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芳: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德公共卫生合作的机制、问题与潜力

202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以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了2020年“德国形势年终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从德国政治与外交形势、德国经济与投资形势、德国与欧盟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德与中欧关系等方面进行研讨,现将陆续推送嘉宾的发言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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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公共卫生合作是近年来中德之间签署的一系列的合作文件中每每都会包含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新冠疫情的出现,两国的卫生合作以及两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合作,也越来越重要。在中德两国卫生合作的机制上,既有国际机制,也有双边机制。国际机制包括以世界卫生组织发挥主导作用、以国际卫生条例为指导原则的正式国际机制,以及二十国集团这样非正式的国际机制。

在双边机制方面,2013年中欧之间签署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其中明确提出了要扩大双方在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对话。中德之间1980年签署了《中德卫生合作协议》,此后这个协议不断延长。2014年《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中也有明确规定,要加强中德在公共卫生应急和突发事件医疗救援领域开展交流、培训、演练等等合作。在接下来的中德政府间第四轮和第五轮磋商中,中德两国政府都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有具体的关于卫生合作的规定,同时这两次政府间磋商期间也分别举行了中德卫生对话,分别签署了《2017-2018卫生合作行动计划》、《2018-2020卫生合作框架协议》。

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德政府领导人之间保持着定期的通话,建立了良好的对话机制,像德国的默克尔总理和中国的国家主席、总理,两国的外长、卫生部长,都在就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和防控以及下一步合作交换意见。此外还有中德之间省、州伙伴关系、友好城市之间合作机制,还有中德之间不同医疗机构、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

在所有这些机制的推动之下,中德卫生合作不断发展,但面临疫情冲击,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首先可以看到卫生问题被政治化,特别是在疫情初期,德国国内出现了不利于疫情防控和卫生合作的声音,有乱贴污名化的标签,包括媒体和部分德国政府领导人,将卫生议题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这些都不太利于中德卫生合作的顺利开展。

第二个问题是两国的疫情治理模式有差异,这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理解是基于不同国情所决定的。具体来说,中国采取了生命健康导向的联防联控型式的积极防控机制,宁愿付出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但希望通过严密的防控措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而德国更多是采取了多方利益平衡导向的应急型被动防控机制,也就是说在控制疫情和保护经济之间寻找平衡点,力图将经济和社会的代价降到最低程度,这样能够实现保经济的目标,但疫情持续时间也比较长。这是由于两国不同国情所决定。问题在于,两国对于对方疫情治理模式并不是完全理解,例如德国媒体在疫情初期到现阶段的报道中,始终在拿中国疫情治理模式,包括中国制度做文章,试图塑造一个“强大而可怕的中国”的负面国家形象,不利于双方的相互理解、交流与合作。另外一方面,由于模式的不同,双方在公共卫生合作形式和内容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以相互之间物资援助为主,对疫情预警和联防联控内容比较缺乏实质性的合作。

第三个问题上,可以看到中德两国在完善全球卫生治理方面的理念有明显区别。在中国提出了要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发挥世卫组织的领导作用,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世卫组织的支持和资金投入,同时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的物资、技术和人力支持。但德国政府在2020年出台的一份题为《责任创新伙伴关系共同塑造全球卫生战略》中,对德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和行动框架做了明确规定,要求德国强化自己全球卫生区位优势,推动相关机构国际化,培养德国在全球卫生组织中的后备力量,同时也特别强调德国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应当坚持基于价值观和规则的原则,特别提出要以保护人权、善治等等作为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这种理念上的差别,也必将会影响到中德两国在改革和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合作。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尽管中德关系、德国未来的政治格局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一点——遏制疫情、加强卫生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完善符合中德两国共同利益,中德两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合作还有很多可以作为的地方。

首先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虽然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也是起作用的,但在公共卫生危机时刻,专业化以及科学至上是最重要的原则,中德之间应当加强关于公共卫生的教育、科研等交流与合作,并且超越物质层面的合作,逐渐走向理念和制度层面。

其次,未来在非洲、拉美等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公共卫生危机爆发的几率还是会很高,流行病也会迅速传播到欧美和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中德两国都认为应当加强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建设,都认为需要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卫生危机,而且两国也都具有这样的实力和应对危机的经验,所以两国合作有良好基础,同时也必然有利于加强世界卫生组织在统筹调配全球力量、资源和手段方面的有效性。

最后,中德两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问题上有合作,也可能会有冲突。合作是主流,但双方在理念上的冲突会集中体现在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改革导向,是基于价值观、所谓基于规则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作为目标,还是建设基于相互尊重、文明互鉴等价值内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可能在未来导致冲突和矛盾。关于中德合作,未来一定会加强,具体走向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讲师)