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元伦：我和欧洲研究所

    1993-2000七个年头，我在欧洲所当所长。2000年底卸任至今又逝去了十年多光阴。这十七、八年，令我回味万千：它曾经给我增添过一丝短暂的“荣光”；它深广了我关于欧洲问题的一些原先十分浅薄、至今也并不深厚的知识；它教会了我作为一个小单位的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若干起码的做事做人的道理；它更是从欧洲所30年的历史发展进步中极大地加强了我对伟大社会主义祖国锦绣前程的坚定信心和美好憧憬。

依依惜别世经政所

只身进入原西欧所

    1993年秋季的一个工作日，时任院有关部门一位领导人找我谈话，通知我，在即将来临的全院各所换届过程中，把我从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岗位调到欧洲所任所长。我立刻意识到这是组织上对我的培养、信任和考验，我决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在局外人看来，这当然是一次“荣升”；而于我本人来说，内心却充满着纠结。

    这种纠结主要来自我对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三十三年（从我1960年进入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算起）的世经政所的深深感情。在“世经所”——我喜欢用它早期始于1965年的那个让我感到特别亲切的名字，开始了我一生的学术生涯。在那里，早在1960-1964年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工作时，我就得到了时任所长孙冶方前辈和世经室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组组长李琮师长等的学术启蒙教育，他们给我们新来的年轻人讲授《资本论》，给我时间学习俄语与德语，教我如何写研究文章，引导我尽快进入学术殿堂；在那里，在前辈与师长们的关怀帮助下，自1961年在《光明日报》上占半个版面发表了我第一篇关于西德农业问题的文章以来，日积月累，逐渐奠定了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基础；在那里，我受到了历任所长何锡麟、钱俊瑞、浦山、李琮的鼓励支持（特别是浦山所长在任六年间几乎年年在所总结大会上表扬我），并得到了所内外，院内外乃至全国学术同行和众多朋友的认可和激励，包括外交部原副部长王殊前辈的多次亲切教导。诚然，在世经所期间，适逢开始文化大革命，我时年28岁，为此，我几乎耗掉了整整十一年（包括1965年下乡“四清”）宝贵青春，待后来工作重回正轨时，我已是快四十岁的人了。然而即便在那艰难的岁月里，特别是在文革后期，我还在十分珍惜时间“偷偷”工作，1979年完成了我的处女作《西德的农业现代化》，1980年初出版，1981年再版；翻译了俄文书籍《欧洲一体化条件下的西德农业》（1980年出版时书名改为《西德农业》）、《西欧国家的农业工业化》也大约在同时出版；翻译了德文书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帝国主义》（译稿借给一位老同志被丢失），上列三本译著总字数超过百万。改革开放以后，我真正迎来了研究工作的春天，1981-1982年整整两年，我有幸被外交部借调派往我国驻波恩大使馆工作；1986-1987年间，我得到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的资助在基尔大学做学术研究工作，在那里，1986年写出了我这一生最称心的一部著作《稳定发展的联邦德国经济》，1988年出版后获得了普遍的好评，至今还有不少人引用。总之一句话，是世经所的诸位前辈和众多同事们帮我走过了我一生学术生涯中的决定性的一大步。而今要我离开这样一个地方，怎能让我不依恋呢？

    这种纠结还来自我对原西欧所的不了解。世经政所虽大，但我熟悉；原西欧所虽小，我却十分陌生。只身前往，可能会有“风险”。本想带几个人一同前往，但后来想想，要别人改变专业方向，强人所难，还是不这样做为好。何况上有院领导关怀指导，下有原西欧所同事们的广泛支持——毕竟其中有些人是我已经认识多年的朋友，再加上我本人对欧洲问题特别在经济领域也多少有所了解，不完全是个“外行”，这样，我毅然决然地从楼上走到了楼下——世经政所在院部大楼15层，原西欧所在14层，只身进入了一个相对陌生的研究所。

欧洲所“逼迫”我必须丰富自己的知识

欧洲所磨炼我进一步学会如何做人 

    一踏进西欧所，时时看见“西欧研究所”这块牌子，心中总觉憋扭。1993年底，离1989-1991年苏东发生剧变已经三、四年，世界与欧洲格局早已出现大变，再用“西欧”二字冠以研究所名字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我一定要改变它。经过各方努力，院领导于我上任西欧研究所所长第二年即1994年就正式批准了把它改名为“欧洲研究所”。这一改名，无论对于我个人还是研究所都意义重大。

