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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作者:佚名 | 文章来源:http://www.cssn.cn/news/158423.htm | 更新时间:2011-04-25 09:53:48

    421,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建所30周年庆典暨2011年“中欧大使论坛”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奎元同志为欧洲研究所建所30周年题写了:学欧洲文明、不走西化道路,举自己旗帜,致力民族复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扬、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关呈远、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外交部原驻美国大使李道豫、原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原驻欧共体大使丁原洪、《中国日报》原总编朱英璜。欧盟驻华使团团长:艾德和大使、西班牙大使欧亨尼奥布雷格拉特;丹麦大使:裴德盛;波兰大使:塔德乌什霍米茨基;希腊大使:塞德罗斯·奥卡凯罗斯;斯洛文尼亚大使:玛丽娅·阿达尼娅(女士);斯洛伐克大使:弗兰季谢克·德霍波切克;塞浦路斯大使:马里奥斯·耶罗尼米蒂斯,以及德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比利时、葡萄牙、保加利亚、芬兰、捷克共和国、立陶宛、罗马尼亚、马耳他等国家使馆官员。中央、国家有关部门、中国社会科学院职能局、直属单位和国际学部各研究所的领导、以及国内其他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社会团体等单位的代表约200余人出席了庆典和研讨会。在会议现场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欧洲现代社会、政治与外交研究专家,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

    记 者:周所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今天是欧洲研究所庆典30周年,请您谈谈欧洲研究所这些年取得的成就和今后工作重点。

首先提出了欧洲学的新概念

    周 弘:欧洲研究所在过去的30年里经历了曲折但快速的发展。前10年主要是积累阶段,进行资料的收集、翻译,也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比如我们老所长陈乐民先生提出了欧洲学,它实际上是个综合性概念,应很多人的要求提出,因为迄今为止欧洲研究还不是一个学科。但是在西方,汉学是一个学科。有关欧洲学的讨论将欧洲研究领域里的很多问题和方法综合起来,形成一些基础的学科、基础的方法论。陈乐民所长提出,以历史、文化、思想等为基础,形成欧洲学的基础学科,这个概念现在大家还在讨论,他自己以身作则写了很多怎样研究欧洲的文章。

多学科研究欧洲的特性

    欧洲这些年来发展确实很快,特别是最近20年。从1992年欧洲联盟建立以后,它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而且疆界也越来越大,大家发现,原来欧洲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在很多方面和我们息息相关,我们现今在欧洲的留学生也超过了在美国的留学生,中欧之间有大量的文化交往,而且欧洲联盟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些数字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巨大的力量,你想想,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天跟你有多少订单合同要签订,多少谈判要进行,多少活动在举行,多少人员要交往?在日常生活中,欧洲确实离我们非常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问题就需要解决,毕竟,接触多了,误解也就会多,矛盾也就会多,不能隔着老远的相互欣赏了。

    另一方面还是邓小平当初讲的,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国外问题。中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三大任务,第一就是为了我们的领土完整,涉及到欧洲的主要是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当时也是我们研究所的一个工作重点;第二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大家一想到维护世界和平,就认为主要的工作对象是美国,因为它是超级大国嘛,对于整个世界的和平安定都是有影响的。但是欧洲作为一支庞大的力量,如果它要倒向战争,对世界有极大的威胁,如果倒向和平,对和平也是有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地研究欧洲是什么样的力量,到底是巨大潜在的民事力量、和平力量呢,还是可能像冷战时期那样一种角色?欧洲特殊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说它是“自成体系的 ”?这项研究调动我们还在进行,《里斯本条约》生效后,利比亚战争打响后,很多问题还要重新解释;第三个方面的研究发展得最快,这也是邓小平提倡的: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要借鉴欧洲经验,不是一般的借鉴,而是各个层面的借鉴,怎样创建市场、管理市场,怎样管理社会、保持社会稳定和公平,怎样进行城市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人家走过了几百年,有一些经验,也有教训,我们有后发优势,大量和深入地了解欧洲在这些方面的经验教训,就可以避免它们走过的弯路。这使我们的研究深入到各个专业领域。我们现在的研究课题一字排开,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法律、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研究,还有专门针对中东欧新入盟国家的中东欧研究,以这些学科为依托,使得我们对欧洲的了解不是表面的、符号化的,而是比较深入、比较专业的,这就是欧洲所近年的发展。

要培养我们真正的专家

    要真正了解欧洲,还要了解欧洲的思想,要了解欧洲的思想,还是要和欧洲专业人士合作。我们在一开始就把这几项工作放在一起,一方面加强学科建设,使我们的专家和欧方的专家真正有一个对话的机会,在一个水平线上对话或合作。不是是人家讨论法律问题,你这边只有中欧关系、外交,人家谈经济贸易,你这儿还是中欧关系,其他领域有这种现象,是不行的。要培养我们真正的专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需要下大力气进行队伍建设,我们选择的切入点就是教材开发,所谓教材开发,就是找一些必读书来集中读,这是一条捷径。让我们的人了解一个领域里的所有基本知识,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使知识成为一个完整的链条,在这个知识链条上,不能缺了重要的环节。

