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律元：忆西欧所的初创

    我是1978年9月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先后在院部办公室调研处、值班室工作。1981年成立西欧所，次年我奉调来所接替王戈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当时首任所长是徐达琛同志（“琛”音“撑”，一般都未注意，念成了“深”。他有多年外交工作经验），在朝阳门南小街“语言文字革命委员会”（挂勾在社科院，后归教育部）五楼上借了几间小屋权当办公室，中午就在语委食堂搭伙。所谓的“西欧所”除三十来套办公桌椅、少许书架、一辆轿车、一台电视、一套旧沙发、几台电风扇外，“别无长物”。另有一张乒乓球桌，开全所会时，三十多人围坐这张桌旁，就成了会议室，也用不着扩音器。这样的窘况，真可说是“因陋就简”、“筚路蓝缕”了。

    1985年，院里试行“所长组阁制”（试行仅两届）。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琮被指定来任西欧所所长（“琮”音“从”，古玉器，方柱形，中圆空，礼器。“秀才识半边”，许多人都念作“宗”，老李也只好自认作“李宗”了。）老李把陈乐民（法国、南欧研究室主任）和我组进“阁”来。他们二位全力抓科研，分管“英国、北欧研究室”、“法国、中欧研究室”、“法国、南欧研究室”、“综合研究室”；他们二位自己还担负了很重的科研任务，有各自的科研项目。于是，我不得不包揽了党政后勤、科研管理、外事、人事、图书资料等诸般事务。院部办公室、院党委、科研局、外事局、人事局、行管局、保卫局、院工会、院文献中心……凡召集各所开会，都由我去“应卯”；所里的年度计划总结，由我起草；所务会议由我安排、主持；每逢“返所日”，外面打来的电话都由我接（电话机在我桌上），再去一一找人。干了两年，实在吃不消了，我去找徐所长“请长假”，要去一家杂志社工作。老徐急请人事局李芳年同志来任副主任，把行政后勤与人事工作分担过去，我才答应接着干，但不久又接了编印《西欧研究》杂志的行政事务及部分审稿工作。

    1988年换届，李琮调回世经政所任所长，陈乐民任西欧所所长。此时所址已搬来建内科研大楼。三年服务已满，我已58岁，响应中央关于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号召，主动要求退下让贤。张蕴岭、周荣耀二同志（均系党组成员）被组入“阁”。接任副所长。我到编辑室接了编辑，还接了点翻译。

    现在的欧洲所，拜改革开放之赐，在“硬件”方面，诸如科研环境、科研设备、科研经费等方面已大大改善，与初始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软件”方面则更是“人强马壮”，人才济济，科研成绩硕果累累。我为这种巨大的变化感到由衷的欣喜；更对历届领导班子和全体科研与辅助人员的辛勤努力，表示十分的钦佩。在这庆祝建所三十年之际，祝愿我所日新又日新，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