    之所以说研究所改名意义重大，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它符合国家利益。自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公开发表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欧关系自此开始也得到了积极的迅速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全面加强对欧洲的研究，不仅是欧盟整体，其主要成员国，还要把视野扩展至全欧疆界乃至全球，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外交工作服务。为此，我们不仅要特别重视欧盟层面的研究，而且要继续保持和发扬原西欧研究所对国别研究相当重视的传统。原西欧所先前多年的立足之本就在于它拥有一批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国别问题专家。我们要“两条腿走路”。二是对我本人而言，随着所名的正式更改，作为一所之长，我必须努力拓展和加深知识面。我长期从事西德经济研究，知识面比较窄，而今必须要懂得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知识，只有这样，我才能掌握（哪怕是一定程度的）话语权，我才能具备必要的判断力，我才能真正握有引领全所研究工作向着正确目标前行的领导权。三是这一改名对我所的未来建设特别重要。原西欧研究所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同事分别研究西欧几个重要国家的某个方面，还有一部分同事从事欧洲一体化概况研究，当然也有少数同事有志于从事相对“纯理论”的研究。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合理的，但都必须加强。如何加强，除了依靠原有队伍、调整机构设置等等之外，我们还把希望寄托于日后进所的新同志，年轻人。未来的“新人”们，不管干什么，都不能忘却“欧洲”二字，他们的眼光，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团队精神，他们的培养成长，他们的成果业绩，事事、处处、时时都要内含着“欧洲”二字。

    欧洲所不仅“逼迫”我必须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而且还磨炼我进一步学会如何做事做人。这里首先是指研究工作中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我一生学术生涯的主要动力和目的就是为国家利益服务。如何才能真正实现这一心愿，我认为主要是必须让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用，也就是说必须于实际有益。我在欧洲所任职期间，一贯强调且履行了这一指导思想。在这七年中，所内的大多数重要研究课题都是为国家的近期迫切或中长期需要而设的。当然，自那段时间里，特别强调这一点也同当时欧洲所人员结构有关。一来到原西欧所，我很快就了解到它与世经政所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中之一是，楼上的那个所“三门”干部较多，从家门、经校门、进机关门，他们中有些人对写作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文章著作比较感兴趣，那里的“理论气息”较浓；当然，世经政所也成就了大量的结合实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也许可谓是当时在全国同行中首屈一指的各种内部调研报告、资料；而楼下的这个所，“改行”的干部较多，他们过去在实际工作部门耽过，对各种“涉外”事务有一定的感性知识和实际经验，但总体来说，理论功底不大深厚（包括我本人）。这种局面，对于一批已经四、五十岁的人而言，一时半回是很难改变的。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代际交替，自然而然地渐渐变动。同时，这些“老”同志们的理论水平，主要通过他们自己的奋发努力，在后来的那些年月里，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欧洲所长期都由他们支撑着。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真正逐渐发生变化。其次，我在欧洲所任职期间，深感当所长与副所长大不相同。副所长只是所长助手，大主意由别人拿，自己只要按指示去执行就是了，相对“轻松”一些。但当所长不同，在党委领导下，不少大事均须由你决定，且要考虑到方方面面。在这七年中，我特别注意约束自己，力求避免主观武断，尽力做到平等待人，清洁工和院领导在我心目中是同样平等的工作人员。卸任之后，我曾听到过人们的批评，说我“平等有余，威权不足”，对此，我至今并不后悔。因为我当时所追求的就是让全所工作人员——也许做不到百分之百——心情舒畅，团结合作，做好事业。第三，在我任职期间，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所之长，绝对不能份外多占一丁点小便宜。在做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资助的为期两年的课题时，我决定从每一课题组成员每月2400元的收入中提成1/4即600元，6人每月合计3600元，连续24个月，交给所内，补贴行政人员，我本人一分不多拿，反而经常从自己的口袋中拿出钱来去处理某些零碎杂务。在做院资助的关于欧盟对华关系的一个课题时，我努力让其他两位成员成就他们个人的第一本较有份量的专著，只署他们各自的名字，最终“分配”时，我拿的也不比他们多。卸任之后，我又曾听到过人们的批评，说我“过于死板”，我理解这个“死板”的含义，欣然接受。我退下来之后的十年里，过得十分坦然，这要感谢在欧洲所任职期间对我的磨炼，更要感谢后任所领导们对我的关心与照顾。

欧洲所30年的历史发展进步

体现着时代的变迁与国家的进步

    欧洲所30年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有目共睹，这是一系列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因素共同促成的。就宏观而言，它体现着时代的变迁与国家的进步；就微观而言，它饱含着我所前辈同仁们所付出的大量辛勤劳动和历任所领导薪火相传所作出的不断努力。

