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谷老师（原名施宏诰），1911年生于上海，原籍四川泸州。祖父是清朝官僚，家道早已衰落。6岁丧父，贫病交加。但他勤奋好学，品学兼优。受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和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十分崇拜鲁迅、列宁和孙中山。在北师大附中读高中时已是一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有志青年。

    施谷老师于1930—34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攻读英国文学和法语，一直名列前茅。与川籍同窗好友曹葆华、何其芳、王岷源等互相切磋进步文学，曾应邀为吴宓教授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撰写短文。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大学生南下促蒋介石抗战等爱国学生运动。

    清华大学毕业后，经朱光潜教授推荐，放弃优厚待遇，赴上海立达学园任教。该校由匡互生、夏丐尊、丰子垲等名人创办，鲁迅曾去讲学。当立达学园转向、纵容国民党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时，施谷老师立即愤然辞职，以示抗议。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正在边教书边准备留英考试的施谷告别相依为命的老母和热恋的女友，奋不顾身全力投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8年3月火线入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先后在朱学范、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的领导和关怀下，从事党的地下基层领导工作。皖南事变后，施谷坚定执行上级党组织指示，将所领导的地下党员全部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后，只身历尽千辛万苦，赴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面示施谷，继续留在四川从事地下工作，“多交友，勤学习，勤做调查研究”，并嘱咐其勿忘外语，对国家未来有用。施谷老师随后坚持在四川资中、成都等地著名中学从事教学和地下工作，为党培养了一批未来的骨干力量。（注2）

    抗日胜利不久，施谷被调到汉口军调小组、北平军调执行总部任我方主要翻译。1946年下半年进入解放区，主持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英语系教学和领导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后来活跃在外交、教育、理论战线上的领导干部和杰出人才。

    施谷老师本人，1951年随张闻天出使苏联。1954年随周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后又转战亚非多个国家。作为外交战线上的一名忠诚战斗员和指挥员，奋战了35个春秋。

    二

    1978年施谷以古稀之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先是主持世界政治研究所的领导，后又负责筹建西欧所、美国所和日本所。尤其是为筹备和主持西欧研究所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

    施谷老师“爱才（人才）如命”。当时国际问题研究事业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施谷老师受命紧迫，积极走出去，请进来。一方面，施谷老师以诚待人，热情主动，把相关单位有水平有经验有志于研究工作的人才和骨干延揽进来，为西欧研究打下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借助所内外力量，大力培养青年。或邀请故友世交（如外交部的钱能欣老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资深金融学专家），协助我所带研究生和来本所做学术辅导报告，或直接选送研究人员出国、到北大等院校进修和深造。其中大多陆续成为我所甚至我国欧洲研究领域里的领军人物、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

    施谷老师学养深厚，治学有方，善于人性化、个性化组织和指导工作。建所伊始，施谷老师首先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他亲自与每个研究人员交谈，了解他们的想法、要求、知识结构和学术特长。在此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和国家需要，制订出一个初步计划。计划不算宏伟，但目标明确，切实可行，充分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他对研究工作的指导和对研究人员的态度既宽容大度，又严格要求。例如，有位青年发现本所研究人员的文章中有一句话与本人论文相同，而后者又事先审阅过自己的论文，便怀疑其“剽窃”了自己的观点。施谷老师经过调查，解除了误会，并耐心做各方工作。他主张，“文学作品可以完全靠个人创造。社会科学论文借助已有资料和观点则在所难免。如果确实是引用了别人研究成果或大段照抄，则必须注明。”再如，有位研究人员的论文题目拟为《xxx主义论》，施谷老师建议其改为《xxx主义初探（或试析）》。这一改动，看似细微末节，其实含义深刻，也符合西欧所初建时期的实际水平。

    施谷老师以所领导名义招研究生，有时请所外专家和所内研究人员传帮带，自己在学生的论文上从不署名。他还主张和呼吁，老同志指导青年或与中青年合作研究，重点是培养他们，要把他们推到前面，让他们出名。

