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欧洲至今，我给自己提了一些问题，但仍没有明确的答案。

1960年代，我就开始尝试阅读狄更斯、莎士比亚、哈代的英文作品的缩写本或简写本；1970年代中期到整个1980年代则比较认真地读过培根、休谟、洛克等英国哲学家的著作，当然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关于英国或基于英国或在英国写的著作；1987年起在英国学习了近六年，主要是做英国社会和思想史的研究，除了读英国人写的书并与他们讨论、争论，也实地观察了英国，其间竟一次也没回国，并有五年时间一直住在一个英国人家中；1992年回国后在社会学研究所的十几年里，也主要是应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中有很多也是来自或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英国的社会史研究和当代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

2014年来到欧洲研究所工作，其实也是重新学习。我和同事们正在做的是欧洲社会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这应该是一项长期项目，我们关心在欧洲内部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而每一个发展模式也在这两三百年中不断发生着变化。比如说英国经验和英国理论，今天的英国和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狄更斯写《雾都孤儿》，甚至和1945年二战后，和撒切尔夫人八十年代执政时已经很不一样，甚至与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期托尼·布莱尔当首相时推动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时也很不一样，那时吉登斯就是“第三条道路”理论上的“精神导师”。这些针对的只是欧洲的一角或者即将“脱欧”的一个国家而言，如果放眼看整个欧洲，那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就一直存在很大的差别，每个国家也变化很大，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有所谓莱茵模式、北欧模式，等等。

我今天带来的问题有三组。

“欧洲一体化”往前，还是放缓？

“欧洲”的五个层面：重叠的、累加的、多重意义的？

当我们讲“欧洲”时，至少有五个层面。

第一个是历史的欧洲。欧洲在近代世界史上曾经很辉煌，那个欧洲甚至也是今天中国还正在努力奋斗着的现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第一个模板，历史上的欧洲和今天欧洲，是纵向的“欧洲”，这个历史过程一直还在变化中，尚未结束。第二个是地理的欧洲，或空间的欧洲。它在七大洲五大洋之列，西欧是第一轮发展起来，后来跟上的有北欧、南欧以及今天的中东欧，更大的欧洲大陆，历史上曾连着俄罗斯。第三个是正在一体化中的欧盟，即现在英国要脱离的那个“欧洲”。第四个是与欧盟有交叉关系的欧元区的“欧洲”。不是所有欧盟国家都在欧元区里，例如英国没有退出欧盟时，也不是欧元区中的一员。还有第五个层面，也是有交叉的在欧洲的申根国家，也不是所有的欧盟国家都签署了申根协议。

所以，“欧洲”是一个重叠、累加和多重意义的欧洲，而不是那个固定不变的样板，这个样板是当初供我们赶超、学习，甚至把它当“老师”的那个欧洲。

“一体化”：制度、规则、法律的一致？

欧盟最重要的事是“一体化”，从酝酿至今天也才刚刚走过六十年又一。它还在推进过程中，就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逆一体化”，即英国将要“脱欧”，不管有协议或无协议“脱欧”，在2019年3月29日就会发生。

一体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用“稳步推进”来形容。但究竟何谓“一体化”？记得欧盟还只有15个成员国时，我们请过欧盟委员会主席、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来中国社科院演讲。他演讲完，我就请教他：作为欧盟委员会主席，您头脑中最重要一个问题、一个难题是什么？他说：我最头痛最关心、最想处理但最难解决、且还远远看不到头的事，就是两千多年前中国的秦始皇已解决的“书同文、车同轨”，即制度的一体化。

又过了几年，欧盟已由15国扩展为25国，我们又请了当时的欧盟委员会主席、葡萄牙前总理巴罗佐来社科院演讲，巴罗佐也是滔滔不绝。我又提了一个问题：“究竟您理解的一体化是什么意思？”他反问我怎么理解。我说我理解的一体化是在制度层面、规则层面、法律层面用一样的标准，首先是在预算、财政、货币、金融等层面。欧洲是世界上第一轮发展并孕育出现代国家或者现代民族国家的地区，它也是第一个试图让渡部分主权、形成这样一个区域性的联合体。让渡部分主权形成区域性联合体最重要的是在制度、规则、法律层面的一体化，而不是数量上的扩张，更不是一夜之间由15个扩张为25个，仔细看新进的10个国家，按照标准、法律、规则来评判，就显得有些过快、过早、过于勉强。

“尚未完成的工程”还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当代最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之一哈贝马斯提出过一个命题：“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这个概念的隐含意思是它能完成，只不过还没有完成。欧洲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法国革命开始有这套现代性制度，包括财政、审计、税收、司法、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哈贝马斯成长在战后德国，经历过欧洲最繁荣的黄金时代，他提出“尚未完成”概念，要大家再通过公共讨论、辩论、争论形成更开放的“公共空间”。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系列电影名字，英国“脱欧”只是现象或者一个国家，是否意味着“一体化”该放慢还是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这确实在困扰着我。

