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之杲，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新冠疫情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但这是不是跨时代事件尚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新冠疫情成为大国博弈的放大器。中美欧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三边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中美关系已然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轴，但双边外交危机不断升级，美国压制中国力度加大、双边关系下滑明显。同时，中欧、欧美互动频繁，力图影响中美欧大三边关系的运行方向和进程。对于欧洲而言，如果要超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那么欧洲必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换句话说，中美竞争的未来特征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的决定。但目前来看，欧洲尚未完全准备好其承担的角色。

一、中欧关系的解释变量

中欧关系处于较为重要的时间节点。如果从学理上分析中欧关系，最重要的两个变量，一个是结构因素，一个是行为体因素。结构因素发生重大变化，我们称之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体现在中美之间的全面战略博弈，还体现在新兴经济体与传统经济体的力量对比，更体现在规范层面上的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共存与相互竞争。行为体因素不仅体现在欧盟新机构的诞生，还体现在各国及其政党之间的权力博弈，更体现在欧洲社会思潮的碎片化和极化趋势。整体来看，欧洲面临更为复杂和困难的政治环境，既内嵌于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竞争重新占据国际舞台的国际环境，又深受欧盟机构间权限博弈、核心欧洲与边缘欧洲的鸿沟加大、布鲁塞尔与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度减弱等因素的影响。总的来看，影响中欧关系的变量不仅非常多，而且变化幅度较大。

二、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的最新表现

特朗普政府成为国际社会的最大变量。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带来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加剧，逐渐步入自我封闭和日益排他的道路。目前美国爆发的游行示威进一步使欧洲人认识到美国体制的弊端和脆弱性。特朗普对欧政策的一个特征是美国与传统欧洲伙伴的关系呈现恶化趋势，比如特朗普明确表示欧盟是一个日益增长的竞争对手；另一个特征是美国主导的大国竞争给欧盟多边主义世界秩序的构想带来了压力。这加深了美欧之间的嫌隙，也为欧美关系带来不确定性。比如，特朗普总统计划将在9月之前从德国撤出9500名美军，同时波兰欢迎美军入驻以及部署核武器，再加上此前默克尔总理婉拒特朗普G7的邀请。这一方面说明跨大西洋关系是定义未来几年的大国竞争的基本要素之一，另一方面说明跨大西洋地区是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脆弱和有争议的政治空间。美国战略的重点在亚太地区和欧洲地区摇摆的过程中，美国转移亚太的迹象明显。这意味着美国对欧洲关注和利益的敏感性下降。美国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对手和安全威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脱离欧洲，比如美国也有重返中东欧的迹象。对于美国的战略调整，欧洲有自己的利益，不一定同意美国对安全威胁的看法，毕竟欧洲的安全利益主要在其周边地区。此外，美国向欧盟挥舞贸易大棒，近日美国对价值31亿美元的欧洲产品征收新关税。因此，美国对欧洲利益的破坏性作用不断提升。

然而，跨大西洋关系的纽带并不会切断。欧美之间近期互动频繁，比如蓬佩奥国务卿出席“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北约外长会和防长会分别于4月和6月举行、北约斯托尔滕贝格推出“北约2030倡议”等。此外，德国对美国战略重要性不会改变，以及德国军事上依赖美国和北约的地位暂时不会改变。比如，美国在德国拥有数十个军事设施，这远少于冷战期间的数量（达200多个）。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军事设施的关闭时间主要集中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年以及2005年之后的数年。另外，美国驻军的数量也不断减少，从2006年的7万多人减少到现在的3万多人。这一方面意味着日益复杂的全球安全局势促使美国调整战略重心，另一方面默克尔政府思考德国国防政策和安全防务战略，比如默克尔在2019年12月份强调“我们欠美国一个人情，但也要为自身国防安全负责”。但美国在德国的驻军人数仍高达25000人。另外，美国欧洲司令部（EUCOM）总部仍位于德国斯图加特。总的来看，在跨大西洋地区，北约拥有其他国际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并且安全将继续是跨大西洋稳定的基础。

三、智库精英对中美欧三边关系的看法

德国智库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认为近两年的中美竞争塑造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形态，竞争不仅体现在权力和地位的竞争，还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竞争，以及技术政治势力范围的竞争。一方面，欧盟成员国显然不支持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并担心贸易争端和地缘政治对抗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当中欧关系完全集中在市场准入和出口机会之后，欧洲对华态度也较为暗淡。2019年3月战略文件中也有所体现，中国不仅是欧洲国际合作的重要伙伴，而且也是欧洲的经济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但是，欧洲内部对中国以及对美国都未能表现出团结一致。因此，欧洲要在中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欧洲的做法是实现战略自主，这就需要超国家地缘政治。超国家地缘政治建立在欧洲作为贸易和监管力量的资源基础之上。

法国智库舒曼基金会（Robert Schuman Foundation）认为中美冲突不同于冷战，世界地缘政治平衡正在回归。欧洲必须表现出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克服内部分裂并继续欧洲一体化项目，以便欧洲能够应对挑战、确定优先事项和动员其资源。同时，欧洲拥有许多盟友（如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等）；欧洲拥有许多杠杆，比如欧洲单一市场的影响力或者共同贸易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欧洲也拥有在全球经济对立力量之间划定和解路线的能力，比如与非加太国家进行谈判或者与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达成协议。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提出了一个想法，从而更好地协调应对中国。他建议十个主要民主国家（D-10）来解决他们对供应链漏洞和5G移动通信日益增长的担忧。这十个国家包括7国集团成员，加上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将重点从全球领先的经济体的概念转移到世界领先的民主国家。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2030倡议”提供了北约未来十年的使命和架构。一方面，实现更广泛共识的第一步是使成员国“更政治地利用北约”，而不是将北约仅仅视为军事合作的手段。另一方面，北约将超越传统的跨大西洋空间，转向更广阔的全球舞台。北约将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国家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此外，斯托尔滕贝格强调，尽管北约没有将中国视为新的敌人或对手，但必须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后果，比如捍卫全球规则和制度，制定网络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新规范和标准。

