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以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了2019年“德国形势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从德国政治与外交形势、德国经济与投资形势以及中德与中欧关系等方面进行热烈的讨论，现将分批发布嘉宾的发言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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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德国国内政治形势有四件大事，值得特别关注。第一件大事是四个联邦州的议会大选，西北部的不来梅州和东部的三个州，德国所有议会政党都参加了这次选举；第二件大事是所有政党5月份都参加了欧洲议会的选举；第三件大事是德国联盟党主席卡伦鲍尔(AKK）在7月份被任命为联邦国防部长，本来在这之前有一种传说她本人也曾经跟默克尔提出过，希望在2019年年底或者2020年合适时直接接任联邦总理，当一年左右联邦总理，然后以这一特殊身份参加下一届联邦大选；第四件大事是社会民主党高层人事变动。2019年6月份原来党主席纳勒斯辞职，经过6个月党内争斗，2019年11月30日选出了“双主席”制的领导人，男士67岁，女士58岁，某种意义上实际是个老人班子。

我认为以上这四件大事集中反映了德国政治形势的几点变化，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点，传统政党凝聚力大幅下降，得票率很低，基民盟只在不来梅州得票率稍有上升，在其他三个州都大幅下降，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也大幅下降；社会民主党只是勉强保住了“生命线”。传统政党基民盟和社民党由原来政坛上的“舵手”变成了“和稀泥的中间人”，我认为这是很大的变化。

第二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得票率大幅度上升，而且成为德国东部三州新一届议会中的第二大政治势力，作为2013年刚刚成立的政党，目前有这样的选举政绩，也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相当值得我们关注。

第三点，绿党目前的形势，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绿党在我刚刚所说的所谓“4+1”选举当中得票率大幅上升，而且政治上的威望大幅提升，明显增强了绿党在德国政治舞台的话语权。随着目前德国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受到广大选民的热议，绿党在今后选举当中得票率还可能有所上升，甚至目前以社会民主党为头的左翼阵线，有可能变成以绿当为头的左翼阵线，也就是左翼党阵线的领头羊变了。若成为现实，这是很重大的变化，是二战之后德国政坛非常重大的变化。

第四点，基民盟主席卡伦鲍尔目前任联邦国防部长，这给新一届联邦总理可能候选人增添了不确定因素，就是说卡伦鲍尔未必一定是下一届基民盟推出的总理候选人。按照中国人一般的设想，她是默克尔当然的政治接班人，今天看来未必如此。第一个原因，她在竞选党主席的时候，得票率就很低，勉强当上了主席，可以说在党内没什么政治优势。另外，她担任基民盟主席之后，其政绩、威望、口碑都相当不好，据我看到的一些德国民调，她竟然有两次民调只得了18%、19%，支持率很低，而她的对手默茨则得到49%的支持率。所以说，她的名望、口碑很不理想。还有一个原因，基民盟内部强手如林，竞争非常激烈，她在其他四五个人当中也没有太多优势，她未必就有很大把握成为基民盟下一届联邦总理候选人，这就为未来联邦总理候选人选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第五点，在纳勒斯辞职之后，社会民主党经过六个月之久的争吵和整合，最后在2019年11月30日选出了“双主席”，所谓“双主席”制，就是大事情由两位主席决断，这是比较奇葩的领导体制。新当选的这两位领导人是社会民主党左翼中的保守派，他们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整合以及重整社会民主党方面定会困难重重。二战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凝聚力比较强的时候，基本都是社会民主党的中间偏右的势力主导的，从勃兰特，到施密特，到后来的施罗德，基本上都是中间偏右的。我们当时讲施密特，说他是拿错了党证的社会民主党人，他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但他的政策主张都近似于基民盟,应当拿基民盟的党证，这个意思是说，在党内能够整合形成强大政治势力，在老百姓心中有凝聚力、有威望的时候，基本是社会民主党内部中间偏右的势力主导。按照我的看法，左翼保守势力在党内的整合上会很困难，带领社民党在选民中争取更大的威信、形成更大的凝聚力，也就更不可能。而且他们的青年团的领导人也是左翼的，从党内一直到青年团都是左翼势力。在未来的联邦议会选举，不管明年什么时间或者是2021年秋天，该党的政治行情完全不乐观。社会民主党政治形势不乐观，就给德国国内政治形势带来严重不确定因素。

德国政治发生上述变化的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德国贫富差距正在扩大，具体数字时间关系不讲。

第二，中产阶层焦虑与不安，人数萎缩。1991年，中产阶层人数占德国人口总数的66%，2013年下降到61%，2018年下降到59%，人数正在萎缩。由于全球化加速了资本的流通，造成企业的迁徙，促使就业岗位变少；就业岗位变少了，但服务业增加了，所以德国总体就业状况不错，失业人口相对比较低。服务业就业率很高，但服务业工资比较低，而且实行的是行业工资制度，使得收入大幅下降。退休工资的改革也使得就业者的收入大幅度下降，1990年退休后可以拿原工资的55%，2000年只可以拿原来的52.6%，2010年只能拿52%，目前只能拿到48%，中产阶层的焦虑与不安，目前形成了“下滑的阶层”。

第三，民粹主义的泛滥，使得德国东部五个州实际形成了三股实力，即第一是左翼党，是极左的；第二是德国选择党，民粹主义的；还有极右的Pegida。这三股势力构成了东部地区不和谐、不稳定,也是全德不和谐，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第四，基民盟和社民党等传统政党面对变化了的社会政治新形势，拿不出替代性的纲领，无法回应选民的诉求，凝聚力大幅下降，传统政党的转型难度加大，而且转型难度越来越大。

最后再说几句关于德国外交政策方面的话。早前有学者就德国外交政策的动向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疏美挺欧”。“疏”者，“疏远”也。我认为这个判断，似可斟酌、值得商榷。我认为德国的外交政策顺序基本是：欧盟，跨大西洋联盟，然后是俄罗斯-东盟，然后是日本、中国和印度。2017年以来，德国与美国的矛盾，或者说欧洲与美国的矛盾，实际主要集中在五个大方面：第一方面是德国的难民问题，特朗普多次指责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第二是贸易问题；第三是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第四是北约军费的摊派问题；第五是美国的“退群”问题。

特朗普上台之后，德美关系或者欧美关系跌宕起伏，矛盾很多，默克尔发过不少的牢骚，也放过不少的狠话，最典型的大概是讲（大意），如果今后有事了，我们不要指望美国人会主动承担责任，欧洲人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句话是默克尔对美国讲的最典型的一句话。有两个意思，一是对美国非常不满、发牢骚；二是对美国施加点压力。我认为她今年11月27日北约伦敦会议后，在联邦议院的那个讲话才真正、十分坦诚的讲了德国或者默克尔内心的东西，她讲我们现在还得靠北约，冷战时候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靠北约就是靠美国，她讲的很清楚。欧盟要成为世界上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首要的前提就必须摆脱美国的控制，而目前德国做不到，欧洲做不到。德国欧洲与跨大西洋联盟的三大战略支柱：（美国操控的军事同盟，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关税同盟、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同盟）至今没有重大变化。德国和欧洲也没有一点点“疏美”的战略举措，都是一些经贸层面、技术层面的你争我夺，双方都没有战略性举措，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第一就是保证这个国家自身的安全，第二就是保证这个国家的发展。外交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根本就是这两个。目前德国离不开北约，欧洲离不开北约！而北约核心是美国，这就是现实！离开现实，何谈“疏”呢。他们有分歧，但仍然处在千方百计挽救双边关系的状态。我认为，清醒的判断欧美关系或者德美关系，对确立我们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外交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