慢也有慢的好处？

再退半步，我们也别那么悲观。《红楼梦》里说“大有大的难处”。但我认为，大也有大的好处。欧洲的一体化放慢一点，是不是慢也有慢的好处？与一个国家建立需要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相比，61年走到今天已经够快了，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欧洲人经历的可不止两次世界大战。

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一见到周总理就说，你年轻时到法国生活学习过，您怎么看法国革命？基辛格原意想问怎么看1968年的学生运动，总理想到的是1789年，不加思索地回答，“法国革命到现在不到200年，要回答它还为时太早。”今天，这句话在法国思想界、理论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名言。“才200年”，还不好评价，何况欧盟一体化才60年呢？

欧洲一体化究竟是往前呢，还是放缓？确实是一个问题，一个真问题。

欧洲今天所遇到的挑战大多属于“未能预期到的后果”？

欧洲今天的挑战？经验、制度、认知层面的解读

欧洲今天遇到了哪些挑战？

首先，从经验层面看，今天欧洲遇到很多事：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此前的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希腊债务或者主权债务危机、还有恐怖袭击等等。十八大后的五年中的每一年，我们都带着四大伙伴关系——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全方位合作方案，包括新型城镇化、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走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连带社会养老、住房、教育、医疗等等，去布鲁塞尔或在北京参加一年一度中欧领导人峰会。恰好就是这些年，欧洲分别遇到克里米亚归属问题、希腊债务问题、难民问题、“脱欧”问题，等等。我们有学习乃至取经之诚意，可是对方的兴趣常常就在当年的焦点事务和危机上。当然这些危机是现实和迫切的，包括现在最胶着的法国“黄马甲”运动和英国“脱欧”。

其次，除了经验层面，是不是制度层面也有问题？在制度设计上，一体化最重要是经济一体化，至少要有统一的财政制度，但目前仅有统一的货币欧元。所以，在制度设计层面是否需要检讨，或可以改进？

再次，在认知层面上，如果是“尚未完成的工程（unfinished project）”，还要去积极完成吗？如果是想建成当年丘吉尔提出过的“欧罗巴合众国”，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impossible mission）”，不论是60年还是120年，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不可能完成。

最近，特朗普提倡一切要“美国优先”，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气候变化协议、以及伊核协议都推翻或撤出，其中包括最近在重大国际场合，美国政府居然把欧盟列为一般性国际组织。欧洲是最出思想、理念和主义的地方，从古希腊以来，文艺复兴是欧洲式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启蒙时期也是群星灿烂，“需要巨人也出了巨人的时代”，而且几乎每一个启蒙思想直到现在都还有活力。

那么，“欧洲”是否在认知层面出问题？18世纪以来，欧洲的现代制度和现代科学相随而行，而现代科学既是现代制度的产物，也是对它的正当性论证和合理化阐释，是对确定性的寻求。而当代，在认知层面最大的确定性恰恰是不确定性，它本身成了常态，如果是这样，我们对危机、风险、挑战、“黑天鹅”是否应该见怪不怪？

“未能预期到的后果”如何产生？

这些挑战是“未能预期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它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来，后来默顿把它发展成为一个解释性的概念，再后来被吉登斯在他的《社会的建构》里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概念。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最关心的是战略意图、能力／实力和权力比对，而社会科学其实对意图不那么在意。因为每个人都有意图且时刻都在变，最重要是每个个人的意图，也与其他人的意图不断互动着，更与其所处的语境、社会关系、历史背景互动着，结果就会出现未能预期到的后果。最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并不是外在于每个人，每个人都是一个主体，不管什么政策、外交、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每个人对它们的理解（甚至也无所谓理解正确／准确与否）就会影响到这个人的行为，也就影响到社会一员的行为，那么这一员也就因此也改变了整个社会之这一小部分，或部分地改变了这一小部分。因此，数千数万数亿人不管他们各自怎么理解，或谬误或错误或荒唐地理解，比如特朗普以及手下有彼得·纳瓦罗、博尔顿、白邦瑞等，用他们的理解来制定、阐释政策，最后一定是综合的，就是恩格斯讲过的无数“合力的结果”。

“未能预期到的后果”为何如此重要？因为结果常会事与愿违。卡梅伦并真不想“脱欧”，马克龙没想到燃油税会惹出如此之大的“黄马甲”运动，就像撒切尔夫人当年加了几十镑的“人头税”，没想到就被党内老臣质疑，还导致她下了台。

中欧关系：不确定性世界中的一个确定性？

中欧关系，一直是被认为是中国外交关系里最重要关系之一。如果说，中美关系一直是最要稳定住的双边关系，中俄关系是最为稳固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中欧关系至少是中美、中俄之后又重要又确定的一对关系。但现实中又面临着系列挑战。    