    记 者:对所里所有的研究人员进行系统的补课。

    周 弘:对,就是这个意思。比如你是政治学,不能只知其一,而对思想发展的脉络不知道。进行教材建设,就是一行一行地去捋,就是用最短的时间里把必读书、必读材料按照思维发展的逻辑串联起来,把精华提取出来,然后让我们每一行的专家在短时间内把这些东西都吃透。你对对方了解透了,才能叫做“知彼”,虽然对方对我们没有了解得很透。当然,这个境界是我们的愿望,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有很多困难和问题,结果往往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进行了必要的学科建设,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就是借助教材开发,开展与欧方的合作,有了一些合作对象。国际交流是不能离开内容的,如果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就不如不交流。国际交流开展得好,要做到让对方愿意听你在说什么。

欧盟力量和欧洲模式

    记 者:我们要有思想、有新观念,对方才愿意跟你交流。

    周 弘:所以学科建设和国际交流形成了互动的关系。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提出来几个大的研究议题,开展国际合作。第一,我们要回答,欧盟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很多人都觉得,欧盟不可理解,我们觉得还不那么严重。欧洲人现在说中国人不可理解,其他国家的人都说欧盟不好理解,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理解的路子。所以我们把研究的成果收集在《欧盟是怎样的力量》一书中。欧盟不是一支传统的力量,它在某些方面的力量构成是和美国、日本、俄罗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已经完成的一个课题。第二个就是欧洲模式。要解释欧盟是一个特殊的模式、特殊的力量,就要在各个领域去解释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它的特殊有没有规律,这样就形成了我们一套丛书,包括欧盟治理模式,就是政治学的;欧盟在法制方面的创新;欧盟的经济社会模式——为什么在欧洲就不能简单地谈经济学,而是要讲经济社会模式,过去是国民经济学的概念,现在更多地讲社会市场经济,经济社会在欧洲是分不开的,是紧密套在一起的;还有就是欧洲的文化认同。这么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版了。这样就解释了欧洲为什么是欧洲,欧洲是什么样的欧洲。

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我们最近发现了一个问题——也是为了发挥欧洲研究所作为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我们发现虽然我们在深入地研究欧洲,但是在中欧关系领域出现了一些大家都不满意的现象,有一些语言的交锋,沟通有点困难,至少在气氛上影响了中欧关系。我们作为思想库智囊团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我们想对中欧关系做一个全面的梳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学科工具,可以进行系统的梳理了。比如要看一看在科技领域里,是合作大呢,还是冲突多?在经贸领域里,是相互依存呢,还是相互摩擦?在文化领域,我们是很矛盾的吗?是必然要冲突吗?还是我们可以相互欣赏,有着相互的借鉴和认同,在社会领域里开展了什么样的合作?在政治领域里主题是什么?这些问题就是我们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我们第一批的成果已经出来了,是对2010年中欧关系的全面梳理,以后我们每年对中欧关系进行整体的评估。今天梅兆荣大使在会上特别推荐了我们第1期的成果,我们觉得非常高兴。除了这样全面的梳理以外,还想在中欧关系领域有所突破。中欧关系是最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应该讲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双边,它里面有双边有多边,它的复杂程度和了解它的困难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的对外关系,我们在进行全面梳理的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战略的眼光,要讲出我们对未来世界的判断、知道欧洲对未来世界的判断,如果说我们和他们对未来世界的判断相吻合的话,我们就知道在各个领域里应该怎样做,如果我们的战略判断是不吻合的,问题就比较大。我觉得下一步应该走到这个层面,共同解读这个时代、解读未来,把时代精神开发出来,才能把中国和欧洲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这看来是一个发展趋势,现在不能想象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中国和欧洲不打交道,这肯定是不可能的。那么未来的世界规则是什么?谁来定这个规则?是不是一种零和游戏?它多得两分、我们就少得两分,还是我们能共同把这个饼做大?

    记 者:大家都赞成相互合作、共同进步的一种基调。

    周 弘:但是你把这个基调怎样落实到具体的国际关系领域里,这还需要很多人去做很多研究。如果我们大的判断是这样一个判断的话,我们还在各个领域里解读,看看合作和博弈都适合什么场合,如果出现问题,怎样界定问题,这些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我们还有其他很多日常的工作,比如跟踪欧洲的发展、转型,它的转型应该是一个很艰难的转型,过程中也会出现许多奇怪现象。我们作为研究者要把欧盟转型期中的种种奇怪现象放到它整个战略盘子里去评估,而不是把一些现象当作整体。国际关系领域里出现误判的原因都是因为把局部作为整体,就是传统讲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瞎子摸象”。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这种现象非常多,我们的任务是把可能出现的现象放到它应该有的位置去进行解读,这是一个挑战。

    记 者:好,谢谢周所长,您讲得非常好。

    嘉宾介绍:周弘,女,1952年生,北京人,祖籍山东曲阜。197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学习。1980年赴美留学。1985年获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比较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归国,进入欧洲研究所工作。1992年,获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比较历史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副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副主任,兼任中国欧洲学会会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欧洲》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福利国家,对外援助,欧洲现代史,中欧关系等领域的研究。独著有《福利的解析》、《福利国家向何处》等,合著有《欧洲文明的进程》、《外援在中国》等,主编有《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欧洲模式丛书》、《欧盟是怎样的力量》、《中欧关系—观念、政策及前景》、《中欧伙伴关系——差异与共性》、《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丛书等,论文包括《民族建设、国家转型与欧洲一体化》、《中欧关系60年》、《中国援外60年的回顾与展望》、“全球化条件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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