    所谓“时代的变迁”，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技术上，现今的欧洲所，如同其它兄弟所一样，几乎每个房间都密布着电脑，打印机随便用，先进的复印机好几台，这为科研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遥想欧洲所初创期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全所只有一两台庞大而又笨重的汉字打印机，一台简陋而又低效的腊纸油印机，一摞摞方格手写大稿纸……而今的年轻人很难真切地体会到前辈们是怎样从这条荆棘的路上走过来的。政治上，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个主题，尽管各国矛盾、纷争甚至对抗不断，但国家政府之间、民间人士之间的和平合作大潮势不可挡，这也为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日益深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里自然也包括中欧双方。经济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全球范围内的商品、服务、人员、资本往来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深，领域越来越广，这也是世界发展的大势，只要利用得法，学术交流也将从中得益。事实也早已证实了这一点。

    国家的进步更不待多言。中国经济30年来的迅猛发展，不仅已经初步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面貌，而且还迅速地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中国GDP在先后超越了欧洲主要国家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之后，2010年又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全球第一出口大国。没有这一切巨大进步，中国也就不可能受到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全球各国今天这般的高度重视。这极其有利于我国发展对外关系，包括中欧学术交流。这也极其有利地推进着我国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包括为科研工作提供日益丰厚的资金支撑。

    从微观角度看，欧洲所30年的成就首先要归功于前辈与现辈们的长期辛勤劳动，一摞摞的稿子是他们写就的，一本本的著作是他们出版的，一篇篇的文章是他们发表的，所有这一切，日积月累，为欧洲所在全国同行中奠定了良好的信誉和较高的地位。自然，这里也包含着历届所领导的辛勤努力。从西欧所筹备组在文字改革委员会那座小楼里的几间房间里的工作算起，他们都为欧洲所的成长壮大付出了自己的心血。第一任所长徐达琛是我所开山鼻祖之一，他从一台打字机、一架油印机开始艰苦创业，其艰难，其壮观，为我等晚辈所永远敬仰。正是出于这种敬仰，在他去世时，是我抱着他遗体的上半身，与其家人一起，把他送入太平间，让他安详地躺进了长条形的遗体冷冻柜里。第二任所长李琮是国内著名的世界经济学者，在他的领导下，欧洲所的组织机构设置有了明显的改进和提高，他带领全所同志潜心做学问，写出了我所第一本欧洲系研究生教材《西欧政治经济概论》。第三任所长陈乐民是国内外著名的西欧问题专家。他擅长欧洲历史、文化、社会、外交，学识渊博，为所、院内外所称道，所尊敬。他的著述、他的作品，文彩飞扬，博得众多人士颂扬赞誉。在他周围，有一批才华横溢的我所中青年学者，他们是我所有关学科的骨干。本人是第四任所长，专业重点是欧洲经济。在任上，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例如在国内强化了当时我所的西欧国别研究优势，同时也加强了对欧盟整体的研究；发起编写每年出版一本《欧洲发展报告》，在后任的努力下，延续至今已达十五、六本；倡议抓紧着手加强与欧盟有关方面的联系，为我所后来积极参与欧盟对中国欧洲研究的两大项目，做了先期的铺垫。现任所长周弘，年纪最轻，学位最高，诸项条件最好，任职时间最长，精力最充沛，更是为我所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通过两大欧盟项目，给我所开创了全新的面貌，描绘出一幅灿烂的前景。

    欧洲所30年的成绩来之不易。其实，上述的宏观和微观条件只有一件件都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谁都懂得，研究国际问题，离不开资料，离不开课题，离不开成果的发表、出版，离不开对研究对象的感性了解和对本国国情的把握，离不开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当然更离不开必要的经费支持。我的前辈们，即在20世纪50、60、70年代当所长的人们，曾经面临过上述各个方面的种种困难。直至80年代，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同志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后，我院各所的物质条件才真正有了显著的改善。万元级、十万元级甚至几十万元级的研究课题纷纷出现。随后跟进的还有电脑的日益普及，出版资助的提供，高学位的研究人员源源进入，与国外的交往迅速增加，参与国家机构咨询的机会越来越多……所有这一切都是时代的变迁和国家的进步带给我们的丰硕成果。现任院长陈奎元副主席上任以来，这一进程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令人欢欣鼓舞。而对欧洲所而言，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和本世纪初期欧盟对中国欧洲研究事业提供资助、先后配置两个大项目，尤其是第二轮大项目，更是进一步提高了欧洲所的地位，给欧洲所提供了方方面面的机会，意义深远。

    我热烈庆贺欧洲所成立30周年！

    我衷心祝愿欧洲所鹏程万里，前途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