一方面，中欧合作中有着巨大的互补性；另一方面，欧洲的经验、欧洲的个案，欧洲内部不同的发展模式，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解决好我们面临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问题也有借鉴。

中欧关系更大的确定性在于中国本身，有人用了“西方之乱，中国之治”来形容，至少，中国的确定性体现在方向、目标、任务、路线图，和背后指导它们的思想，很清晰地朝着2020、2035、2049稳中求进。而欧洲的一体化也还是基本确定的，尽管有很多问题，但德法等主要欧洲大国在一体化进程问题上反而会更加坚定。

但有一个吊诡的问题缠绕着我，即：两个确定相加，会不会是不确定？

下一步，中欧之间少不了沟通、切磋。新时代的中国如何与新问题不断的欧洲相处？如果欧盟是继续朝着繁荣稳定、和平的欧洲一体化方向走，再走60年甚或120年，中国都将是与它能够相向而行的最大的地区大国，而欧盟也继续将是西方的最大区域联合体、最大的市场、最大的和平力量，这个如果是确定的，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就能够不仅维护，还能推进。

中欧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中美关系40至45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原有基本框架已不再适用，变得如此不稳定。与此相比，中欧关系中也有相当多的不确定性。

直接地看，特朗普去年挑起贸易纠纷，也冲着加拿大、墨西哥、韩国、日本、欧盟去，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在规则上逐个击破，先和加拿大、墨西哥搞自贸协议，再和日本、韩国，下一步和欧盟。特朗普要搞贸易保护主义，甚至退回到孤立主义，这个情况下，习主席第一次去达沃斯就高扬经济全球化、贸易便利化的旗帜，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包容。但到了2017年G20汉堡峰会，德国总理默克尔当着二十国的领袖说，“我们德国人早不那么幼稚和单纯，我们不止讲自由贸易，我们更要讲公平贸易”。“公平贸易”这个词现在也是特朗普所强调的，他认为只是自由贸易导致中国得利，所以要搞所谓的“公平贸易”。

另外，我们和欧盟原来一直坚持要建立平等伙伴关系，但现在欧盟却说要建立“对等的关系”。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而欧洲已经处在高现代性甚至后现代化的阶段，因此怎么完全对等呢？但这个词现在也从欧盟坚持到特朗普也要求“对等”。

这就是规则层面的不确定性，背后支撑的是规则，乃至于欧美在基本制度和价值方面的的一致性。

我们处在“已知世界的终结”？

如何解释中欧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今天，我们不是处在“历史的终结”，也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沃伦斯坦所说的“18世纪以来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世界正在走向终结”的时代？或者，吉登斯所说的“远离我们而去的世界”？18世纪以来，欧洲关于平等与自由的争论或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福山曾很自信地给出了与他的老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完全不同的结果——终结于美式西方民主，那场西欧意义上的争论随着苏联解体划上句号。亨廷顿则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又重新回到了文明的冲突时代。亨廷顿的文章1990年代发表后，还专门组织过一场讨论，请了十来个人，他请大家来批评，最后剩了五分钟给自己答辩，答辩词英文就三个字：“If not? What?（“如果不是文明冲突，那你们说是什么？”）其实，真的问题是，18世纪以来的那套知识体系走向终结了，从20世纪前70年代开始，就进入利奥塔所写的《后现代状况》，进入了不确定和高度碎片化的时期。

不确定的是否反而更有希望？

不确定性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从中国的辩证思维而言，挑战是危，但可以变成机，如果西方称霸世界是早就确定了的，那么中国的复兴就再无机会。不确定性从国际关系而言，就是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重新组合，不仅有挑战，也有危机、有陷阱、有难题。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此前经历了一战和几百年战争的欧洲人痛定思痛，再也不能打仗。战后也确实换来了70多年的和平，尤其是现在的西欧北欧。中间虽有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但也可以叫冷和平、“核恐怖平衡”，没有真打起来。在和平条件下，社会发展了、繁荣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都在解决之中，虽然也有老龄化这样的巨大挑战。冷战结束后，美国有“一超独霸”的短暂幻觉，也遇到过小挑战，如“9·11”恐怖袭击和美国指称的几个所谓的“流氓国家”。

但是现在，不但非洲的贫困／发展问题没解决，中东也越来越乱，还有各种地区矛盾和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气候变化是其一，还有疾病传染、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等。宗教极端主义也未必一定就有宗教背景，他们也不需要组成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和国家，但能通过极端行为包括微型、小型的极端行为造成严重的后果。原来的亚非拉寻求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需要人民组织起来，建立政党甚至革命，现在这些似乎都不需要了，只是骚乱、暴力和破坏。最新的“黄马甲”运动，连政治诉求都没有，政党也没看到，但就是不断发生，还有蔓延不息的架势。这样的挑战是当前对全人类最普遍的挑战，也是几百年从来没有过的挑战。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出现了大变动时期才有的社会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精英失职。是否真的出现了“西方之乱”？这又是我的一个问题。