    施谷老师在西欧所期间，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为人热情，没有私心，公正廉洁。尤其是对青年和下属，精心培养，百般呵护，宽怀大度，一视同仁，诲人不倦，润物细无声的事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三

    也是第一次与施谷老师见面时，我无意中提到，听说社科院要成立西欧研究所时，我曾登门拜访宦老，探听虚实。一直笑容可掬的施谷老师突然沉下脸来：“我从来不到宦乡同志家里谈工作！”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施谷老师面带愠色。施谷老师确实厌恶拉关系，走后门，同时又十分尊重、支持和配合领导同志的工作。例如，1982年5月10日，法国社会党人密特朗当选总统的当天早晨，施谷老师便从家里与宦乡通电话，交换看法。到所后立即与研究法国的几位同志讨论法国大选问题。再如，80年代初在南京举行的一次世界经济学会西欧分会上，几位老同志对出席会议的挂靠单位领导有些意见和看法，会后有人写信和口头分别向施谷和宦乡做了反映。为了兼听则明和不伤害感情，施谷老师又让我向宦乡汇报有关开会的具体情况，解除了误会，缓解了矛盾。令人感动的还有，由于年龄限制，上级组织部门没有批准施谷老师的所长任命，仅批为“负责人”。宦乡副院长曾同施谷老师商量，要不要做些说明，再上报一次。施谷老师当即婉言谢绝，并立即愉快地积极物色接替人选。很快向院领导推荐、并热情动员时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的徐达深同志本人来西欧所任所长。自己则主动于1982年申请退居二线，改任顾问，直至1985年离休。

    施谷老师为人谦虚，从来不谈个人参加革命的光荣历史和与领导人或名人的交往。近日何方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施谷是时任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的同班同学。（注3）不禁勾起我回想起两件往事。

    陈翰笙老先生曾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英国成功。西欧所建立不久，不知陈翰老从哪里得知我所王小蔓同志在研究英国工党，盛情约请王小蔓去家里细谈。我因为正在研究法国社会党，也被拉了去。施谷上班后得知这一情况，随后赶到陈翰老家中。陈翰老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大多涉及国内国外大事。他在谈到国内政局时形象地打了个比方：“有点像我，头脑还清醒，但四肢不听指挥了。”（他当时已行动不便）施谷老师听话听音，劝慰他，“您的看法和意见都很好，应该找机会同乔木同志好好谈谈。”

    施谷老师再次提到乔木同志是离休以后了。我去看他那天，他说正在协助整理有关清华大学同学会的资料。他兴致很高，谈到当时清华许多进步学生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教育和影响，走向革命道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已经牺牲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施谷老师谈到胡乔木同志受到地下党员室友的影响，也曾谈及早他们一届的钱钟书先生和钱氏家族。谈到季羡林同学时，他发出感叹：人家出国留学，成了专家。现在学术兼职就有30多个，我则成了个“万金油”干部。施谷老师此话绝非因未能出国留学而后悔。他为了完成地下党交给的任务，曾两次放弃公费留学英国和同学赞助留学美国的机会。而季羡林先生在谈到那些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学或晚辈时，也曾唏嘘，“我没有那个勇气和他们一起干……但我钦佩他们”。（注4）施谷老师还点到为止，说清华大学“校门不幸”，也出了个替蒋经国管钱袋子的俞国华（前台湾“行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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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谷老师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为党的革命事业、教育事业、外交事业和科研事业奋斗了一生。尤其是为欧洲研究所的学科建立、人才培育和国际学术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施谷老师本人却始终为自己一生没有为党做更多的工作遗憾不已。

                          难得三月好大雪

                          啊           

                          我在雪污中来到世界              

                          我在洁白中离去

    施谷老师1988年3月病逝前的绝笔，为自己也为后人勾勒出他洁白高尚、朴实无华的一生。以他为榜样，走好自己人生的每一步，当是后人和晚辈对施谷老师的最好纪念。

                                                                                                                     2011年3月10日

写于施谷老师百年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