目前，欧洲对华关系存在诸多声音。有的智库在看到中欧之间差异的同时，希望能够加强与中国进一步接触，而不是脱钩。比如，德国、法国等核心欧洲国家以及匈牙利等边缘欧洲国家均希望加强中欧之间的多边和双边互动，保留合作与对话的窗口。再比如，根据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和锡耶纳大学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现在被认为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外国朋友。欧洲国家渴望在经济议题上增加与中国的互动，更不要说中欧在全球化、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环境保护等议题领域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契合点。但是中欧合作的具体实施路径存在诸多差异。与此同时，部分智库学者、政客强调中欧之间的系统性竞争对手的维度，忽视中欧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甚者，一些媒体在其中推波助澜。当然，我们不否认近两年中欧之间的矛盾集中爆发出来，双方多个层面的认知出现很大问题，产生了认知错位。本来民意基础不劳、缺乏信任的情况进一步受到冲击，中欧合作的基础有进一步受到侵蚀的风险。此外，不排除部分欧洲国家在战略利益和价值规范的引导下走向美国，并排斥中国。但是，为了避免在国际体系中进一步被边缘化，以及提升欧洲的影响力和战略自主，大多数欧洲国家希望在中美竞争中纵横捭阖，对中美均抱有一定期望。

四、欧洲民众对中美欧三边关系的看法

与美国不同，在欧洲，没有任何主流的思想流派将中国视为全球结构性冲突中的新敌人。根据贝塔斯曼基金会2020年初的民调显示，75%的欧洲人担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美欧在双边关系和安全政策上存在较大分歧，这也影响到民众的态度。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初的民调显示，仅有13%的德国受访民众对特朗普抱有信心，并且4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基地对德国安全不重要，仅有15%的受访者认为至关重要。另外，仅有34%的受访者认为美德双边关系良好。

尽管如此，这不代表欧洲对华态度就更好。贝塔斯曼基金会2020年初的民调显示，欧洲人对中国的怀疑程度远高于美国。45%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25%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只有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国家与中国具有相同的政治利益，但36%的受访者认为与美国具有相同的政治利益。在数字化和数据保护方面，欧洲对华态度尤为质疑，只有6%的受访者信任中国企业。援引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2020年6月的调查数据，欧洲人认为疫情对美国和中国的声誉都造成了破坏。59%的受访者对美国的态度有所恶化，48%的受访者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恶化。在德国，65%的受访者对美态度恶化，48%的受访者对华态度恶化。在意大利，21%的受访者对华态度改善，9%的受访者对美态度改善。

民调只代表部分民众对某议题在某一阶段的看法和观点，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从一定阶段的趋势能够得出细微的结论性观点。从民调来看，疫情对欧洲集体行动打开了大门，一个更加强大和统一的欧洲是必然选择。

五、欧洲的抉择

对欧洲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时刻。对美关系和对华关系是欧盟外交战略的验金石，能否处理好这三对关系，将决定着欧盟能否在全球舞台中发挥其宣称的地位。

欧洲领导人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转型，并保证欧盟的“团结一致”与共识政治，比如增强成员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落实欧盟政策理念和战略部署。疫情暴发后，欧盟治理体系遭到新一轮困境，难以协调各方开展联合行动，并缺乏有效的应对方案。欧洲内部矛盾进一步暴露，比如北欧国家和荷兰等国（如“节俭四国”）与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对恢复基金的应对方案存在较大分歧，尤其在举债还是举债+赠款形式的问题上；再比如维谢格拉德集团对欧盟多年度财政预算谈判也存在不同看法，维谢格拉德集团希望避免欧盟资金从东部成员国过度转移到南部成员国。在德国即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间节点，我们将密切关注德国的政策动向以及是否发挥更加稳定和平衡的作用。

此外，在转型过程中，欧盟正面临着外向政策和内向政策的竞争。一方面，欧盟致力于成为当今多极化世界的全球参与者。比如，冯德莱恩的“地缘政治委员会”以及约瑟夫·博雷尔希望欧盟成为“顶级地缘战略行为体”，这一雄心已列入议程。虽然尚不清楚欧盟希望如何定义其地缘政治政策，但外部团结的形式可以改善地缘政治的信誉。另一方面，在民粹主义力量的压力下，一些成员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也变得内向化。比如，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支持削减外部援助，认为这些资金应用于帮助本国公民。随着欧洲国家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衰退，这可能会加剧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

这种内部矛盾在面对强大的外部力量时进一步凸显，比如说面对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这种分歧体现在欧洲战略选择上，出现了四种可能性：一是联美抗华，美国与欧洲重新结合，与美国保持一致，在捍卫西方民主制度的同时共同管理未来；二是联中对美，欧洲与中国加强合作，淡化制度差异、观念差异，在不同制度和观念之间架设桥梁；三是战略自主，欧洲在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竞争中扮演平衡者和调节者，执行一项更为平衡的战略方案；四是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强与其他中等国家的合作。目前来看，第三种方案和第四种方案是欧洲国家更为青睐的。尽管欧洲与美国、欧洲与中国的高层互动近期较为频繁，但根据欧盟领导人和部分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欧盟期望实现战略自主，试图努力提升欧洲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因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假定美欧联合或者中欧联合，而应把握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复杂性、多维性和动态性。当然，欧洲的抉择背后存在一个认识论问题，如果我们本身对彼此没有信心，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实现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