至少，西方与非西方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博弈中非西方分量作为参与者逐渐壮大，甚至也开始参与规则制定，这方面的权重越来越高，这也是百年来的第一次，现在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可以理解是从“五四”以来的一百年，也可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百年，还可以说是西方主导世界200至300年来，出现的未有之大变局。“变”不止是经验、制度层面，还包括认知层面。从理论上而言，新的世界秩序不像当年二战后苏美英三巨头密谋搞出一个雅尔塔体系，也不仅仅是学术层面上看到经济越来越开放。信息化时代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参与者，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包括了斗争在里面，而不仅是要抛弃零和游戏，在谈判中坚持互利合作，这是必然包括伟大斗争的新时代。

欧洲也是差异的欧洲、“多速欧洲”

同时应该看到，欧洲内部的差异很大。欧洲人最近提出一个概念叫“多速欧洲”，欧洲各国，包括欧盟内各国，并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2016年在中国社科院来发布《欧盟安全战略》，这是在欧洲境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布这个报告。定稿时公投结果刚出来，她把那些“应该”都改成了“必须”，其中包括共同防务、共同外交。但是“多速欧洲”要搞共同防务、共同外交，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多速欧洲”，德法是不是可以先搞起来呢？

其实欧盟内部各国也有分歧和矛盾。美国小布什时期搞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就明确表示，更愿意和“新欧洲”玩，不愿意跟“老欧洲”玩。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等上和我们合作比较多，他们有大量的经济、投资、贸易需求；但另一方面，在安全问题上，苏联解体后他们纷纷倒向西方，一直处在俄罗斯的所谓的威胁阴影中，如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给他们的压力。但美国现在走向“新孤立主义”，能少管就少管，能不管就不管，连北约国家的安全保障费都不愿意继续承担。这种情况下，一体化不止来自外部挑战，也来自内部。“多速欧洲”的提出，其实就是在欧盟内部想有所区别。

以“匈塞铁路”为例，化解欧盟的猜忌

尽管欧洲内部有多样化、差异化，但是因为客观上中国越来越强，不仅美国，一些欧洲国家对我们的所谓猜忌、疑虑也在增加。对“一带一路”、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简称“16+1”），欧盟和一些欧洲大国反馈的信息竟然是，“我们承认一个中国，但我们也是一个欧洲”。“一带一路”和“16+1”是不是在分化欧盟？从学者智库到政要，都有这种说法，我们通过对话和开放包容透明来推动“一带一路”和“16+1”，包括邀请他们参与“一带一路”或做“16+1”观察员，应该要逐步化解这种疑虑。其实，从经贸投资的数量上来看，和中国与西欧、南欧、北欧的合作相比，与中国和欧洲大国的合作相比，我们与中东欧合作简直就是零头，既然我们和欧洲是全面的合作伙伴，为了更平衡，就要展开和加强次区域的经济合作、贸易合作、投资合作、人文交流，但没有任何安全、地缘政治上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更没有想要分化欧洲。

以“匈塞铁路”的合作为例，匈牙利是欧盟国家，欧盟担心我们有猫腻，但检测结果完全符合欧盟规则，后来又说中匈塞三国是否面向全世界招标？现在内部的分歧也包括对匈牙利的指责，还有对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指责，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化解。

总之，中欧关系，用中国的“行百里半九十”来形容，一百里路，走完九十才走了一半，那最后十里愈发艰难，因此愈发要走好、走稳、走顺。

陈志敏：和黄所长在北京、上海、国外开会多次相遇，主要是大家谈自己的观点，在文汇讲堂能做深度交流还是第一次，非常感谢！

“未能预期到的后果”也可能有预设之局

先说“未能预期到的后果”这个话题。

如果从欧洲发展的历程来看，2003年欧盟发布的《欧洲安全战略》文件上提到：“欧洲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繁荣、安全和自由”，那时自信十足；而在2016年发表的《欧盟全球战略》文件则提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生存性危机的时代”。仅仅过了13年，欧洲几近“四面楚歌，内忧外患”，出现了种种的危机和挑战。

这些危机与挑战确实可以被看作是“未能预期到的后果”。如果要讨论得细一点，我倾向于使用“非预想的结果”这个概念。可从三个角度做进一步区分。第一，非预想的结果可以是“非预期的结果”，表明政策制定者做出的一项决策，带来了一个与既定政策目标不一致的意外结果，而制定者并未预见到，说明他缺乏预见能力。

第二个角度，“非预想的结果”可以分为真的和假的。真的“非预想的结果”确实是有违初衷的结果。而假的“非预想的结果”则或许是决策者有意为之。比如，欧元为什么会诞生呢？一种说法是，当时的核心决策者认为，要建立一个支撑欧元的财政联盟在政治上还不可行。因此，先做一个共同的货币联盟，如果未来因此而产生危机且无它途可寻，那唯一的选择就是走向共同的财政。所以，它是通过B再走到A的解决方案。可能是核心决策者的预设之局。

