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伊始至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世界各地基于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尤其是不同文化背景而采取各具特色的防疫抗疫行动。2020年8月21日，由欧洲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国际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线上学术研讨会以“新冠疫情对世界社会的影响”为主题，邀请我院国际学部各所（院）从事社会文化研究的20多位学者，对各自研究的区域国别社会受新冠疫情影响而产生的诸多变化进行讨论，涉及新冠疫情对各国社会的冲击与影响、新冠疫情与公共危机治理、新冠疫情下各国“中国观”变化与文化政策等议题。此次会议欧洲所重点学科“欧洲社会文化”研究第二次牵头举办我院国际学部从事世界不同区域、国家社会文化研究的论坛活动，该活动的宗旨是建立一种加强横向比较研究，共同探讨国际社会文化研究的学科建设、研究合作与人才培养的新机制。

欧洲研究所所长吴白乙研究员在欢迎辞中以美国大选预测失灵为例，强调社会文化研究作为国际问题研究中最基础且最关键的部分，其本身便蕴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政治意旨，能有效弥合国际关系对外政策单从政治、经济等角度进行解释的不足。因此，社会文化亟需在国别与地区研究中被凸显，并通过构建社会文化研究共同体的合作机制，促进同行交流、共享共建，从而增强从文化视角分析世界经济、政治问题的能力。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研究员受邀做主旨发言。他指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和欧洲乃至国际的视野来审视新冠疫情的影响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角度。以文化视角分析新冠疫情下不同国家与民族、不同历史与宗教文化背景下各行为体的应对举措，将从更深层面上带动我们对哲学社会科学认识范式革新的思考，不确定性、危机与变局不仅酝酿着变革，也酝酿着新的理论与方法，而在新的理论范式转换中社会与文化研究的视角决不能缺席。如果将“时”与“空”的视野放大，从广义的世界文化来审视当前的疫情与各种危机，从宏阔的社会变迁中探寻秩序、规则与当前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之间的联系，社会文化研究的视野无疑是极有力的分析与解释角度。

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胡澎研究员指出，新冠疫情下日本的雇佣形势不容乐观，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但随着人们逐渐适应新的工作方式，整个社会将孕育一场新的生活方式的革命，而地方社会或将迎来一个发展的机遇。亚太院社会文化室主任许利平研究员就新冠疫情对东南亚社会影响情况做了介绍，指出东南亚各国国情差别大，疫情的影响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但无疑已经导致各国不同程度的经济下行风险、失业率攀升等问题，宗教传统文化活动也遭受巨大冲击。拉美研究所社文室副主任林华副研究员对疫情导致拉美社会收入下降、就业形势恶化、社会不公加剧、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等情况进行分析，指出当前各主要国家的疫情拐点尚未来临，而积极开展疫苗的合作研发将是各国重要的期待。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南枝认为，新冠疫情为美国社会带来差异化冲击，其根源在于联邦制、三权分立、两党政治及其博弈导致的“散装美国”。美国的纾困举措使经济利益优先于生命，反映出两党政治心照不宣的“默契”，面对社会、经济、政治与人道主义危机，精英们对自身制度、文化的缺陷认知无能，对内对外“甩锅”，使国家与社会运转陷入恶性循环，而与之相反，中国抗疫取得初步成功，这得益于中国“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中国为世界各国的防疫抗疫事业交出一份极具借鉴意义的答卷。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桂香、马强以及助理研究员刘博玲分别从疫情对俄罗斯社会的影响及政府的应对举措、俄罗斯的贫困问题治理以及疫情下俄罗斯社会基础设施及社会治理等问题做汇报研讨。王桂香指出，新冠疫情导致俄罗斯收入降低，由此产生的经济压力骤然显现，疫情的持续将进一步导致社会内部收入的分化。刘博玲指出，贫困问题是俄罗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俄罗斯国家政策的稳定性，但俄罗斯特殊的文化与贫困观使其形成“崇拜苦难和享受苦难”的国民心态，这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因素。马强从国家治理和社会基础设施“软”与“硬”两个方面剖析俄罗斯抗疫实践，指出从社会文化研究共同体的视角切入，建立国际社会之间的比较框架，不失为一个有益的研究维度。

亚太院副研究员王晓玲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韩国抗疫的成功举措进行了剖析。她认为，得益于韩国在政治文化领域对广泛的民主参与、民主协商等价值观的高度共识，以及在经济领域对经济民主化这一主流话语的强调，韩国政府在疫情中积极构建政府话语，在各个系统中搭建沟通机制以分散政府责任，通过舆论监督实现利益均衡，这些因素相辅相成，是韩国抗疫举措高效、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淑娥就疫情下日本对紧急状态问题做出分析，指出紧急状态作为各级政府治理危机的一种手段，应该会长期持续存在。美国研究所博士后李家驹基于美国自组织的考察，对新冠危机中美国社会的韧性展开讨论，指出在风险社会中，社会自组织有其应对危机的特殊优势，在一些专业领域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也更具针对性，是完善公共危机治理以及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梅就日本在欧洲的文化输出政策进行汇报分享，强调文化输出是日本软实力的重要标志，疫情使东京奥运会推迟举办，也必将导致配套的文化活动、日本的对外文化宣讲遭受冲击。

欧洲研究所多位学者参会并发言。刘作奎研究员就新冠疫情对欧洲社会的影响从模式分析的角度，对中东欧国家抗疫模式未得到认可的原因做了分析。杨解朴副研究员从政党与民意的视角，就新冠疫情对德国社会的影响展开分析，指出难民危机将是未来需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贾瑞霞副研究员对瑞典的抗疫治理做出分析。基于对法国研究的共同关注，彭姝祎研究员就新冠疫情至今法国“中国观”的变化情况展开分析，张金岭研究员则基于法国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的实践，就公共危机背景下国家角色与责任问题进行了讨论。鞠维伟博士从媒体宣传的角度，用定量分析法，对中东欧国家的“中国观”进行分析，认为媒体对中国抗疫的反智主义、污名化与西方主流媒体的引导密切相关。孔元博士就新冠疫情背景下英国“中国观”的变化做出分析，并指出中英关系未来将出现一种“两手推动”、“三轨并行”的制衡状态。郎加泽仁博士对比利时在新冠疫情下的文化政策支持措施进行了分享。

孔田平研究员先后在“新冠疫情对各国社会的冲击与影响”两个研讨单元进行评议。他表示，新冠疫情是观察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演化的窗口。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满足防疫的需要和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之间保持平衡，这是最大的挑战。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是加速器，加速了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恶化。在这次疫情之后，各国要面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上升的势头，同时也要警惕全球可能出现的反华、排华的倾向。此外，孔老师还表示希望能看到学界有研究进一步深入到更小的一些分析单元，探讨疫情对于家庭、社区、社会、不同地区的影响，以及这些不同单元的应对之策。

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田德文研究员主持主旨报告环节并对研讨会进行总结。他表示，社会文化是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尤其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孤立存在的。社会文化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一个特有的研究领域，在国内各种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中具有比较优势。国际社会文化研究应该积极进行跨学科、跨领域、跨国别、跨区域研究，这样才能不断提升我院国际问题研究的广度、深度和高度，为我院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文中各位学者观点，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未经当事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