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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律元:忆西欧所的初创
作者:褚律元 |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 更新时间:2011-03-23 15:39:26

    我是19789月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先后在院部办公室调研处、值班室工作。1981年成立西欧所,次年我奉调来所接替王戈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当时首任所长是徐达琛同志(“琛”音“撑”,一般都未注意,念成了“深”。他有多年外交工作经验),在朝阳门南小街“语言文字革命委员会”(挂勾在社科院,后归教育部)五楼上借了几间小屋权当办公室,中午就在语委食堂搭伙。所谓的“西欧所”除三十来套办公桌椅、少许书架、一辆轿车、一台电视、一套旧沙发、几台电风扇外,“别无长物”。另有一张乒乓球桌,开全所会时,三十多人围坐这张桌旁,就成了会议室,也用不着扩音器。这样的窘况,真可说是“因陋就简”、“筚路蓝缕”了。

    1985年,院里试行“所长组阁制”(试行仅两届)。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琮被指定来任西欧所所长(“琮”音“从”,古玉器,方柱形,中圆空,礼器。“秀才识半边”,许多人都念作“宗”,老李也只好自认作“李宗”了。)老李把陈乐民(法国、南欧研究室主任)和我组进“阁”来。他们二位全力抓科研,分管“英国、北欧研究室”、“法国、中欧研究室”、“法国、南欧研究室”、“综合研究室”;他们二位自己还担负了很重的科研任务,有各自的科研项目。于是,我不得不包揽了党政后勤、科研管理、外事、人事、图书资料等诸般事务。院部办公室、院党委、科研局、外事局、人事局、行管局、保卫局、院工会、院文献中心……凡召集各所开会,都由我去“应卯”;所里的年度计划总结,由我起草;所务会议由我安排、主持;每逢“返所日”,外面打来的电话都由我接(电话机在我桌上),再去一一找人。干了两年,实在吃不消了,我去找徐所长“请长假”,要去一家杂志社工作。老徐急请人事局李芳年同志来任副主任,把行政后勤与人事工作分担过去,我才答应接着干,但不久又接了编印《西欧研究》杂志的行政事务及部分审稿工作。

    1988年换届,李琮调回世经政所任所长,陈乐民任西欧所所长。此时所址已搬来建内科研大楼。三年服务已满,我已58岁,响应中央关于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号召,主动要求退下让贤。张蕴岭、周荣耀二同志(均系党组成员)被组入“阁”。接任副所长。我到编辑室接了编辑,还接了点翻译。

    现在的欧洲所,拜改革开放之赐,在“硬件”方面,诸如科研环境、科研设备、科研经费等方面已大大改善,与初始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软件”方面则更是“人强马壮”,人才济济,科研成绩硕果累累。我为这种巨大的变化感到由衷的欣喜;更对历届领导班子和全体科研与辅助人员的辛勤努力,表示十分的钦佩。在这庆祝建所三十年之际,祝愿我所日新又日新,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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