第三个角度，“非预想的结果”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英国“脱欧”后，对欧盟大陆上的国家或许正是机会，英国一直给“欧洲一体化”设置障碍，没有英国，欧盟或可轻松向前，反而是好结果。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大多数是较坏的结果，是负面的“非预想的后果”。

判断力出问题，一是对意识形态过于自信，二是权谋脱离了控制

如果再做梳理，就要看欧盟所遇挑战的性质。我以为，大多数欧盟所面对的挑战，是真实的和负面的“非预想的结果”。欧盟应该对这些结果的可能性都有预见，主要的问题是没有预判到这种可能性会成为最终的结果。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0多年中，欧盟和其主要成员国发生了严重的判断力问题。主要原因在两方面。第一是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欧洲人思考问题都从自己的价值观、政治信仰、信念出发。比如，欧洲出现任何问题都是因为“一体化”不够。我和黄平所长去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开会，常听到抱怨：出现问题都是布鲁塞尔没有拿到足够的权力，没有更多的一体化，只要有“更多的欧洲”就能解决欧洲面临的问题。又比如，认为西方式的民主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认为赶走卡扎菲就能把利比亚变成民主国家。卡扎菲在任时管住了非法移民。卡扎菲政权推翻后，利比亚陷入内乱，反而成为了非法移民的跳板。

第二是脱离控制的政治权谋。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本不愿脱离欧盟，但他为何要搞公投呢？完全是出于政治权谋的考虑。他要通过举行“脱欧”公投来遏制英国独立党不断扩大的影响力，防止保守党的疑欧派支持者倒向独立党；同时可把工党打下去。因为亲欧的工党如在公投里反对留欧，会和其政策相反；如果支持留欧，政策上岂不是和保守党政府一样吗？另外，卡梅伦也同时希望，发动公投可有利于英国与欧盟的谈判地位。这是一个如意政治算盘。卡梅伦2014年提出公投方案时，欧盟状况不算最差。但到2015、2016年，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危机在欧洲大陆频频发生，英伦民众就萌生摆脱干系的念头，所以就发生了“很小的多数”。从现在的“脱欧“方案来盘点成本收益，英国离开欧洲并无太多好处。

欧盟通过此事告诉所有成员国，每个国家虽然都想在一体化里争取更多的利益，但是分家不是最好的选择。

欧盟一体化可完成的挑战非常大

我们从局外看欧盟现在往哪里去？我在2003年时研究欧盟外交政策，写的书名就带着问号——《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虽然不能排除其未来可能性，比如，若干年后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国家在世界上只是很小的国家集团，实力严重下降，以至于他们需要联合起来才能自保。这种情形会否出现？现在不能完全预见。但从目前来看，外交政策很难统一，财政政策也是一样。目前整个的欧盟预算只占到所有欧盟国家GDP的1%，而欧洲国家的政府预算一般相当于GDP的40%左右，从1%到40%，如何跨越？

接着是认同的问题。英法德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自豪的历史，要放弃本国的认同，转化为对欧盟的认同，这肯定是“未完成的工程”，而且完成的可能性很小。

但即便这样，欧盟并没有崩溃。英国要“脱欧”了，其他国家没有学样，反而都挺团结，在对待英国的态度上没有分歧；欧盟经济最近增长率略有下降，但尚稳定；难民问题基本上得到控制；意大利的极左极右联合政府和欧盟曾有很大的争议，其2017年预算赤字是1.6%，2018年要求提高到2.4%，但欧盟不同意，最后妥协在2.04%，看上去很尖锐的对抗，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还是找到了解决之道。这是欧盟确定性的地方。    

从中欧关系来说，比中美关系的确定性多得多。政治上，欧洲总体上接受与中国和平共处，曾希望同时塑造中国内部政治的进程，但现在觉得希望越来越渺茫。增加的不确定性是欧盟担心起中国的制度竞争力，会分化、破坏欧盟内部的团结。经济上，中欧合作范围非常广泛和深厚，过去和现在都希望更多进入中国的更大的市场。但前段时间防范心态越来越强，防范领域在扩大，从贸易扩展到了投资，技术领域的防范力度也在加大。另外，欧盟加强了与美日协调，在WTO规则改革中试图对中国有所约束。

从战略合作来说，2003年前后中欧有蜜月，但这个全方位的战略合作是情境性的。目前美国对欧盟也是简单粗暴，比如把欧盟外交使团降为一般性的国际组织地位，位列100名之后，对欧盟也征钢铁关税。于是，国内有期望认为，欧洲会和中国形成更紧密的联合。事实上，在一些议题上，欧盟还是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对这些不确定性，目前我们尚能进行很好的管理，关键政策界要考虑如何推动更高层面合作。

