在日益强大”，从而更加具有了“地区”和“全球”意义。详见：（1） Communication of the Commission, A Long Term Policy for China Europe Relations, COM(1995)279,Final，pp3-5；（2）吴弦 《中欧伙伴关系中的经济利益取向》。
[48] 所谓三次重大飞跃，是指从1998年中欧双方确立“建设性伙伴关系”，到2001年的“全面伙伴关系”，再到2003年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参见： 张志军（外交部副部长）《继往开来开创中欧关系新局面—纪念中欧关系六十周年》，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5期，第3-4页。
[49] 《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除前言外，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三部分“加强中欧各领域合作”为文件阐述重心（篇幅占全文3/4强），涉及到政治、经贸、科技、社会、文化、教育、法律、卫生、司法、行政、警务、军事等诸多领域。。
[50] 应当说，在诸多领域进行“合作”，成为中欧双方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最突出特征。事实上，中国政府对于这种关系的阐释，也完全是围绕着“双方的合作”而展开的。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所谓“全面”，是指双方的合作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所谓“战略”，是指双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所谓“伙伴”，则是指双方的合作是平等、互利、共赢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详见 《欧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0页。
[51] 如中欧经贸合作对我国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影响。
[52] 关于中欧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关系，可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