欧盟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黄平：陈老师刚才的意思是“欧洲人还是挺老谋深算的”，我同意，而且确实挺有战略眼光，会有第一方案、第二方案、第N方案。但有些事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所以我引进了概念——“未能预期的结果”。比如“脱欧“，卡梅伦本想一石三鸟，却没想到出了那么大的偏差；马克龙也没想到因为燃油税而引起如此“黄马甲”运动，这类事近年来在欧洲屡屡发生。

有趣的是，社会学学者在事后分析时发现，在英国赞成“脱欧“的人，和在美国支持特朗普当选的人，他们在年龄、性别、工作性质、居住地点、受教育程度等都非常相似。英国政府的理性算计、图标公式，“脱欧”的坏处和不脱欧的好处，至少用词很专业、内容很庞杂，普通人看不懂。尤其是不住在大城市的中年白人男性，依据日常生活感受的比较，觉得自从保加利亚、罗马利亚等这些新欧盟成员国的人来了，原来的安稳祥和都变了，环境脏了、工作好像也难了、治安也坏了。于是他们用自己的切身感受来投票。哪些人支持特朗普？如果分析一下也很类似。

英国从制度设计上选择了代议制，这是因为从苏格拉底时代起人类理性就对民主抱有怀疑乃至敌意——它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或者至少，普通老百姓无法对大事要事长远之事做出准确判断，所以选出掌握信息更全、“智力更高”、“更理性”的人去做议员，但英国在是否“脱欧”的大事上居然采取了全民公投。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还有两个例子，即希腊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希腊债务刚刚冒出时，假如欧盟和其主要大国德国出手，也许早就控制住了，起码不会蔓延开来。德国有人对我说，如果是科尔早就出手了。难民问题上，有人说默克尔甚至也有原罪意识，不管对否，出手肯定是太急了。

另外，欧洲这些年的各种失误、误判发生后，在推进一体化以及与外部世界关系中没有当初那么气盛，甚至也主动提出和我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他们内部的官僚主义也很严重。欧盟预算很少，内部还有各种扯皮，当然每个官员也得代表各国自身的利益，也有国家利益之争。

英国脱欧后，法国将是承担欧盟顶梁柱作用

陈志敏：黄老师深谙社会学，现在欧洲内部大量危机和社会问题连在一起。法国发生了绵延不息的“黄马甲”运动，马克龙除了给他们加了最低工资满足了一些诉求外，从现在开始（1月中旬）进行为期两月的全国大讨论，争取形成新的共识。你觉得这个策略，消解“黄马甲”运动的可能性有多大？

黄平：马克龙是一匹“黑马”，也是政治新星，有改变历史的抱负和可能。全民大讨论，是他的一个“奇招”。对他政治抱负而言一点也不奇怪。英国“脱欧”后，法国将成为欧盟内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又没有发动侵略战争的包袱，起码将成为和德国一样成为最重要的欧盟国家。但是法国如果因为“黄马甲”运动这样的内部社会动荡，最后无法发挥在欧盟中顶梁柱的作用，马克龙作为年轻有为的政治家将是无法承担的。马克龙号召全民大辩论，第一场7个多小时，有实权的市长来和公民们来讨论，提的基本上都是“黄马甲们”关心的国内问题。全民大辩论，可能会有所缓解，未必能得出结论，但走这一步肯定比没有要好。

回到这场运动，记得希拉克总统曾讲过：我们法国革命从来没有停止过。你看，一轮一轮的罢工，一轮一轮的骚乱，这个意义上说，“黄马甲”运动其实也不奇怪。

“黄马甲”运动也是碎片化问题的新标志

欧盟走到今天，实现了几个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和平。二战后，欧洲用英国凯恩斯主义加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或者社会民主主义，实现了既经济持续增长又缓解贫富差别，从1945年到1965年迎来了所谓的“战后黄金时代”，甚至一直延伸到1973-75年的油价出现波折，这个“黄金时代”一反原来的经济周期——一般每十年就要经历繁荣-萧条-危机-复苏-又繁荣，这个时期出奇得长，20到30年没有发生危机或萧条。经济增长，义务教育、免费医疗、社会养老、社区改善都得到发展。但智者千虑后忽略了一个问题——老龄化。通过累进税、遗产税等政府收税，用二次分配的办法给老人解决基本的生计问题，但老人年龄是按数学级数增长，政府支撑养老、老人医疗的成本却是几何级数增长，导致福利国家出现巨大问题，这被称作“福利社会危机”。

而“黄马甲”运动背后恰恰是社会日益多元化、利益多样化、诉求碎片化，加上瞬间扩散的高度信息化，真假虚实无法也无暇辨别，谁能第一时间占据信息主流平台，谁就掌握了话语权。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分析确实不够用了，需要把社会变化中的个性化、碎片化、不确定性都一并考虑进来，再加上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一个领域的突破完全可以改变原来的制度设计、政策设计和理性设计。

所以，我觉得，“黄马甲”运动可能是碎片化时代的又一个新标志。

马克龙如无法平衡各派，将危及法国和欧盟前景

陈志敏：马克龙为何要加燃油税？他觉得欧盟应该在世界气候变化问题中更主动、积极，法国必须通过节省能源、提高效率来达标，并作为领头羊带领欧盟前行，马克龙是在实践让法国扮演世界领导的政治诉求。

但如果燃油税解决了，还有所得税问题。马克龙执政后，把富人最高部分80%的所得税率取消了。法国政治一直存在分裂，左派上台强调公平，右派上台就取消高税额政策，马克龙试图做平衡，其支持者也是跨越中左和中右的党派，所以政策非常混杂。现在的问题是——新的平衡能否做到？要取消80%的税，也要做环保，还要做社会公平，每做一样政策，可能疏离一部分阶层的民众，这些人联合起来，就会挑战政权和政策。这次能否通过一些更公平的对话讨论，在内部形成共识，不仅是马克龙所愿，也关乎法国和欧盟的前景。

改变世界还是适应世界？欧洲也要自省

黄平：我认为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里比较忌讳的“阴谋论”也是存在的，或者说，国家都要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谋划战略、分析情势、研判对手。不同的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来自于实力，以及对未来将起什么影响。你怎么评价近几年欧盟的战略？

陈志敏：欧盟在2016年《全球战略报告》起草过程中请了100个专家，50个来自欧盟内部，50个来自欧盟外部。请我也提了意见。我当时的意见就是，欧盟过去犯了比较多的研判错误、政策错误，因为考虑不周全，有些冒进才到今天这步。但很多欧洲人不会这么反省，比如说难民问题，他们会说这些问题是美国把阿富汗、伊拉克搞乱延伸出来的；经济方面，会说是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他们会把问题的根源指向国外，找外面的替罪羊。我的建议：应当自我反省，如果是自己的责任就要改正。

欧盟过去太过自信了，欧盟要成为世界的规范性力量。美国靠权力来塑造世界，欧洲靠规范来塑造世界。美国现在比中国还强调主权，中国、印度这些人口最多的国家都主张在优先维护主权下来推进合作。欧盟是要继续改变世界还是适应其他国家的世界，这是对欧洲很大的挑战。

担忧欧洲未来被伊斯兰化，更多是认同危机

招商经理张泳桢：诺查·丹玛斯在其著作《诸世纪》中有关于未来穆斯林将占领欧洲的预言，“欧洲将成为穆斯林的欧洲”，基于现实中难民涌进欧洲这一情况，您是否认可这一观点？

黄平：所谓伊斯兰化是现在欧洲人所担心之事，包括这次难民危机，它极大地冲击了欧洲，而移民对欧洲一直是个巨大的社会问题。难民是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叙利亚危机中，美国推给欧洲的恶果，虽然说伊斯兰社区、人数在各国的分布不一样，目前在数量上远远没占到一半，甚至不到10%，但确实造成了极大的内心恐惧。

首先，现代包括21世纪的政治是认同政治，不仅是领土、资源、主权，还包括欧洲历史上多次与其他地区发生冲突的宗教。究竟会有一个欧洲所有国家的认同还是回到各国意义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未必一定是负面词！）的新认同，或是由于移民加上难民导致的人口的穆斯林化认同？亨廷顿所讲“如果不是文明冲突，那是什么呢”，其文明就是指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佛教文化圈。这样来看，就全世界的人口总和分布广泛度而言，穆斯林就是最大之一。第二，各种类型的宗教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不一定来自于伊斯兰，但这种庞杂的类型肯定不利于和平与和睦相处。

当前欧洲各国主流政党都在收紧移民政策

陈志敏：西方一些国家很多年前就开始焦虑未来，亨廷顿写过《Who are We？》，他认为到2050年，现在的少数族裔将会占到多数。对欧洲来说，目前大多数的极右政党快速崛起，也是建立在穆斯林大量进入欧洲会否改变社会构成、人口构成这些巨大的焦虑之上。从未来来看，20-30年后，穆斯林也不会占到人口的多数，但是这些极右的力量在推动所有政党，包括主流政党在移民政策上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马克龙、默克尔，或是默克尔未来的继承者，已经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波兰、瑞典也在朝那个方向改变，这是一个趋势，他们要修正过去的过于自由和过度开放。

中欧有三个层次的关系，不能用零和博弈看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一学生黄丹琼：目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密切，欧盟对此持怀疑态度，请问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并化解欧盟的疑虑?

陈志敏：中国和欧盟有三个层次的关系。中国和欧盟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在贸易、投资方面必须与有主导权的欧盟打交道；当然，还有很多权力保留在成员国手上，所以和成员国也要有很重要的双边关系，他们也非常愿意在具体合作问题上与中国建立进一步的密切合作；现在又形成所谓次区域的合作机制，就是中国和中东欧16个国家形成固定的对话合作机制。

既然欧盟有一些权力，成员国还有很多权力，中国跟两个层面同时发展关系是很自然，也很必要。有些欧洲人会从零和博弈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与欧洲的多层交往，担心中国跟某些国家发展关系以后，是否会左右欧盟的决策。欧盟的外交政策决策必须要全体通过，有一个国家反对，就不能形成一个共同政策。去年，李克强总理在“16+1”领导人会晤后又会见德国和欧盟的领导人，告诉他们这个机制是开放透明的，中国努力和欧盟进行对接，并且态度非常坦荡。

与欧洲各国关系要“行稳致远、因国施策”

黄平：首先，除了欧盟层面，每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家，要处理各种双边关系，这些主权值得也必须尊重。比起中德、中法、中英、中意、中荷、中西等，中国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是1990年代以后建立，直到最近都还很弱。我去这些国家的基层看过，他们在苏联解体后纷纷加入欧盟，并从欧盟那里得到很多好处，以后还将继续得到。为此，他们也要遵守欧盟规定的大层面的规则，但还有很多需求欧盟并不能提供，比如基础设施，尤其是首都以外的基础设施，又比如大量的农副产品要通过欧盟出口。从统计看，中波、中匈、中罗等的贸易量很小，大部分是通过欧盟开展的，他们想与中国发生双边经贸投资等合作，是有需求而产生的主动行为。

第二，英国“脱欧”很可能使欧洲更加紧密地推进一体化，还有一些国家等待加入欧盟，这次他们得稳着走了。不管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好，中东欧16国也好，乃至于今年我们还要推动和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一要行稳致远，相当于国内所说的稳中求进。二要因国施策，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发展情况，因此国家有一个总目标、总倡议，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但实施起来，企业、地方、城市与城市之间都在做，因此，应该分别对待，个案处理。

个人的理性无法解释政治上的集体的非理性

华东理工大学学生张玉波：欧洲的工业很发达，有巴斯夫、大众这些领先企业，在工业方面肯定有理性的匠人精神，那为什么在政治上却表现出不理性，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矛盾？

黄平：一方面，理性是启蒙留给人类的最大财产，但同时从中世纪神权下解放出来的，不止是理性，也有自我的释放。另一方面，每个个人的理性相加也并一定就是集体的理性，现代性有大量未预期的后果，你可以说每个人都在计算投入产出、效益成本，处置风险规避，但最终的合力一定在是群体互动中所产生，单个的鲁宾逊无法活下来。

艺术，一定要标新立异；科学也是如此，爱因斯坦能提出广义相对论，一开始支持他的就他自己和妻子；现代大企业也是这样。这三项和要公众参与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是不同的领域。在社会生活里，碎片化、多元化、参与度，个人的主体性，微信等新媒体的高度传播率，合力下也可能出现集体的非理性。所以个人的理性并不等于集体的非理性。

不完全赞同技术决定论，其具有最大的不确定性

退休教师方洛克：近三五百年世界的变化，不少学者认为根源在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大了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又是民族主义和民粹意识的根源。这个现象在欧洲表现更突出，如何评价技术进步和未来的趋势？

黄平：技术是最核心也是最不容易被忽略的，默顿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提到，17世纪英国是先有技术上的突破，后有工业化的社会；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是现代化的第一个模板，技术的每一次进步，整个社会结构包括社会组织方式、社会治理方式、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甚至思维方式等都随之改变。比如贵州山区、甘肃山区的通信建设，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甚至一次性解决了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

马克思最早担心资本主义社会会被异化，有四个层面，即人的产物、与人分离、与人对立、对人驾驭。第一，人发明了技术；第二，技术与人分离了；第三，技术与人对立上了；第四，技术形成人工智能，最后驾驭了人类。如果是这样，那技术就成了麻烦的来源而不是进步的源泉。

21世纪最重要的是技术，比如人工智能、克隆羊“多莉”、克隆基因技术等。而当今的技术越发失控和失序，任何瞬间、角落，任何个人就可能研制出一个技术发明。今天人们在担心核技术、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这些大技术的同时，同样担心小型化、微型化技术。因此技术既是改变生活、生产、交往和思维方式最重要的因素，其运用（被谁用、用来干吗）也将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陈志敏：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不能赞同技术决定论。最近技术发展日益突飞猛进，越来越脱离人、社会、政府和国家的控制。因此，我们希望科技伦理的研究，相关管理法律的制定等能够尽快跟上，目前国内管控比较滞后。在欧洲，对技术的发展管控非常严厉，欧洲新数据法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于大数据的运用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与此同时，欧洲也担心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已把欧洲远远甩在了后面。欧洲该怎么办？现在欧洲试图寻找一个平衡点。

 

编者按：1月20日，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做客“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演讲第四讲，主讲《中欧互通：互动中的伙伴》。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担任对话嘉宾，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余建华点评。本系列讲座由文汇报社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主办。

（整编：李念）

 

原刊于2019年1月22日、23日文汇APP,

后载于《中国外交：在十字路口的历史抉择》，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119-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